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與我國古代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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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龐德發(fā)起過風靡一時且影響深遠的“意象派”運動

在世界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對文學的發(fā)展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龐德作為意象派的創(chuàng)始人、理論家和組織者，極力反對維多利亞詩歌傳統(tǒng)中堆砌形容詞的華糜不實之風，主張以凝練的意象和簡潔的語言來革新詩歌。他和其他意象派詩人于1913年發(fā)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意象派詩人“三不準”和意象派詩歌創(chuàng)作“三原則”?！叭粶省卑ǎ骸敖^對不用任何無助于呈現的詞；不要用多余的詞；不要用無法揭示任何東西的形容詞?！薄叭瓌t”包括直接處理無論主觀還是客觀的“事物”、絕不用任何無益于表達的詞和節(jié)奏方面要用連續(xù)性的音樂性語言，而不受節(jié)拍的束縛。從這“三不準”和“三原則”以及意象派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意象派詩歌理論追求客觀、具體，避免抽象，強調用精煉的語言準確而直觀地呈現事物，杜絕任何解釋、評判與說教成分，要求詩人把自己的感觸和情緒全部隱藏在意象的背面，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感受，而是通過語言所凝練的意象暗示給讀者，按照自然的節(jié)拍寫詩，不要刻板地讓詩“削足適履”，去遷就已有的節(jié)拍。龐德曾經悉心研究過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是個從中國古代詩歌及其理論獲取藝術養(yǎng)分的詩人和理論家，可以說，他的成就是基于中國古代詩歌及其理論這塊巨石上的。中國古代詩歌在語言品質上有著不同于西方的追求?！把?、象、義”的完美結合被中國詩學認為是至高境界，也是無數代文人墨客殷殷追求的目標。龐德的理論主張以及對“意象”的命名和賦予含義，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絕大部分地對中國文學的借鑒和重構。這已是公認的事實。龐德作為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和潛心研究者，在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曾經起過積極作用，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使者，并在英美新詩運動期間掀起了極有影響力的“中國熱”。海明威對龐德可謂推崇備至。對于龐德的一些主張，海明威欣然接受并落實于自己的作品中，并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為人稱道的“海明威文體”，也為他能夠得出理論性總結“冰山原則”提供提示。于是，“中國文化→龐德→海明威”的影響鏈構成，龐德自不待言，海明威作品在語言的運用上所追求的具體、簡潔、客觀等語言特征中具有明顯的“中國元素”。

二、海明威主要創(chuàng)作思想與中國古代文論的一些重要思想

存在驚人的相通與重疊。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海明威的創(chuàng)作思想來源于中國，但也不能完全否認這種影響的可能性。任何理論都來源于實踐和對已有事物規(guī)律的歸納，文學理論同樣是對文學實踐及作品的總結提煉。不是理論家的海明威在閱讀別人作品時盡管沒有在理論上刻意進行系統(tǒng)探究，但是做出理論性思考和感悟是無法避免的。鑒于海明威與龐德的交情，龐德掀起的“中國詩熱”應該說也影響到海明威，海明威閱讀《華夏集》是在情理之中，通過對比《華夏集》語言與海明威語言發(fā)現兩者具有其他人所沒有的共同語言特征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是后話，在此不必具體分析。盡管《華夏集》在傳遞中國古代文化和詩歌精神中存在許多遺漏、誤讀和“誤判”，但主要的特征還是得以大體表現，作為非常善于學習的作家，海明威在閱讀中對隱藏在中國詩歌的英譯詩中的規(guī)律性東西肯定做了一定思考并有所感悟，這刺激和推進其創(chuàng)作思想發(fā)展與成型。中國詩學講究含蓄不露，追求一種“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圖語），以此激發(fā)讀者想象與參與。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具有相近似的內涵，他在《午后之死》中說“冰山在海里移動很是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958年，他在回答《巴黎評論》記者時，再次強調他的“冰山原理”：“我總是試圖根據冰山的原理去描寫。關于顯現出來的每一部分，其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東西，這只會使你的冰山厚重起來。這是并不顯露出來的那部分?！保ā栋屠柙u論》1958年春季號，第84頁）兩相比較，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在內涵上與中國古代文論思想有著很大的相通視閾，對此，董衡巽先生做了很好的論述：“就像我們古代的好詩，煉字的功夫越好，越能體會‘空外音’‘言外意’，使人覺得詞已盡而勢有余，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所以，按我的看法，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是同含蓄、精煉、留有想象空間等美學理念有關聯(lián)的。”他還認為海明威的一些情景描寫很符合我們古人所要求于畫———“遠水無波，遠山無蹲，遠樹無枝”的標準。

三、除了語言和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的影響外

中國古代文學的反戰(zhàn)思想也促進海明威堅定自己的反戰(zhàn)思想。龐德的《華夏集》是中國古代詩歌的英譯詩集，共19首，其中3首有關戰(zhàn)爭題材，包括《詩經•小雅•采薇》，李白的《古風•胡關繞風沙》《古風•代馬不思越》。它們從不同角度有力控訴戰(zhàn)爭的殘酷，統(tǒng)治階級的窮兵黷武和士兵們生存條件的惡劣，對邊關士兵們以及飽受戰(zhàn)爭災難的勞苦大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華夏集》于1915年在倫敦出版，一戰(zhàn)爆發(fā)已經一年。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華夏集》中的戰(zhàn)爭題材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和時代感，廣泛引起身陷戰(zhàn)爭漩渦中的英美讀者的共鳴，取得他們的認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他們的反戰(zhàn)情緒和對和平生活的迫切要求。反戰(zhàn)思想是海明威作品中一大主題，主要表現在《永別了，武器》等作品中。但是海明威戰(zhàn)爭觀有一個由支持戰(zhàn)爭逐漸到反對戰(zhàn)爭的變化過程，就像《永別了，武器》的那個從對戰(zhàn)爭抱有熱情和幻想的青年變成一個逃避戰(zhàn)爭的主人公亨利一樣，經歷了殘酷的戰(zhàn)爭并身負重傷之后，對戰(zhàn)爭進行深刻的審察和對自己行為的反思，產生了強烈的反戰(zhàn)思想。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海明威的親身經歷、身體的傷痛、戰(zhàn)爭暴露出的殘酷性以及當時人們厭戰(zhàn)情緒的蔓延等都是促使其觀念改變的重要因素，但是，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備受海明威尊重的大師龐德的思想肯定給他造成不小的影響，而反戰(zhàn)思想正是《華夏集》的重要思想之一。以上梳理揭示一個客觀的但尚未引起注意的事實，那就是海明威作品具有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定“基因”。承認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海明威的作品，特別是他在接受龐德建議后寫出的作品。

作者：韋朝暉 單位：欽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