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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學期刊研究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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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學期刊研究趨勢分析

摘要:以WebofScience(科學網)核心數據庫為文獻來源,使用CiteSpace(引文空間)對2015—2019年間科學網中排名靠前的10種傳播學期刊進行可視化分析。研究發(fā)現,“社交媒體”“網絡”“在線”“臉書”等是核心關鍵詞,熱點主題包括軟新聞、社交網絡研究、在線政治表達等。漸強型前沿有社交網絡中的意識形態(tài)接觸、算法倫理、數字不平等;漸弱型前沿有網絡社會、社交網絡傳播效果、社交網絡使用等;最新前沿是社交網絡的功能性研究、黨派極化與選擇性接觸研究。研究還發(fā)現,美國仍是傳播學的研究重鎮(zhèn),重要大學均分布在歐洲及美國,中國在國際傳播學界話語較弱。傳播學研究的機構與研究者合作較為分散,沒有形成明顯的學術團體。國內學者應關注社交媒體研究和政治傳播的發(fā)展,加強研究的科學性。

關鍵詞:傳播學期刊;趨勢;知識圖譜

世界傳播學的研究及發(fā)展對中國傳播學的研究進程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使用在科學計量學中應用范圍廣泛的軟件“引文空間”對科學網上國際知名的傳播學研究期刊進行數據可視化分析,繪制并解讀該領域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展示當前國際上傳播學研究的熱點主題和前沿演進,有利于中國傳播學學者把握國際前沿發(fā)展動態(tài),以促進中國傳播學研究的發(fā)展。

一、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1.對新聞傳播學領域的宏觀進展研究如葉新海和陳華英以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0-2011)新聞學與傳播學來源期刊信息為數據源,構建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學科的知識結構與熱點變化,得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核心領域、熱點領域及研究轉向[1]。2.國內新聞傳播學期刊的分析研究如胡媛帥等人以2004-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為數據來源,通過被引次數和被引廣度兩個指標分析,探究了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并針對被引次數指標數據,對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的層次進行劃分[2]。3.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如白云根據1991-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新聞學與傳播學類立項資助項目的數據,對資助項目的年度分布、項目類型、項目所承擔的主要單位和項目標題的主題詞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進行了多維度研究[3]。4.對國外傳播學進展的研究侯東陽對兩本研究歐洲傳播的雜志進行知識圖譜的可視化呈現,并對其中一本雜志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fā)現歐洲傳播研究的前沿主要是媒介化、數字媒介、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政治傳播、媒體比較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為主,“內容分析”經常被突出強調。其中媒介化是近年來歐洲興起的比較有特色的一種理論和方法[4]。張卓、王競等以國外六大傳播學期刊的論文為數據來源,篩選出950篇屬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疇的樣本,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識圖譜[5]。

(二)國外研究現狀在對傳播學整體發(fā)展趨勢的研究中,安東尼奧(Antonio.Castillo-Esparcia)和伊麗莎白(Elizabet.Castillero-Ostio)以科學網中排名前10位的傳播學期刊為來源,對2016年和2017年出版的148篇論文進行了分析。發(fā)現2017年的文章數量高于2016年。單篇文章的作者數也在增加。研究者來源國前3位分別是美國、荷蘭和英國。研究還發(fā)現,在2016年,排名前3位的研究話題分別是健康、廣告與廣告活動以及社會互動,而在2017年的主要主題是數字媒體、社會互動和健康傳播[6]。胡里奧(JulioMontero-Diaz)等人對1980—2013年在74種主要傳播期刊上發(fā)表的33627篇文獻進行計量研究,發(fā)現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心理特征”“性別”等16個主題,且主題間存在離散趨勢,研究領域相對碎片化。費利(ThomasFeeley)應用期刊關聯度算法和2002—2005年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中的期刊引文數據對傳播學領域的期刊進行排名,提出影響指數排名前4位的期刊為《人類傳播研究》(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HCR)、《人際關系》(PersonalRelationships)、《傳播學雜志》(JournalofCommunication)(JOC)和《傳播學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CR);中心性前4位的期刊則是《傳播學專著》(CommunicationMonographs)、CR、HCR和JOC(按字母順序排列)[7]。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將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以科學網中InCitesJournalCitationReports(期刊引文報告)影響因子排名為選擇標準,選取影響因子排名前10位的期刊作為研究樣本,因為本研究只選取英文期刊,故排名第9位的Comunicar(傳播)被排除,由排名第11位的《傳播學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取代。進而選取2015年1月到2019年6月間發(fā)表在SSCI數據庫收錄的傳播學領域文獻信息作為具體研究對象,共得到2725條文獻信息,條目包括標題、關鍵詞、摘要等。采用文獻聚類圖譜、關鍵詞聚類圖譜及作者、國家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并在可視化分析基礎上進行定性分析。

三、總體趨勢

從知識圖譜中關鍵詞的頻數以及中介中心性來看,近5年來傳播學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媒介、社交媒體以及公民在互聯網媒介中的參與活動及其影響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臉書(Facebook)以及推特(Twitter)作為兩個具體的社交平臺也進入了詞頻排名和中心性排名的前10位,可見這兩種社交工具對于人們傳播行為的影響以及社交媒體研究在目前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個體的“人”作為傳播活動的主體,在當前的傳播學研究中又重新回到了一個相對重要的位置。由表3可知,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傳播尤其是政治傳播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在聚類中,有4個聚類都明確涉及政治表述,其次是關于互聯網傳播的相關技術和特征的研究。

(一)詞頻分析使用引文空間繪制關鍵詞圖譜,發(fā)現“社交媒體”和“傳播”是圖譜中頻次最高的兩個節(jié)點。“參與”作為新時代下傳統媒體的轉型目標之一以及互聯網媒體的主要特征之一,位于中心性的第一位,在整個網絡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聯結性作用。通過引文空間的對數似然比算法提取關鍵詞,生成高頻關鍵詞聚類圖譜(圖2),共得到11個聚類,如表2所示,政治傳播及網絡傳播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四、研究前沿

筆者通過文獻共被引方法對數據進行了分析,發(fā)現高被引文獻所涉及的聚類主題有抗爭性框架、社交媒體、語境坍塌、政治傳播、總統選舉、黨派極化等。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在目前傳播學的研究前沿中,社交媒體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政治傳播在社交媒體日益發(fā)達下的新變化占據著主要地位。并且共被引頻次最高的文獻為安德魯•海耶斯的《中介,調節(jié)和條件過程分析簡介:基于回歸分析的方法》[8],這是一本關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著作,由此可見科學的定量研究在目前國際傳播學界的流行和重要性。

(一)文獻篩選運用文獻共被引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得到聚類圖譜如圖3所示。具體聚類名稱如表3所示。

(二)研究前沿的演變研究前沿按照被引頻次變化趨勢和突現性,一般可被劃分為最新(被引頻次和突現性均較高)、漸強(被引頻次處于上升趨勢)、漸弱(被引頻次處于下降趨勢)3種。需要注意的是,漸弱型研究前沿所代表的研究方向仍是國際學界的研究熱點。目前傳播學在國際學界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社交網絡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尤其是政治影響方面,以及對社交網絡的哲學性思考。漸弱型研究前沿著重探討了網絡技術對政治運作方式的影響。網絡技術的發(fā)展賦予了普通人更多的權利,一方面使得由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網絡社會群體作為政治實踐的一極在政治決策方面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改變原有的政治運作方式。這種觀念見于曼努爾卡斯特提出的大眾自傳播(massself-communication)的概念[9],以及布倫斯(BrunsA)提出的“Produsage”(主動生產)的概念。其將被動消費和主動生產之間日漸模糊的界限運用到在線政治生活中,認為政策和人們的政治立場將不斷發(fā)生微小、漸進的變化,不同于以往在執(zhí)政黨變換時會發(fā)生的突變[10];另一方面,技術的便利性也使得人們更容易接觸更多符合其意識形態(tài)偏好的信息,并主動忽視其他的聲音,使得整個社會面臨著撕裂及意識形態(tài)鴻溝的風險,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如本尼特(BennettWL)指出,媒體可能通過向新聞中加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政治偏見來贏得市場份額,且民眾會傾向于接受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信息[11]。瓦倫蘇爾(ValenzuelaS)通過研究大學生對臉書的使用指出,在線社交網絡無法有效解決青年脫離公民義務和民主政治的問題[12]。漸強型研究前沿關注了算法及網絡技術的缺陷和弊端。吉萊斯皮(GillespieT)和巴克希(Bak-shyE)分別強調了算法在信息分發(fā)方面的局限性[13],以及人在信息接觸方面的能動性[14],并且呼吁學者應著眼于揭示算法背后的工作原理以及其自身合法化的社會過程;羅賓遜(LauraRobinson)等人批判了網絡技術發(fā)展造成的“數字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僅是技術接觸和內容消費方面,更廣泛的數字不平等還包括學習、機會獲得的不平等,隨著互聯網越來越無縫地融入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形式也一直在變化。在年齡階段、性別、種族和階層,以及醫(yī)療、政治、經濟活動和社會資本等方面的不平等愈發(fā)嚴峻[15]。最新研究前沿將重點放在了社交網絡方面,并且不是停留在定量分析研究的階段,而是開始對社交網絡在底層特征和技術哲學方面進行理論構建。博伊德(DanahBoyd)的研究探討了作為“網絡化公眾”(NetworkedPublics)的功能性(Affordances)和動力特性(Dynamics)[16],指出網絡公眾是通過網絡技術重組的公眾,其底層結構有別于其他類型的公眾。網絡技術改變了信息的流動方式以及人們與信息之間的交互方式。功能性在于信息的持久性、可復制性,傳播的延展性和可搜索性。塑造網絡公眾的動力來源于受眾的隱形、語境的坍塌(contextcollapse)——網絡話語缺乏時空和社會的邊界、公私的模糊。在分析網絡社會時應考慮這些結構要素,傳播學的最新前沿不再是單純的追隨式研究,而是開始進行引領式的探索,反哺具體實踐。

五、國家分布

通過圖4可以看出,在現階段的傳播學研究中,美國與歐洲仍是學術熱點地區(qū),其中美國在網絡中具有中心性且“學術版圖”最大,其次是英國、荷蘭、德國等。傳播學研究在國際上分布很不平衡,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美國及歐洲國家。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并不緊密,且大部分發(fā)生在發(fā)達國家之間,尤其以美國為中心進行的合作。中國雖然在引文量排名中處于靠前位置,但在中心性排名中并不高,這提醒我們在傳播學研究中,除了要重視論文的產出數量,也應該在質量上多下功夫,關注社會和人類的發(fā)展,作出精品文章。

六、作者及其合作圖譜

使用引文空間得到共現圖譜如圖5所示,共得到95個節(jié)點,24條連線,網絡密度為0.0054。研究者之間幾乎均為獨立研究,彼此聯系極少,沒有形成學術團體的跡象。

七、研究機構及合作圖譜

利用引文空間軟件對機構進行共現分析,得到圖6所示的機構合作圖譜。從圖中可以發(fā)現,國際上進行傳播學研究的機構網絡雖并不緊密,但彼此之間的學術合作與聯系已逐漸形成。近年來,在傳播學領域研究最多的科研機構分別是阿姆斯特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密歇根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伊利諾伊大學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在中心性排名(圖7)中,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艾奧瓦大學分列前3位。無論是從發(fā)文數量還是中心性而言,除阿姆斯特丹大學位于荷蘭以外,上榜學校均位于美國。由此可見,美國依然是傳播學研究的重鎮(zhèn),研究實力仍牢牢占據頭號地位。

八、結論與展望

通過對2015—2019年間國際上10種代表性傳播學期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和歐洲仍是傳播學研究的重鎮(zhèn),其中美國在傳播學研究領域占有絕對主導地位;阿姆斯特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等是傳播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從具體研究者角度來看,傳播學研究并未形成明確的學術團體,研究者合作較為分散;近5年來傳播學研究的高頻詞主要有“社交媒體”“傳播”“媒體”“網絡”“信息”“在線”等;量化研究方法運用非常廣泛;研究重心主要在社交媒體和政治傳播方面,在這片領域,跨媒介議程設置、黨派選擇性接觸、新有限效果論、大眾自傳播、語境坍塌等新的概念與社交媒體對政治參與門檻的降低,手機應用程序對政治表達的影響及個人選擇在接觸不同觀念時的主導作用等新的思考都向我們展示了傳播學研究的潛力。這些發(fā)現對我國傳播學研究有以下啟示:第一,提高定量研究在傳播學研究中的分量。研究者除了應將目光放在宏觀敘事和中觀理論與對策的研究上之外,還應多關注微觀的具體事件,以具體事件和行為為切口,進行創(chuàng)新性研究,以推動中國傳播學科的整體發(fā)展,為社會建設和政府治理提供具體服務和決策參考。第二,應該關注政治傳播這一熱點領域。社交媒體將每個個體都包含在了一個巨大的聯系網之中,給社會治理、輿論管控、形象塑造等提出了新的問題,應從具體事件、具體問題出發(fā),探尋新媒體時代政治傳播的規(guī)律,提煉出新的理論觀點,將傳播過程中模糊不清的地帶、環(huán)節(jié)清晰化,為社會治理和發(fā)展提供指導。第三,要繼續(xù)重視對社交媒體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過程上,不應僅僅做已經發(fā)生的現象的闡釋者和記錄者,還應著眼于未來發(fā)展,提供前瞻性的思考,著力于構建體系化的概念理論,起到傳播學在社會建設領域的引領和導向作用。第四,應加強學術合作,努力提高學術站位。要加強國內學者間、機構間的合作;加強跨國交流與合作,拓寬研究視野,合力提升我國傳播學的研究質量。要加強跨專業(yè),如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網絡科學之間的聯系與融合,探索跨專業(yè)合作的路徑,共享學術情報和成果,尋找新的學術課題和方向,產出新的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學術成果。

九、結語

近年來,我國傳播學事業(yè)伴隨著技術革命和國家經濟發(fā)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研究領域和方向也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本文對近年來國際學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進行初步的總結分析,有助于跟蹤國外傳播學科發(fā)展動態(tài),為我國學者提供借鑒和參考。另外,此次研究在數據收集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待進一步改進,其中,在數據的收集方面僅使用了影響因子排名前11位的10種期刊,選擇的多樣性有待增加,且分析年限跨度可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增加。并且,研究使用知識圖譜的方法多集中于對傳播學趨勢和現狀的概括性分析,在后續(xù)研究中可加強文本分析方法的使用,探究趨勢背后更加豐富的內涵。

作者:張冠文 陳展琨 徐振國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