金融宏觀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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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心理預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眾 宏觀經濟政策
一、引言
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fā)越來越頻繁。尤其是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資者信心崩潰。如何樹立“比貨幣、黃金還貴重的信心”，已成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
實際上最近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最初實體經濟基本面并沒有顯著惡化，只是由于虛擬經濟的波動拖累了實體經濟，最終導致整體經濟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動，大周期”。以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據IMF統計，美國抵押貸款和相關證券規(guī)模不足1.4萬億美元，已將全球經濟拉人泥沼，不能自拔?？梢姡鹑诮洕芷谝磺倚纬?，治理起來則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經獲批的救市方案金額已逾4萬億美元，救市規(guī)模已遠遠大于次貸規(guī)模，但讓人失望的是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聯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驅散次貸危機的陰影，達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顯，金融危機期間負向波動被金融市場缺陷和人們的悲觀預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機并從中擺脫出來，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關鍵要治療公眾的悲觀預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的恢復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機，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場缺陷和心理預期在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傳導機制，才能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
1、國外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外學者主要從金融市場缺陷――市場信息不完全導致的預期偏差角度間接描述了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費舍爾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認為，經濟繁榮階段由于微觀主體樂觀預期導致的“過度負債”與經濟蕭條階段基于悲觀預期的“債務清算”形成了金融經濟周期，危機爆發(fā)后企業(yè)為清償債務而廉價銷售使凈值下降，引起利潤水平下降甚至破產，進一步導致產出和就業(yè)水平下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心理預期是影響供給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決定因素，就業(yè)水平、貨幣需求、投資水平以及經濟周期都與之有關。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缺陷在經濟蕭條時期被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放大，導致企業(yè)凈值降低，外部融資困難，從而使得投資下降，產出減少，危機進一步加劇。米爾頓從委托一問題的逆向選擇出發(fā)，分析了金融危機下微觀主體中鍛行的行為：負向沖擊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準備金，銀行可貸資金將減少。銀行為了滿足資本充足率和法定準備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擠兌危機”和“流動性困境”，采取壓縮自身信貸規(guī)模、規(guī)定更加嚴格的信貸合同、催還企業(yè)貸款和提高信貸實際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業(yè)的可貸款規(guī)模減小，成本上升。投資急劇減少，整體經濟的活躍程度降低。
2、國內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心理預期角度論述了微觀主體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劉駿民，許圣道等認為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傳導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虛擬經濟是以心理為支撐的價值系統。其獨特的定價方式與人們的預期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而且由于現代金融市場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與生俱來的貪婪、恐懼和從眾心理決定了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注定了虛擬經濟具有過度波動性和敏感性。劉春航，張新指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比較大的環(huán)境下，心理預期所發(fā)揮的作用更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心理預期來間接影響投資行為。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發(fā)揮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參與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場，才能對各種宏觀政策信號作出及時地反應，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認為金融危機期間，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心理預期在危機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傳導過程中起了推波助讕的作用。
三、治理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大部分研究在選擇宏觀經濟政策治理危機時都忽視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預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張選擇明確的擴張財政政策。輔以適當擴張的貨幣政策甚至中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期間當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再也不會使利率下降，進而不會使投資和產出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失效。從而主張選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治理衰退。貨幣主義學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單一規(guī)則貨幣政策認為。應避免貨幣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經濟出現什么情況。央行都應保持穩(wěn)定的增長率，確保經濟主體享有穩(wěn)定的貨幣政策環(huán)境預期，以實現經濟穩(wěn)定。
但是。在次貸危機中我們觀察到一個事實：危機期間理性預期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機制發(fā)生改變。經典理性預期假定認為公眾能夠對政策制定者的行為做出合理預期，事先估計擴大貨幣供給帶來的物價上升，從而在物價上漲之前。工人就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從而導致雇主因為成本增加而放棄擴大生產的打算，因此貨幣政策失效。但是。在這次危機期間，由于失業(yè)人數增加和就業(yè)壓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資的動機和談判籌碼，結果是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同時利率下降，企業(yè)投資成本降低，從而最終導致企業(yè)因為投資成本降低而擴大雇用人數，擴張生產，提高產出水平，即擴張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從邏輯上講，擴張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恢復最有效，擴張貨幣政策則對恢復虛擬經濟最有效，危機起源于虛擬經濟，繼而拖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衰退是因，實體經濟衰退是果。如果只重點治理實體經濟衰退，而虛擬經濟仍未恢復的話，實體經濟還是會被虛擬經濟拉入泥沼。所以，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樹立投資者的樂觀心理預期，有利于恢復虛擬經濟進而使整體經濟復蘇。
四、一個簡單博弈模型
在上一節(jié)的分析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通過一個兩階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來論證和描述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機中發(fā)揮作用。宏觀經濟政策發(fā)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政府與公眾包括企業(yè)和家庭的基于市場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動態(tài)博弈過程：政府通過發(fā)送各種信息或信號――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企業(yè)和家庭觀測到信號后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政府根據企業(yè)和家庭的預期再重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過程。在詳細描述博弈模型前。我們需要了解幾個函數：
1、企業(yè)產出函數：
式中表示充分就業(yè)時的產出水平，u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為
公眾預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b0表示宏觀經濟政策與預期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產出的作用。這個產出函數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在金融危機時期意料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也能影響產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數：
這個收益函數的含義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使“產出低于目標水平的損失”與“宏觀經濟政策松動導致的通貨膨脹、聲譽損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松動有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在政府收益函數中的權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關心失業(yè)或產出增長更甚于通貨膨脹，由于凱恩斯主義者主張干預，所以在金融危機時期，傾向于選擇較小的以獲取較低的失業(yè)水平或較高的產出水平，即。
3、企業(yè)的收益函數：
企業(yè)收益函數告訴我們企業(yè)總是試圖正確預測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在時他們的收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具體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參與者：政策制定者，公眾(企業(yè)和家庭)；
Ⅱ 政府類型：凱恩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
Ⅲ 博弈順序：
a 自然賦予政策制定者某種類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眾發(fā)出選擇緊縮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號；
b 公眾形成對第一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c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預期，其后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選擇第一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d 公眾觀測到(但不能觀測到政策制定者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然后形成對第二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e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然后選擇第二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這個兩階段非完美信息動態(tài)博弈的均衡解告訴我們：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能夠明確判斷出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因而他們預測的宏觀經濟政策松緊程度與政策制定者實際實施的宏觀政策能都達成一致，從而不會形成悲觀預期，能夠做出與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資決策，有利于較快走出危機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只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現行政策，而無法觀測到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即不知道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在悲觀預期和風險厭惡的雙重約束下，公眾可能減少投資，因而不利于經濟恢復。為了讓公眾明確自己的類型。政策制定者在實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時，可以通過突破以往尺度的寬松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來表明自己的類型，使公眾相信政策制定者會繼續(xù)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直至經濟復蘇。從而有利于提振公眾信心，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復蘇起來。
五、政策建議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執(zhí)行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及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應。因為不管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需要獲得公眾的理解、接受并主動配合。
(一)金赫危機期間，貨幣政策依然有效
對實體經濟而言。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影響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使消費者對未來更加明朗，減弱謹慎動機，提高消費傾向；可以降低企業(yè)投資成本，使投資預期收益率大于投資成本而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對虛擬經濟而言，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公眾信心恢復。有利于資產價格上升，資產價格上升又可以通過托賓q效應、莫迪利安尼財富效應、資產負債表效應，進一步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與消費帶來積極影響，最終形成良性循環(huán)，從經濟周期中恢復過來。
(二)政策制定者辟遞政策信號的明確性套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機期初選擇明確的政策信號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為完全信息，從而有利于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眾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樹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機治理態(tài)度后，要保證按照態(tài)度傳遞的信號制定政策并嚴格執(zhí)行，以向公眾鞏固其在危機中的積極態(tài)度，從而有利于經濟恢復。
第2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jié)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huán)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xù)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yè)，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huán)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xù)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chuàng)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jié)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guī)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見，這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fā)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yè)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yè)，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xù)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guī)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xù)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fā)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fā)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fā)債規(guī)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yè)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fā)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chuàng)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huán)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第3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伴隨著貿易的全球化,中國金融業(yè)面臨的全球化和國際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問題;其二是銀行業(yè)的開放問題;其三是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與全球化進程。這三方面的問題構成中國金融業(yè)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
一、必須按市場化的趨向逐步建立利率與匯率的調整機制
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在肆虐亞洲各國,甚至影響歐美金融市場時,中國能夠不受太大的影響,主要是現行體制對金融沖擊起到了保護作用。中國銀行和證券市場尚未對外開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匯存款和離岸信貸,再加上嚴格的外匯管理使中國不可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國際資本流出或稱資本外逃。同樣,人民幣的不可自由兌換則有效地防止了擠兌風潮,在外匯流入流出方面沒有對中央銀行構成壓力,使人民幣不貶值問題成為可能。
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中國有效地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維護亞洲地區(qū)的穩(wěn)定起到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一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期,如果國外需求和投資構成本國經濟的重要來源時,利率和匯率與國際資本市場隔絕或脫節(jié),將會對本國儲蓄和外匯匯價帶來誤導。當國內利率與國際貨幣市場利率存在較大差距時,套利性的借貸必然出現。同樣,當匯價高估或低估時,對本國進出口和幣值穩(wěn)定也產生不利影響。由于固定匯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釘住一國貨幣,而被釘住國家的貨幣匯價往往因其經濟與金融狀況變化而變化,因此它可能使釘住國家貨幣匯價脫離自身的價值基礎。這就要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既要維持匯率的穩(wěn)定,也要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的變化情況,及時對匯率進行調整,避免固定匯率走向僵化。
中國基本上實行的是計劃利率和固定匯率制度。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須改革現有的利率管理體制和固定匯率制度。從改革的方向上講,將是逐步朝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化的目標邁進。如果沒有亞洲金融風暴,這項改革的進程會快一些,現在看來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廢食,停頓利率及匯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時也要避免放開匯率過急,草率開放本國市場的傾向。因為兩者都會醞釀中國的潛在金融風險,前者會使我們容易產生對人民幣的高估,使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對外貿易及外匯儲備方面矛盾不能真實反映出來,導致國際經濟的失衡;后者則容易使中國經濟在缺乏充分準備的條件下,過早地融入國際貨幣市場體系,失去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與匯率的靈活調整機制,有步驟地放松對利率與匯率的管制,是正確應對當前經濟全球化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銀行業(yè)的開放必須謹慎進行
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yè)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國金融業(yè)的開放問題。銀行業(yè)和保險業(yè)的對外開放是金融業(yè)開放的中心內容。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外國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并要求開設分支機構,開展人民幣存貸款業(yè)務,尤其是中國希望加入WTO,西方國家會以中國必須允許跨國性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和開放本國銀行業(yè)市場作為條件。因此,從長遠發(fā)展需要看,中國必須認真研究銀行業(yè)的開放問題,要研究中國銀行業(yè)開放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時機;要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yè)銀行的監(jiān)管,妥善處理銀行業(yè)存在的金融風險;要研究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形式、業(yè)務范圍和監(jiān)管要求;要研究銀行業(yè)市場開放后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場開放過早而失去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應擔當的角色,而且應從戰(zhàn)略的高度研究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應對政策,這是確保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課題。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銀行業(yè)的開放首先要研究銀行體系存在的金融風險問題。中國銀行體系中存在的金融風險是由兩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委定項目、銀行拿錢”的信貸計劃管理體制而形成的不良貸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計委擠財政、財政擠銀行。這種信貸風險或者說是銀行的金融風險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韓的政府主導貸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風險,這是因為經濟過熱,如房地產熱和股票熱形成的泡沫經濟,當資產價格下跌后,銀行出現呆帳和死帳。化解銀行業(yè)的金融風險應該說是增強本國銀行資本實力,步入良性循環(huán)和實施銀行業(yè)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
如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jiān)管,是銀行開放的另一重要條件,它包括政府對銀行的監(jiān)管和銀行自身風險控制兩個方面。我們在討論銀行監(jiān)管水平時往往強調中央銀行的監(jiān)管水平,這是不夠的。因為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依賴于每一家銀行自身風險控制水平的高低。從東亞金融危機的情況看,中央銀行的監(jiān)管制度基本上來源于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監(jiān)管模式,應該說有一套比較接近市場經濟運作的監(jiān)管制度與法律體系,但金融機構還是普遍出現經營管理不善、風險控制不嚴、不良資產增加等問題。因此,借鑒亞洲金融危機教訓,既要認真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yè)銀行的監(jiān)管框架、方法與內容;同時也要研究銀行經營風險問題,只有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良性互動、健康運行的金融體系。
三、在培育本國市場的基礎上穩(wěn)妥進行證券市場國際化
證券市場從新興市場逐步發(fā)展成為成熟市場的過程,必然伴隨著本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因為一國經濟從起飛階段到發(fā)展成熟階段,必須將本國經濟由封閉型轉變?yōu)殚_放型經濟體系,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成熟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從這層意義上講,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中國證券市場發(fā)展必須面臨的問題。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涉及本國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兩者之間的發(fā)展關系。尤其在本國市場未充分發(fā)育前,要不要邁出國際化的進程,一直是存在爭議的題目,也貫穿著發(fā)展證券市場的指導思想。中國從1990年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始建立中國的證券市場之初就邁出了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步伐,主要是進行B股市場的試點,允許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企業(yè)的股票。1993年又進行了發(fā)行H股的試點,讓中國企業(yè)到香港上市,后來又擴展到美國、英國、新加坡進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種觀點認為把好企業(yè)都拿到外國去上市,不利于本國證券市場的發(fā)展,應以發(fā)展本國市場為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建設既要利用本國資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國資本。運用股票形式在國際資本市場籌集資金與發(fā)展本國市場并不矛盾。因此,在證券市場國際化戰(zhàn)略上存在如何處理好本國市場(HomeMarket)與海外市場(OverseasMarket)的關系問題。
第4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國際協調 溢出效應 合作博彝 以鄰為壑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1)01－0071－76
一、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矛盾及各國宏觀政策沖突
2008年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全面爆發(fā)后，經過各國政府和貨幣當局的危機治理，全球經濟開始逐步企穩(wěn)。世界經濟實際GDP增長率由2009年的-0.6％恢復到2010年的4.8％(預期值)，渡過了一個“最黑暗的時刻”。但是，導致此次危機的諸多因素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全球經濟呈現出不平衡的復蘇，修復經濟體系和重塑金融穩(wěn)定依然任重道遠，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危機已經結束，可以說，現階段全球經濟步入了后危機時代。
金融危機的陰霾雖然尚未在全球范圍內消散，但與危機發(fā)生之初各經濟體一致采取擴張性的刺激政策應對普遍經濟下滑的狀況相比，世界經濟和各國應對危機的治理之策呈現出了新的特點，集中表現為全球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周期矛盾，由此帶來的各經濟體在危機治理中宏觀政策的沖突以及“以鄰為壑”的政策取向。
1、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的矛盾
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在經歷了大規(guī)模的經濟刺激之后，經濟情況出現分化，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位置大相徑庭，體現在經濟增長和通脹前景兩個方面。近期宏觀指標顯示美國的復蘇前景仍不明朗，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長2.5％，失業(yè)率高達9.6％，10月份通脹率為1.2％，消費者信心指數仍處歷史低位，且于10月份再次下滑。歐元區(qū)2010年10月CPl年率上升1.9％，符合歐洲央行將通脹率維持在2％以下的目標，然而各國經濟卻呈現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兩極分化現象凸顯。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長1.9％，其中德國一國就貢獻了三份之二左右的增長份額，而南歐國家依然身陷債務危機的泥淖，信用等級遭遇頻降，經濟增速接近為零。就在歐美經濟復蘇依然堪憂的背景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因為良好的經濟增長前景和較大的匯差而成為全球流動性逐利的戰(zhàn)場。中國近期的宏觀數據甚至表明存在經濟過熱的風險，2010年第三季度GDP依然保持了9.6％的高增長率，與此同時，10月份CPI飆升至4.4％，創(chuàng)下近25個月以來的新高，通脹隱憂驟生。
2、各國在危機治理中宏觀政策的沖突
針對自身不同的經濟狀況，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對疲弱的經濟基本面。高企的失業(yè)率和通縮風險，美聯儲于2010年11月啟動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決定在2011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以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同時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水平不變。這實際上就等于開動美國的印鈔機，向經濟體系輸送新的流動性，通過天量流動性的注入，降低美元匯率，一方面可以減輕債務負擔，另一方面使得美國的商品與服務在海外更具價格競爭力，有利于改善貿易逆差；同時美元資產更加便宜，從而吸引海外資金流入，推高資產價格。弱勢美元的代價是輸入性通貨膨脹，但如今美國面臨的是通縮風險，暫無通脹隱患，量化寬松的政策對當前的美國來說實在是極具誘惑力。歐盟當然也想通過“弱勢歐元”改善貿易逆差，但當務之急仍是化解債務風險的隱患。平衡財政的迫切要求使歐盟暫時在貨幣政策上保持了堅挺的態(tài)度。美聯儲“再次注水”引發(fā)日本等國家采取跟隨策略，也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則是新興經濟體。它們將不得不面對本幣升值、外匯儲備縮水、資本流入、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等一系列問題的嚴峻挑戰(zhàn)。世界銀行在2010年10月19日的《東亞與太平洋地區(qū)經濟半年報――復蘇強勁，風險上升》中指出，東亞各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已普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大量資本流入和貨幣升值壓力增大可能對政府決策提出新的挑戰(zhàn)。新興經濟體如今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如果要退出刺激政策，那么就要允許貨幣升值；如果要維持貨幣穩(wěn)定，那么就要以過度刺激經濟為代價。面對日益高企的CPI，中國央行連續(xù)出臺了適應性的貨幣政策以對沖流動性。2010年10月19日，在時隔近3年后重啟加息工具，將銀行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并在11月10日至19日的9天之內連續(xù)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考慮到之前的差別化調整因素，部分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高達19％，已經突破歷史新高。
由此，各國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中的沖突顯而易見：美國、日本一意量化寬松。以刺激復蘇為己任；歐盟暫時專注于緊縮赤字，平衡財政；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在應對本幣升值和通貨膨脹中艱難尋找平衡之道。面對當前的矛盾和沖突。如果各國不能精誠合作，全球金融體系就會周期性地出現不穩(wěn)定，走上不可持續(xù)、最終趨于崩潰的道路。
3、沖突的源起：“以鄰為壑”的政策取向
美國QE2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以鄰為壑”的政策取向。全球經濟史上“以鄰為壑”的例子并不少見，但把禍水引向鄰居家的種種行為無一例外地演變成為一場無人勝利的戰(zhàn)爭。在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美國是當時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為了提振受危機影響的國內需求，1930年5月19日，美國國會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根據這項法令。約75種農產品和925種工業(yè)品關稅提高，平均關稅率達到了60％。此舉隨即引起多個國家的抗議和報復性行動，英國在1932年通過了《進口關稅法案》，又和其附屬國、殖民地簽署了《渥太華協議》，宣布英聯邦成員之間實行“帝國特惠制”，同時一致對美國的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以貿易保護對抗貿易保護。隨后，全球60多個國家卷入貿易戰(zhàn)，陷入了貿易下滑和經濟減緩的惡性循環(huán)，世界貿易總額下降了70％。而美國也引火燒身，進口額和出口額驟降50％以上，1933年失業(yè)率高達25％，GNP比1929年下降了三分之一。金融領域的貨幣戰(zhàn)爭同樣激烈，當時，美國羅斯福政府拒絕參與國際金融協調與合作，堅持不承擔穩(wěn)定世界經濟的義務，為了保護國內利益，甚至推行《黃金儲備法案》和《購銀法案》，加大美元的貶值力度。而美國的購金購銀行為迫使多個金本位制、銀本位制的國家如比利時、法國、中國等退出金、銀本位制度，紛紛加入貨幣貶值的行列。這種“以
鄰為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世界金融體系在20世紀30年代的分裂，世界經濟秩序也進一步惡化，而美國也未能依靠“損人利己”的政策在二戰(zhàn)前走出30年代的大蕭條。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同樣可見“以鄰為壑”的政策大行其道。危機之初，美國“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限制境外投資”、“增設貿易壁壘”的系列政策無一不彰顯美同意欲轉嫁危機的企圖，而如今在后危機時代，又肆意拋出“量化寬松”的政策，其本質仍是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而保全自身的利益。
以史為鑒，“以鄰為壑”的政策并不能幫助一國走出困境，反而會激化全球矛盾，引發(fā)更惡劣的情況。面對當前的全球經濟矛盾和各國的危機治理沖突，更好的選擇是：各國強化危機治理政策的國際協調，共同地采取行動，從而推動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蘇。
二、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經濟體之間由于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匯率渠道的存在使得開放經濟條件下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宏觀政策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效果。在封閉經濟中，一同只需根據本國的經濟狀況制定政策以達到其想要的經濟目標；而在開放經濟中，一國將面臨更加復雜的情況：一國的政策將對他國產生影響，表現為“溢出效應”；同樣，他國的政策影響也將“溢入”本國，干擾本國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各國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這種“溢出”和“溢入”的外部性，這就要求各國進行政策協調以增加經濟福利，“以鄰為壑”的政策在開放條件下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據。
事實上，在危機爆發(fā)的前期，由于世界各國普遍遭遇重創(chuàng)，主要經濟體以及各種國際組織迅速行動起來，紛紛推出一攬子的應對策略，其治理方案在內容涵蓋上不可謂不全，在力度決心上不可謂不大，在針砭積弊上不可謂不深，各國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使得全球經濟和會融系統的穩(wěn)定性得以改善，危機環(huán)境下國際協調所發(fā)揮的作用也得以體現。而如今，各國經濟政策目標的差異使得世界經濟復蘇的不平衡性進一步顯現，為調整這種不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就愈發(fā)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宏觀政策的溢出效應。如果是在封閉經濟下，各國采取“各自為政”的措施也并無大礙，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僅僅同于本同的經濟狀況制定政策，而無視政策的外部效應，或者僅僅以個體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損害他國的利益。那么最終的政策效果難以形成集體福祉，更無法推動全球經濟復蘇。
2、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可行性
既然在制定宏觀政策中有必要進行國際協調，那么國際協調是否能夠幫助解決各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呢?博弈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幫助解釋國際協調的可行性。
博弈思想源遠流長，而博弈論卻是一門相對年輕的科學，但自1928年馮?諾依曼首次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后，博弈論被廣泛地運用于各學科的研究，并為現實中的決策提供了許多啟迪。1944年，馮?諾依曼和奧斯卡?摩根斯頓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提出了博弈論的兩個經典框架：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隨后，約翰?納什在1950年憑借兩篇論文確定了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在經濟學的應用方向。
非合作博弈與合作博弈之間的區(qū)別主要在于各博弈方的行為在相互作用時，能否達成并執(zhí)行具有約束力的協議(binding contracts)。如果不能，就是非合作博弈；反之，則是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強調個人理性、個人最優(yōu)決策，其結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無效的。廣為人知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個典例，個體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卻最終造成了對所有人都不利的結果。與之相反，合作博弈強調的是集體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博弈過程中，各方的利益都能夠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損害，而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使得整體的利益有所增加?？梢赃@樣說，非合作博弈偏重于對競爭的研究，而合作博弈則更傾向于對合作的研究。
1976年日本經濟學家濱田宏一(Hamada)使用博弈論的分析框架建立了Hamada模型，從理論上對國際經濟協調的可行性及效率進行了全面的分析。Hamada模型揭示出當兩國不進行政策協調時的兩種非合作均衡都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而經過協調后的合作均衡實現了帕累托最優(yōu)。瓦什(Carl E.Walsh)對Hamada框架進行了改進，研究了兩國在對稱性沖擊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協調的合作政策和非合作政策，并對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價，指出合作政策比非合作政策產生更多的收益。Hamada的兩國模型結論可以擴展到多國，多國之間如不進行宏觀政策的協調則是無效率的，通過國際協調可以實現各國的帕累托最優(yōu)，協調后的整體福利也高于不協調的狀態(tài)，因此多國間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具有可行性。
三、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有效路徑
面對前景不明的全球經濟，各經濟體應選擇自保還是協作?在政策上是同舟共濟還是以鄰為壑?答案不言自明。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增加了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保證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就成為問題的關鍵。保證有效的政策協調，可以通過以下路徑實現。
1、尋找利益共同點
國際協調的前提是各方必須具有潛在的共同利益。如沒有利益共同點或者一致的目標，那么國際協調就沒有必要。找到了利益共同點，就等于各方在某一方面達成了共識，具備了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基礎，從而保證各方能夠朝著一致的目標共同努力。
2、達成政策均衡
在一致目標和共同原則的指導下，各方可以結合自身的經濟發(fā)展情況進行磋商，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達到政策均衡，實現集體利益最大化。在協調的過程中，從短期看，部分國家的現實力量可能使其在協調的利益分配中占有優(yōu)勢，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各方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長，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長期的利益平衡點。
3、確保各方保持均衡
在達到一個均衡點之后，在不發(fā)生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各方應共同保持均衡，但因為各方都存在個體理性，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打破均衡的沖動。為限制這種沖動，維持國際協調的均衡，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保證，按照由易到難的順序，分別是：(1)他律的方式。如果一方在違背均衡時，有一個來自外部的機構來懲罰這個不合作者，那么不合作者畏于懲罰，就不會選擇背叛，當所有的協調參與方都信任這個外部機構并畏于懲罰時，就會抑制違背均衡的沖動，維持現有均衡。(2)互律的方式。他律的方式盡管簡單、有效，但是會面臨執(zhí)行成本過高或操作容易出現分歧的問題，而參與協調的各方如果能在一個互律的框架下進行協調，相互之間進行評估和約束，也可以達到維持均衡的效果，同時其成本也會大大降低，但缺點是互律的強制程度也隨之降低。(3)自律的方式。自律是最困難的一種方式，要求參與協調的各方不僅具有短期的理性，而且必須具有長期的智慧，要以長遠的視域、動態(tài)的角度來預測國際協調所產生的合作利益，而不僅僅局限于眼前的結果，從而抑制打破均衡的沖動。
四、后危機時代各國宏觀政策國際協調的建議
后危機時代，各主要經濟體因經濟周期錯位而產生的政策分歧，使全球經濟陷入極度復雜的局面，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勢在必行。比“以鄰為壑”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各國放棄一味的指責和報復，通過積極的參與和坦誠的談判在共同利益上達成廣泛的共識。每個國家都應該為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具體操作層面，可以關注如下幾個方面：
1、各國均應慎用量化寬松政策，避免貨幣競相貶值
量化寬松的政策，從一方面講，是一劑猛藥，但頻繁使用也會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結果。使擴張效果明顯減弱。以美國為例，美聯儲在2009年及2010年初通過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購買了總計約1.7萬億美元的國債和機構債券，使其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從危機前的約8800億美元升至目前約2.3萬億美元。而與此相伴的是卻是M1貨幣乘數的持續(xù)收縮。金融危機前該乘數長期維持在1.5～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雖然后來有所回升，但截至2010年11月3日美國M1貨幣乘數為0.899，仍然低于1，且僅為危機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其原因在于面對美聯儲注入的龐大資金，保守的銀行寧愿將這部分資金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存在美聯儲，也不愿把資金貸給千瘡百孔的企業(yè)。可見，不斷“注水”的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恢復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量化寬松這劑猛藥的依賴性很強，副作用很大。一國頻繁使用，容易引起各國競相使用，從而引發(fā)新一輪貨幣貶值的戰(zhàn)爭，其結果則是所有參與者都將遭受重創(chuàng)。因此，各國一定要盡量避免過度使用量化寬松政策。
2、在G20框架下繼續(xù)推進全球合作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過程中，世界主要經濟體選擇了以G20峰會為框架的多邊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在G20峰會的框架下，主要經濟體加大了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國際協調力度，拓寬了國際協調范圍。并達成了較多的廣泛共識，穩(wěn)定了遭遇重創(chuàng)后的全球金融體系。相比其他的國際協調機制而言，G20峰會是更為有效的、被普遍接受的國際合作和協調機制。在后危機時代，仍然需要在G20這個良好的協調平臺下，尋找世界各國共同的利益，繼續(xù)推進各國間的協調與合作。
3、重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協調中的“他律”功能
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一度飽受詬病，被視為缺乏監(jiān)管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金融體系的能力，對IMF進行投票權改革的呼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IMF的投票權機制以及其自身的確存在不少的缺陷，亟待改進，但是在應對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和大規(guī)模的國際協調方面，IMF憑借其專業(yè)性和經驗，依然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說各國能夠在G20的框架下描繪出一幅國際協作的宏偉藍圖的話，那么IMF能夠為各國之間的協調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并扮演外部機構的角色，承擔起“他律”的責任。IMF在國際協調的體系設計和執(zhí)行實施上應該發(fā)揮關鍵的作用，如果缺少這種關鍵作用，參與國際協調的各方可能就會空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手段和力度去實現。
4、發(fā)揮相互評估機制的“互律”作用
為開拓經濟協調合作的新途徑，G20推出了一個新的框架――相互評估程序。在該框架協議下，各國將進行互相評估，以衡量各自所采取的政策是否能實現共同商定的目標。各經濟體首先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制定出本國經濟政策的目標、內容及預期；而后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督促和指導下對政策進行相互評估，以確定各經濟體的政策是否適合于共同商定的可持續(xù)目標；最后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具體的政策建議。這一程序就像一個“互律”的過程，一方可以評估他方的戰(zhàn)略，同時自身的戰(zhàn)略也被他方所評估，這就形成了各方之間的相互識別、評估，如有不符合集體利益的地方就必須加以修正，從而達到共同的目標、在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中，應進一步發(fā)揮相互評估的積極作用。
第5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yè)；宏觀政策；經濟環(huán)境；評價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9-0023-02
引言
中小企業(yè)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業(yè)占企業(yè)總數的99.8%，創(chuàng)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約占GDP60%，上繳稅收約占總額50%，提供了75%以上就業(yè)，并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然而中小企業(yè)因規(guī)模小、資源有限等原因，易受經濟和市場的影響，發(fā)展面臨約束。
目前，針對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的研究較少。孫永正（2007）通過對五市企業(yè)調查，得出中小企業(yè)對發(fā)展環(huán)境的滿意度總體一般，部分偏低的結論。Nelson、Winter（1982）揭示企業(yè)在成長過程中戰(zhàn)略、資源與環(huán)境的互動演化與匹配規(guī)律。已有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存在兩方面不足：一是環(huán)境范疇沒有包含宏觀政策、宏觀經濟、市場等因素；二是沒有細分不同類型中小企業(yè)對環(huán)境的評價。本研究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宏觀政策和經濟環(huán)境對中小企業(yè)生存發(fā)展的影響，據此提出改善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的建議。
一、樣本中小企業(yè)的基本情況
通過隨機抽樣法，本研究選擇江蘇省，于2012年7月對345家中小企業(yè)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中型企業(yè)占28.6%，其余為小型企業(yè)。
樣本企業(yè)的成立時間、規(guī)模、性質、組織形式及生產經營情況如下。
1. 2000年以后，中小企業(yè)數目增長很快。87.8%的中小企業(yè)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
2.中小企業(yè)規(guī)模減小。90年代中期以后，企業(yè)平均注冊資本、職工人數減少。在發(fā)展過程中，對產品技術、質量等日益重視，高管人數占比下降，小企業(yè)致力于打造精干有效的組織制度。
3.企業(yè)以私營企業(yè)為主，以有限責任制為主。國有企業(yè)2家；集體企業(yè)5家；私營企業(yè)占85.1%；“三資”企業(yè)24家，占10.5%；還有4家聯營企業(yè)。組織形式上，85.1%企業(yè)為有限責任制，股份制企業(yè)占7.2%，股份合作制占2.2%，合伙制占0.5%。中小企業(y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大多是傳統制造業(yè)，發(fā)展穩(wěn)定。
4.企業(yè)生產經營情況。在樣本企業(yè)中，產銷率達99.49%，盈利能力較強?？傎Y產利潤率為6.14%，凈資產利潤率達20.04%。大多數企業(yè)認為其產品在市場中處于完全競爭狀態(tài)，占有率小，只有少數幾家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或國內高端水平。
二、中小企業(yè)對宏觀政策和經濟環(huán)境的評價
為了解宏觀政策和經濟環(huán)境對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影響，問卷中設計了相應問題，其中，政策環(huán)境包括法律法規(guī)、稅收、金融和勞動用工政策等，宏觀經濟環(huán)境包括物價、匯率和競爭程度等。
回答“對企業(yè)影響最大的政策”的230家企業(yè)中，66家認為稅收，65家認為金融，46家認為勞動用工，38家認為產業(yè)，6家認為法律政策，兩家認為所有政策都有影響。
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紡織類企業(yè)影響較大。機械、建材等行業(yè)普遍認為政策環(huán)境較寬松；紡織類企業(yè)受國家產業(yè)、出口退稅、勞動用工、環(huán)保等影響較大。不少企業(yè)表示稅負重，因為原材料價格上漲、產品價格難以上漲，利潤空間縮小，稅收占利潤比例上升。勞動用工方面，勞動力市場中熟練技術工走向賣方市場，新的勞動用工政策使企業(y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這兩方面引起工資水平上漲、企業(yè)為職工辦理的社會保障支出增加。
對當前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評價中，163家企業(yè)對此作出了回答。兩家認為非常有利，16家認為有利，83家認為一般，56家認為不利，6家認為非常不利。當問到“對企業(yè)影響最大的因素”時，有230家企業(yè)做出了回答，其中有113家企業(yè)認為物價水平，16家認為匯率，67家認為競爭程度，28家認為影響利率，6家企業(yè)認為沒有影響。物價上漲觸動了不少企業(yè)，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使出口企業(yè)感到壓力較大。利率方面，大多數企業(yè)認為能接受現在的利率水平。
三、中小企業(yè)對發(fā)展要素的評價
資金、人才、技術、市場、政府支持和產權保護等要素對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至關重要。從對樣本企業(yè)“影響企業(yè)發(fā)展的要素”的調查結果看，資金被認為影響最大，其次是市場和人才，再次是技術、政府支持和產權保護。同時，大多數企業(yè)對技術和產權保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調查顯示，關于“企業(yè)在技術方面的投資占總投入的比例”，55.8%企業(yè)在5%以下，以致大多數企業(yè)產品處于國內中端市場。另外，民營為主的中小企業(yè)認為，政府對企業(yè)的行政干預很少，這顯示了當地政府的政策意圖之一。
為進一步考察中小企業(yè)受環(huán)境因素影響的程度，在參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企業(yè)實際情況，本文將影響中小企業(yè)成長的環(huán)境因素和要素列表（略），將以上影響程度為很大、有影響、影響很小和沒有影響，分別記分為5、3、1、0；對其分別計分，計算均值和標準差。從統計指標看，人才、市場、技術和政府支持對企業(yè)成長有較大的影響；其中，市場環(huán)境的均值超過5，對企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有嚴重影響；此外，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的管理水平和資金利息成本的均值在4.0以上，表示對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影響較大，而企業(yè)的所有制和企業(yè)組織形式對中小企業(yè)融資影響很小。
四、主要結論及對策建議
綜上，宏觀政策方面，稅收和勞動用工政策近年來對企業(yè)影響較大，其次是國家產業(yè)政策和金融政策；宏觀環(huán)境方面，物價上漲已對企業(yè)產生了一定影響，人民幣升值和利率上調對出口企業(yè)和競爭充分行業(yè)影響較大；資金是影響企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扶持有發(fā)展前途的高新技術小企業(yè)已成為政策重點。目前，這類政策越來越重視扶持處于生命周期早期階段的高新技術小企業(yè)，努力挖掘這類企業(yè)的發(fā)展?jié)摿?。鼓勵科技人員創(chuàng)業(yè)等手段來推動新型科技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和成長，具體主要涉及資金支持、管理支持和經營環(huán)境支持三個方面。管理支持則主要集中在培訓和咨詢服務方面。還通過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提供稅收優(yōu)惠和在全球市場范圍保護知識產權等手段，為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營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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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ade on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MEs in the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ZHOU Yue-shua，b，XU Cheng-wena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College of Finance；
b.Jiangsu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Nanjing 210095，China）
第6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世界銀行近日的《中國經濟季報》將對2007年中國GDP增長預測上調至10.4％。報告同時指出，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仍然是影響中國經濟的關鍵宏觀問題。
中國經濟未現過熱跡象
報告指出，今年全球和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均看好。盡管存在糧價進一步上漲的風險，國際環(huán)境大體上仍然有利。由于中國出口前景改善，以及政策態(tài)勢的緊縮程度低于預期，因此世界銀行將對2007年中國GDP增長預測由此前的9.6％上調至10.4％。
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仍然被對外貿易和投資這兩個傳統的增長動力推動。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并未出現過熱的跡象，需求和供給總量增長大體上相互保持一致。
關鍵問題仍是貿易順差
展望未來，世行認為中國宏觀政策的最佳聚焦點應放在金融流動性和重新平衡經濟上面。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季報》主要作者高路易認為，中國實體經濟的關鍵問題仍然是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包括財政、勞動力市場、價格政策以及時機匯率升值在內的內在經濟結構調整政策。這意味著沒有明顯的必要采取宏觀政策來緊縮需求。應讓財政政策著眼于支出及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而不是短期的需求管理。因此收縮需求總量的宏觀政策效果不明顯，雖然仍有必要對沖銀行系統多余的流動性。
報告指出，目前需求和供給基本同步協調增長，排除食品漲價影響的消費價格通脹率仍保持在1％左右。主要的宏觀問題是，主要來自于海外而不是國內需求所導致的巨額的貿易順差。而減少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包括財政、勞動力市場、價格政策、以及實際匯率升值在內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結構調整時機已到
報告指出，中國的經濟挑戰(zhàn)關鍵是重新平衡經濟，而當前是進行結構調整的好時機。這就要求生產從工業(yè)向服務業(yè)轉移，更多地依靠內需，進一步實現公平分享和具有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的經濟增長。
第7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際經驗
四十多年來，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據各國不同的狀況，放開資本項目管制，但在取消具體的資本管制內容方面又有所區(qū)別的做法。盡管一些國家（如20世紀70年代的阿根廷、英國和烏拉圭）在很短的時間內取消了大部分資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數國家仍是采取漸進式，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一般步驟為首先放開與貿易有關的資本流動限制，然后放開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
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至90年代中期，國際上采用漸進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主要有印尼、泰國、印度等，但由于具體條件不同，這些國家中有的取得了明顯成效，有的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有的則是在特定階段達到預定目標。采用激進模式的主要國家以原國家俄羅斯、捷克為代表，其中還有委內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進式的進程比較平穩(wěn)，效果十分明顯，然而俄羅斯采用的激進式不僅沒有取得預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
除此之外，一些工業(yè)化國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相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存在比較強烈的傾向和趨勢。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除了美國、加拿大和瑞士對資本項目實行較自由的管制體制外，聯邦德國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1958年就取消了對資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業(yè)國家才基本完成了資本項目可兌換過程。西方工業(yè)國家配套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模式，往往強調將國內市場化改革與資本項目相關領域的開放相結合，將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宏觀效應與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相結合，及時動態(tài)地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這種模式在推進次序方面類似漸進式，但在某些市場化因素較為豐富的領域則快速推進，類似激進式，時漸時激，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二、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國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在建立和發(fā)展市場經濟進程中必然面臨的重要問題。從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發(fā)展趨勢看，資本流動自由化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信息技術的發(fā)展，金融市場的整合和金融產品的創(chuàng)新既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提出了資本自由流動的要求。資本項目可兌換既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1.資本項目可兌換能夠為企業(yè)實現海外業(yè)務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和市場條件。例如，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的資本流動有利于國內企業(yè)利用新技術、新管理技能，尤其是運用新金融工具來管理投資風險。同時，資本項目可兌換還有助于企業(yè)等市場主體進入國際金融市場，降低財務成本。
2.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解決經濟發(fā)展中的資金稀缺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開始了以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結構改革。這就要求這些國家的政府尋找新的資金來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匱乏的發(fā)展資金。在許多國家，外國私人資本充當了這一角色，而對于私人資本來說，資本的可兌換性是一個首要因素。
3.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加快經濟體制市場化的進程。一些國家的政府決定放松資本項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為了消除加入國際組織的障礙，以獲得開放的收益。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東歐國家在尚未完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中走出的情況下，便作出了迅速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抉擇，其主要目的就是盡快地成為歐盟和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成員，以便從那里得到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從而進一步推動其市場化改革。
4.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緩解貨幣升值或貶值壓力。一些國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宏觀經濟效應，緩解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壓力，促進宏觀經濟金融的穩(wěn)定。比如，1993年，由于連續(xù)幾年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泰國的資本項目積累了巨額的順差，這些順差引起了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并進而導致其經常項目的逆差。正是面對這一壓力，泰國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對資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樣的情況下減少了對資本流出的限制。[1]
5.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為一國的金融部門帶來動態(tài)經濟利益。因為來自國外同業(yè)的競爭壓力將迫使國內的金融服務不斷改進服務質量、降低成本，從而變得更加講究效率。特別是這種競爭鼓勵金融創(chuàng)新活動，從而大大提高金融業(yè)的生產率。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路徑選擇
從1996年我國宣布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算起，至今已有11個年頭。從引進外資，放行對外直接投資，引入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金融業(yè)對外資開放到最近開通的“港股直通車”，通過基金投資全球證券市場等，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正在不斷推進中，開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時機日趨成熟。據統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44個交易項目中，我國完全可兌換或者基本可兌換的已經有12項，有限制兌換的17項，完全禁止的15項。[3]可見，我國人民幣資本項目正在朝著可自由兌換邁進。
在走向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路徑的選擇對成功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當前我國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應簡單地拘泥于所謂漸進式還是激進式，也不應照搬照抄發(fā)達國家或發(fā)展中國家的經驗，而是應當根據資本項目不同領域的開放程度配套推進國內相關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充分估計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導致的宏觀經濟效應的同時，積極采取適當的宏觀政策措施，使國內經濟運行具備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在推進特定領域資本項目可兌換時，如果國內的基本市場條件和經濟條件相配套，就要果斷地采用激進方式，反之，應夯實配套政策的基礎，采用漸進式。根據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狀況，資本項目可采取以下路徑實現可兌換。[4]
1.先放開資本流出，后放開資本流入。雖然我國在開放改革初期，就邁上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但是并不等于說我國就應該先放開資本流入，后開放資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只是資本流入的一個構成部分。多年來，由于我國采取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和限制間接資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資在外資流入中占有絕大多數的比例。如果采取激進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那么可以預計，間接投資將取代直接投資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間接投資流入由于缺乏實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資難于引導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間接投資涌向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則容易引起泡沫經濟。
2.先放開長期資本交易，后放開短期資本交易。一是長期資本中具有實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較高，而短期資本流入中，只有貿易投資一項有實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實物交易比例較高的背景，長期資本交易相對于短期資本有較高的穩(wěn)定性。一般說來，長期資本流動在短期內不會發(fā)生很大變化，即使在國民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出現不利情況時，長期資本流動也不會帶來很大的沖擊。二是短期資本流動投機成分大。在國際市場上，巨大的游資在各國間移動成為增加各國經濟發(fā)展不穩(wěn)定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國經濟發(fā)展和國際收支出現困難時，投機資本的過度流出將引起該國的流動性危機和清償能力的危機。泰國、韓國、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紀90年代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就是例證。
3.先放開居民國外交易，后開放非居民國內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國內法規(guī)法令的約束，國家可通過宏觀調控有效地調節(jié)居民的國外投資交易行為。二是居民即使產生投機動機的行為，也是在國外市場上，對國內經濟影響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國的投資行為雖然受國內法律約束，但其資金來源等不受國內的制約，國家宏觀調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針對國內出現的不利形勢進行大規(guī)模投機，而國內市場抗風險能力不足，則會給國內經濟帶來很大風險。
4.先放開有真實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開無真實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實交易背景的資本交易，指直接投資、貿易融資等。外商作為設備物品進行的投資在海關統計中體現為貿易進口，作為資金流入的投資也將用于進口或在國內市場上形成購買力，貿易融資為貿易進出口提供便利，因此這些交易行為事實上與經常項目密切相關，有著直接的實物交易背景，具有較高的穩(wěn)定性，不會形成自我膨脹、大量投機的機制。無真實交易背景的資本交易包括發(fā)行證券、有價證券投資、金融信貸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實物交易背景，這種資本投機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誘發(fā)泡沫經濟的因素，種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禍根，而其投機性資本的大量流出又會使匯市、股市等一片蕭條，直接使危機變成現實。
四、我國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對策建議
不論是工業(yè)化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不論是選擇任何時間，任何模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從理論上說，總是存在一些可能風險，如可能導致國內金融體系的不穩(wěn)定、出現國際收支失衡、部分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導致國內出現持續(xù)的高利率等?？梢圆扇∫韵麓胧┮?guī)避風險，積極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1.建立開放、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宏觀調控提供市場條件，為應對資本流動的沖擊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發(fā)展貨幣市場；二要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體系；三要推進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和規(guī)范化；四要建立外幣同業(yè)拆借市場（緩和市場匯率水平的波動）。[5]
2.客觀把握我國宏觀政策中介目標的演變趨勢。目前，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主要是我國金融市場尚不發(fā)達、金融創(chuàng)新受到限制、國際流動資本受到外匯管制等。因而，貨幣總量指標與國民經濟發(fā)展水平之間保持了較高的相關度。隨著金融市場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視M0、強調M1、監(jiān)控M2等貨幣指標的同時，還要重視利率等價格性指標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貨幣政策中的作用，推進利率市場化，并注重利率和匯率之間的協調。
3.根據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中的客觀要求，協調對內、對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首先，應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針對國內經濟發(fā)展周期與國際經濟發(fā)展周期的差異，適時進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孰主孰輔或者兩相并重的政策調控；其次，貨幣政策應兼顧內外均衡目標；第三，施行匯率政策應立足于國際收支平衡。
4.改進現行資本項目管理手段?？梢匝芯繉⑼鈪R管理部門現在所做的一些合規(guī)性審核，如外債登記、外債還本付息核準、外商投資企業(yè)外匯登記等，下放給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以簡化手續(xù)，提高效益；進一步淡化在資本項目管理中的行政審批，引進價格調節(jié)等間接調節(jié)手段如無息外幣存款準備金、托賓稅等；取消對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來源審核、購匯審核、利潤匯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資本項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驟地放松現有的一些資本管制。通過給居民個人設定投資限額的方法，全面放開對個人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鑒國際上的經驗，加大力度對外開放國內證券市場，并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動證券市場的有序開放。
6.加強和完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一是甄別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盡可能減少資本交易混入經常項目的數量，增強對資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國際通行規(guī)則，明確區(qū)別資本賬戶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從范圍、概念上為資本賬戶開放創(chuàng)造條件。三是加強外債規(guī)模的調控，使其既能有效地為我國提供資金，又能保證我國有充足的償還能力。四是針對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與其在我國的子公司的資金往來，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辦法，既不影響其在我國正常投資，又能限制其進行對我國經濟造成危害的資金調撥。五是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統計監(jiān)測。
7.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金融合作，緩解國內宏觀政策與國際市場政策走向的沖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國的宏觀政策對我國宏觀政策及其搭配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國的宏觀政策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運行的影響，爭取一個有利于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同時，充分關注匯率、外債、外匯儲備等外向性經濟變量，注重不同國家宏觀政策的差異及其可能產生的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1][5] 邢毓靜.放松資本管制的進程[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2] 約瑟夫.P.丹尼爾斯、戴維.D.范戶斯.國際金融貨幣與金融經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4.
第8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如若睜大眼睛看看中國之外的世界經濟，尤其是那些在全球經濟中占據主宰地位的大經濟體的物價，顯然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知道，“后冷戰(zhàn)”以來全球經濟的主宰者，首推三大工業(yè)化經濟實體，即美國、歐盟和日本。雖然經過此次金融危機的“折騰”，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相對增加了，但就綜合實力尤其是產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而言，三大工業(yè)化經濟體在全球中的主宰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就三大工業(yè)化經濟體目前的價格水平及其走勢來看，還得不出通脹威脅上升的結論。具體而言，直到最近的月份，三大工業(yè)化經濟實體的物價，依然在極低的位置徘徊，并未有明顯的上升。其中占全球經濟總量四分之?強的美國，2010年11月份的CPI僅上升了0.2％，換算成年度通脹率，只有1.1％。其中能源之外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在截至2010年11月份的一年內，僅上升了0.8％，食品價格也僅上升了1.8％。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亦即由16個國家組成的歐元區(qū)經濟，11月份的年度通脹率也僅為1.8％。歐盟大國中，唯有英國通脹率略高于3.5％，但顯然是個例外，帶有“歷史遺留”特征，因為此前長達一年多時間的衰退期間，英國的物價一直不低。至于工業(yè)化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原本就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威脅。2010年11月份通脹率僅為0.1％，幾乎等于零，依然處在過去十多年反反復復顯現的通貨緊縮區(qū)間。
由于物價走低，目前三大工業(yè)化經濟實體的宏觀政策基調，主要是貨幣政策，反通貨緊縮意向明顯蓋過防通貨膨脹意向。其中日本自不待說，央行多年維持的零基礎利率，目前尚無絲毫松動的跡象。美聯儲不僅依然維持著近乎零水平的基礎利率，而且還在變本加厲地寬松下去，以“量化寬松”名義向經濟系統注入貨幣。至于歐盟和歐元區(qū)，雖然成員國情形不一，貨幣政策也以寬松為主基調。反映貨幣政策基調的基礎利率，依然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其中歐元區(qū)利率為1％，英國基礎利率則低達0.5％。防通縮意向明顯壓過防通脹。
撇開日本和歐元區(qū)不談，單就美國來看，目前無論其價格走勢還是宏觀政策基調，都與中國恰成對照：美國擔心通縮甚于通脹，各方似乎有個共識：一旦陷入通縮，便有罹患“日本病”的危險。中國則須直面實實在在的通脹。必須看到，一旦通脹不能在短期內給壓下去，勢必迫使宏觀政策繼續(xù)抽緊，而緊的宏觀政策則可能引出“滯漲”。不僅如此，兩國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搭配也有些“錯位”的特征：美國財政政策傾向穩(wěn)健，而貨幣政策繼續(xù)寬松。中國則相反，財政政策繼續(xù)寬松，貨幣政策趨向穩(wěn)健。
第9篇：金融宏觀政策范文
2010年初，世界經濟總體繼續(xù)企穩(wěn)回升，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狀況日益改善。但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市場隱患猶存，各國經濟刺激政策導致的通脹憂慮和債務激增等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因此，當前各國宏觀調控普遍面臨“騎虎難下”的局面:既要防備通脹預期“餓虎出籠”，蛻變?yōu)楝F實危害，又要避免“虎頭蛇尾”式的匆忙退出，導致經濟二次探底。綜合分析，今后各經濟體會根據本國復蘇情況處理刺激政策問題，國際間的宏觀經濟合作意愿會有所減弱。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提前做好應對預案。
一、主要經濟體經濟狀況與刺激政策調整動向
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應急性的“治標”政策。包括高頻率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向金融機構大規(guī)模注資、央行購買債券、大幅減免稅費和發(fā)放消費券等超常規(guī)舉措。一類是長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強金融監(jiān)管、培育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調整產業(yè)結構、促進科技創(chuàng)新等。正是前一類政策，在較快地穩(wěn)定國際金融局勢的同時，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增加了各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梢灶A計，隨著經濟的好轉，這類超常規(guī)之舉必然會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經濟復蘇進展差別較大，2009年下半年以來各國實施退出政策的步調并不相同。具體情況是:
(一)恢復較快的美國已開始為退出刺激政策熱身
受工業(yè)生產企穩(wěn)回升和私人投資增長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國GDP環(huán)比折年率增速達5.6%，連續(xù)兩個季度環(huán)比正增長。在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聯儲上調商業(yè)銀行貸款貼現率25個基點至0.75%，把基礎貸款最長期限從28天縮短至隔夜，把短期資金拍賣工具最低拆進利率從0.25%提高到0.5%，并從3月8日起關閉該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銀行倒閉潮仍在持續(xù)，商業(yè)地產市場繼續(xù)惡化，失業(yè)狀況的改善不明顯，美聯儲今年3月聲稱，仍需在較長時期內把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時，美國政府還公布了鼓勵放貸機構減記還貸者部分或全部次級抵押貸款的新住房救援計劃。
(二)復蘇遲緩的歐盟繼續(xù)維持寬松貨幣政策
歐盟經濟復蘇較慢，2009年四季度GDP環(huán)比增長0.1%，遜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來，一些歐盟成員又遭遇了主權債務危機，即由于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過高，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希臘和葡萄牙的主權信用評級，并暗示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對此歐盟應對比較遲緩，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決方案，致使歐盟經濟遭到嚴重沖擊，歐元區(qū)失業(yè)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這一背景下，今年3月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均宣布維持基準利率水平不變，也未調整“量化寬松”政策的規(guī)模。但歐洲各國政府都已宣稱要控制財政支出，以便削減政府債務。
(三)陷入通縮的日本實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環(huán)比增長0.9%，好于三季度卻遜于二季度。推動日本經濟回升的主要動力是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但日本繼續(xù)面臨內需低迷問題。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連續(xù)12個月下降，陷入通縮的跡象明顯。近期豐田等日產汽車的召回事件也可能進一步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為此，日本不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財年預算，用于擴充對中小企業(yè)的融資支持、促進住房投資、就業(yè)保障與環(huán)保，今年3月還通過了數字創(chuàng)歷史新高的2010財年預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維持原利率水平0.1%不變的同時，把向金融機構提供的緊急貸款金額上調一倍至20萬億日元。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待退出問題態(tài)度迥異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彈推動，印度和巴西等資源出口國經濟快速回升，為防范通脹風險，2009年下半年起，兩國貨幣政策均逐漸轉向從緊，分別采取了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國也采取了上調基準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業(yè)以及消費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了7.9%，俄羅斯央行今年兩次下調基準利率50個基點至歷史最低的8.25%。
綜合各方面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狀況和各國宏觀政策的下一步調整狀況，可以做出四點推斷:第一，在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歐經濟出現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前，不應對世界經濟的元氣恢復盲目樂觀。第二，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和金融市場的不穩(wěn)定，會讓各國從實際出發(fā)謹慎漸進地實施政策調整，在時機和步驟上很難做到全球協同。第三，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把調控重點轉向超常規(guī)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第四，各經濟體今后會繼續(xù)推進長期性經濟結構調整，著力調整產業(yè)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力爭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礎。
二、世界經濟環(huán)境變化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
盡管今年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有利于我國發(fā)展外向型經濟，但各經濟體的宏觀政策調整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國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外部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
(一)退出進程不一對我宏觀調控的實施及效果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企穩(wěn)回升的勢頭尚待繼續(xù)鞏固，需要繼續(xù)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在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上不能有效協同，將增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對經濟平穩(wěn)運行造成沖擊。
(二)各國政策調整可能會導致“熱錢”流出沖擊我國金融市場
2009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外資看好我國發(fā)展前景的同時，境外“熱錢”也在加快流入我國股市和房市。今后隨著各國央行逐步收縮流動性，可能會導致熱錢無序流出，引起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劇烈調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強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逐漸好轉，今后全球能源資源需求會繼續(xù)增加，從而推動價格上漲。國際能源署等國際組織預測，今年石油需求將增長1.7%，鋼材需求將增長9.2%，銅、鋁需求分別增長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資源出口國如澳大利亞、印度和巴西率先實施的緊縮政策可能促使該國貨幣兌美元繼續(xù)升值，該國的出口商品價格也將因此難以下降。因此，預計全年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蕩，我國今年會繼續(xù)面臨一定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外需的非經濟因素制約強化
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歐盟和日本的“無就業(yè)復蘇”狀態(tài)在年內難以改觀，必然會導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繼續(xù)升溫，我國也可能繼續(xù)成為發(fā)達經濟體和發(fā)展中經濟體夾攻的對象。今年1—3月，美國、歐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繼對中國油井鉆管、銅版紙、三聚氰胺、服裝、高碳錳鐵和打汁機等眾多產品發(fā)起反傾銷調查或征收反傾銷稅;韓國從2月起也對中國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qū)出口的生姜、馬鈴薯等各類植物實行禁運。同時，歐美等發(fā)達經濟體還將繼續(xù)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碳關稅”等各種名目向我施壓。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將處于貿易摩擦的高發(fā)期。
三、應對國際經濟環(huán)境新變化的政策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大國宏觀政策的傳導效應日益明顯的今天，為有效應對未來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各類不確定、不穩(wěn)定因素，我們應繼續(xù)未雨綢繆、做好預案，為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創(chuàng)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一)密切跟蹤形勢，加強政策協調
高度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和各國宏觀政策變動。敏銳捕捉主要經濟體各種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的最新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形勢變化趨勢和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環(huán)境變化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發(fā)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切實做好應對預案。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監(jiān)控。及時跟蹤分析美國政策調整帶來的匯率和利率變化對世界資金流向的影響，做好防范國際熱錢沖擊我金融穩(wěn)定的調控預案，最大限度減少其他國家政策調整“溢出效應”對我的不利影響。靈活機動地搞好國際合作。大力呼吁各國在G20框架下協調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原則和步驟，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平穩(wěn)渡過后危機時期。
(二)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努力穩(wěn)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貿易爭端。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保護規(guī)則，依法實施貿易救濟，維護國內產業(yè)安全和企業(yè)合法權益。繼續(xù)健全貿易摩擦監(jiān)測預警和應對機制，積極發(fā)揮研究機構、行業(yè)協會和駐外機構的作用，及時為企業(yè)提供信息通報、應訴指導等服務。積極拓展新興市場。繼續(xù)利用對外援助等各種有效方式，努力提升這些經濟體在我對外貿易和投資中的比例，促進與之貿易與投資的良性互動。當前特別要加強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經貿人才的培養(yǎng)和國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與其它國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進行長期戰(zhàn)略競爭的準備。妥善處理好匯率相關問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