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基本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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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命名、類型、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畢業(yè)于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yè)的知名學者，對其著作進行研讀，對我們的學習、研究具有極強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領域有極高的造詣，對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獨到之處。故選擇論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精讀。三篇文章分別從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及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個問題展開。這三個問題，無論是在考古學理論研究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都是時常碰到的核心問題。本文分別從文章的主要內容、觀點等方面做介紹。

一、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

《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系統(tǒng)的介紹了學界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文章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做出指導意見的具體論述及相關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舉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獨到見解，如：指出應在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中應強調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文章第三部分，介紹各家對考古學文化“三要素” 的觀點，同時指出考古學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創(chuàng)新之處，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

二、區(qū)系類型問題的研究―《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

《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文章主要圍繞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確立及關系問題展開論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紹了1959年，類型劃分問題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廟底溝、后者早于前者、兩者同時并存這三種說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點介紹了廟底溝早于半坡這一最初的簡單論證，安志敏、馬承源學者的觀點。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紹了一個完全相反觀點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個簡要的地層關系報告，它對兩類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個新論證，即同時并存（犬牙交錯的兩個類型）。

三、對考古學文化淵源的解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

《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從文章題目可知該文重點探討仰韶文化“淵源”，即仰韶文化的“源頭”問題。該文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敘述。第一部分，80年代確定仰韶文化源頭的歷程。安特生將河南、甘肅發(fā)現(xiàn)的彩陶，同中亞土庫曼的安諾文化彩陶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梁思永先生發(fā)現(xiàn)了安陽后崗“三疊層”，尹達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來說”、“六期說”。但仰韶文化的來源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二部分，從多源觀到一源觀?！胺衷础眴栴}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突破。嚴文明、張忠培先生發(fā)表了相似的“分源”觀點，嚴文明先生建議將仰韶文化“一分為二”，將后崗―大司空和半坡―廟底溝作為兩個不同系統(tǒng)區(qū)分開來。第三部分，關于仰韶文化與仰韶體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來源，追本最為切要。目前學界構建的大仰韶文化體系內涵并不是單一的，內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將隴東―關中―陜南―豫西中心區(qū)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嶺下層劃為前仰韶文化。周邊分布區(qū)分別命名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來源問題。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灣、老官臺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來源。同時“北首嶺類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過渡的一個中間類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淵源，但北首嶺類型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缺環(huán)。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紀沒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幾點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確認”程序）中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的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這是他的創(chuàng)新之處。

2、通過這三篇文章的閱讀，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出發(fā)點分別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考古學文化淵源的探索問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終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們在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行考古學文化研究呢？

3、欲對一個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應當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間范圍和時間幅度。這項研究中通常要用到類型學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層學的運用。

4、同樣的地層，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王先生在《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中指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證據(jù)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為何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怎樣解決，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來。在考古學研究中，地層學和類型學是基本理論，關于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內容上文已做詳細闡述，但是如何正確熟練的運用這些理論卻是一個較難的問題。

5、通過閱讀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對考古學文化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發(fā)現(xiàn)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斷改進研究方法的動力，前人在探索過程中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長時期的堅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2]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8期。

[3]張忠培：《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馬承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問題》，《考古》1961年7期。

[6]楊建芳：《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考古學報》1962年1期。

[7]蘇秉琦：《地層學與器物形態(tài)學》，《文物》1982年4期。

[8]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2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研究方法；解讀

中圖分類號：K87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2-156-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從中選擇了《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閱讀?！堆錾匚幕瘻Y源研究檢視》一文，通過五個部分介紹了仰韶文化被發(fā)現(xiàn)之后，學者們對其文化源頭的探索及論證過程；在長達數(shù)十載的爭辯中，仰韶文化的源頭從模糊到比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論證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栋肫潞蛷R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闡釋了半坡文化與廟底溝文化的時間問題，并總結了之所以出現(xiàn)“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jù)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的原因?！犊脊艑W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介紹了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的爭辯、原則的確立及命名程序。選擇這三篇文章，不僅是因為課程的要求，而且它們相互之間有著密切聯(lián)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例，系統(tǒng)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及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中，無論是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考古工作實踐中常常遇到、看似簡單而實為復雜的問題。對于此類問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國其他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對考古學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讀

但凡人們在發(fā)現(xiàn)、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本身內涵的時候，都會思考這么一個問題：這種文化從何而來？也許是人們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們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探索文化之源頭，就像人們喜歡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尋最長的河流一樣。但是，這樣的溯源，對于考古學文化研究來說，要以所發(fā)現(xiàn)的考古學文化本身為中心，只有對其本身進行詳實解讀后，才有依據(jù)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看到作者所總結的各位學者關于仰韶文化源頭研究的“分源”觀點，即仰韶文化雖然分布面積廣、其中類型多種多樣，但是其早期的各類型卻各有其來源。從此觀點出發(fā)，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頭，便使線索清晰，有理可循。這就是在找準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

二、嚴謹?shù)目脊艑W方法

地層學和類型學為考古學的基本理論。但是，如何將這兩種方法準確、靈活運用，我認為卻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雖然，就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的關系問題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開篇即提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jù)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至于這樣局面的癥結所在，現(xiàn)在似乎還并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我認為我們依舊可以從前人的探索中學習、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

在考古學中，還有另一基本理論——地層學，我認為我們利用類型學進行器物研究，至少是應該以地層學為基礎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還提到，隨著下孟村等遺址的發(fā)現(xiàn)，地層證據(jù)成為了顯示半坡文化早于廟底溝文化的一個依據(jù)，許多學者，包括曾經認為廟底溝早于半坡文化的學者，也通過對地層的解讀，認為半坡應該早于廟底溝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們如何去思考、對待考古學文化的嬗變，怎樣確立考古學文化嬗變的維度，也許會比文化人類學難得多，因為考古學的文化研究對象已成為歷史，并湮沒于黃土之下，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多在現(xiàn)世中還能找到，并且可以對目標進行跟蹤調查訪問；但是我相信，透過地層、遺物、墓葬、房址、經濟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規(guī)?！覀円琅f能夠從文化的整體空間上去解決這些問題，只是現(xiàn)在于我來說，由于積累有限，解決這些問題還非常困難。

三、結語

要挑出別人的問題和錯誤是相對較為容易的，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非常困難的。雖然，現(xiàn)在的我們回過頭去看早年的研究，會發(fā)現(xiàn)在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著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陷才促使我們不斷地改進研究方法。今人一個看似簡單的結論，卻耗費了前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樣一個長期的過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和教訓。讀完王仁湘先生的這三篇文章之后，我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決考古學文化研究中的問題，我自認為是能力不夠的。不過，這也將會是我進一步學習的一個起點，讓我從這些問題著手，更仔細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第3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fā)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fā)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茖W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fā)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xiàn)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fā)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tǒng)》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梢姡袄碚摗边@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xiàn)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tǒng)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jù)。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xù)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貒院笥捎诟鞣N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fā)掘。關于李濟先生發(fā)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fā)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fā)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fā)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fā)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fā)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fā)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xiàn)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yè)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jù)考古地層學的證據(jù)，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fā)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正統(tǒng)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fā)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fā)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脊艑W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fā)掘以及對發(fā)掘現(xiàn)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fā)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fā)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fā)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fā)掘都是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梢院敛豢鋸埖恼f，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fā)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xiàn)象而不去總結規(guī)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脊艑W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guī)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guī)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xiàn)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我們現(xiàn)在的考古發(fā)掘所發(fā)現(xiàn)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xiàn)在所發(fā)現(xiàn)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guī)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fā)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脊艑W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fā)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第4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甘肅;文物考古;文化遺址

[中圖分類號]K8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來源基本都是科學考古發(fā)掘所得,各類文化遺址復原了歷史的風貌,然而考古學是這一切的基礎。前人在很早的時候就有關于古物、古代遺存的研究和記載,有人認為這些研究和記載其實也就是考古學的萌芽。這種看法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現(xiàn)代意義的考古學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一整套的學科體系。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對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稱之為金石學,它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在歐洲也有一種類似的研究,稱為古物學,古物學是現(xiàn)代考古學的前身,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xiàn)代考古學。

現(xiàn)代考古學自產生以來,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學史上,一般認為在19世紀初期,北歐一些博物館專家提出三時代法,即把歷史分成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時代法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現(xiàn)代考古學的開始?？脊艑W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格意義上的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建立的時間是1926年,中國人開始運用現(xiàn)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文物和遺址的發(fā)掘、整理和研究。當時李濟先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進行考古發(fā)掘,這應當算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建立的正式標志。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不過80多年,在中國考古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這80多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相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廣闊的領土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我國的考古學起步晚,但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作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現(xiàn)代考古學自建國以來,發(fā)展異常迅速。考古學是20世紀中國所有各種學科中發(fā)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國際認可的學科之一?，F(xiàn)代中國考古學從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使中國考古學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存在差別,即始終和歷史學密切結合。外國考古學,特別是歐美的考古學,經常是與美術史、人類學相結合?；诖?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的考古學可以說是廣義的歷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考古學與歷史學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清晰地闡明了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考古學與歷史學相互配合。

甘肅有著悠久的歷史,縣的建制早于省的設置,從春秋時期開始萌芽算起,迄今已達2000余年。甘肅省是中國歷史上經濟開發(fā),特別是農業(yè)墾殖和古代文化的發(fā)展較早地區(qū)之一,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發(fā)祥地。遠在2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萬年的鎮(zhèn)遠縣姜家灣和寺溝口的原始遺址以及距今3.8萬年的武山人遺址的發(fā)現(xiàn),表明隴右地區(qū)是遠古文化的重要源頭。這些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甘肅的考古事業(yè)奠定了基礎。

甘肅是我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省區(qū)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發(fā)生的地區(qū),這里古文化遺址眾多,類型多樣。因此,國內外文博考古界始終極為關注甘肅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成果。

以來,甘肅考古事業(yè)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大量珍貴文物進入了博物館。大地灣遺址、居延漢代遺址的發(fā)掘被評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fā)現(xiàn),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的發(fā)掘先后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

60年來,甘肅幾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跡遍布隴原大地,為全面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已經建立起比較清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諸多重大課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史前文化的發(fā)掘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fā)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鮮資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謎團逐漸被破解,各個歷史時期考古成果則展示了甘肅獨特的絲路文化風貌。

建國以來,甘肅省的文物考古發(fā)掘成果按文化遺址的時間序列共分為7個部分:

一、文明曙光,絢麗彩陶――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甘肅考古成果豐碩。建國以來,先后正式發(fā)掘了秦安大地灣、王家陰洼、蘭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或墓地,不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和動物骨骼,還發(fā)現(xiàn)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青銅刀?；纠砬辶烁拭C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fā)展脈絡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肅是我國古代人類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

二、邊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時期

甘肅是我國早期青銅器發(fā)現(xiàn)最多的地區(qū)?？脊殴ぷ髡咴群蟀l(fā)掘了廣河齊家坪、靈臺白草坡、玉門火燒溝、臨潭磨溝等一批遺址或墓地。夏商時期的甘肅青銅文化,雖然不像中原那樣跨入了國家的門檻,但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隴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搖籃,西戎故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

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墓地是因20世紀90年代初在禮縣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古墓盜掘事件,而后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fā)掘,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早期秦文化遺物。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發(fā)生盜墓事件而被發(fā)現(xiàn)的。該墓地出土了大量裝飾精美的隨葬車馬器和金銀飾品,對研究戰(zhàn)國時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關系和當時隴東南地區(qū)與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冊頁留香,木雕樸拙――秦、漢、魏晉十六國時期

秦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的甘肅考古,有著引人注目的發(fā)現(xiàn)以及學術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馬灘、居延金關、敦煌懸泉等遺址出土了大批秦漢簡帛文書,其數(shù)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保存狀況之完好,均居全國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漢代木雕,雕刻技法樸拙,具有奔放粗獷、雄渾剛健的藝術感染力。高臺地埂坡仿木構之墓葬形制則為甘肅地區(qū)首次發(fā)現(xiàn),也是目前所見惟一的西晉時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風,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長安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國力強盛、政治清明、賦役較輕,經濟文化呈現(xiàn)出繁榮昌盛的景象,相繼出現(xiàn)了歷史上稱道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成為當時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國家。甘肅在這一時期的考古主要有慶城穆泰墓和秦安葉家堡唐墓的發(fā)掘。葬于唐開元年間的慶城穆泰墓,雖經兩次被盜,但出土隨葬品異常豐富、精美。而1965年發(fā)掘的秦安縣葉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傭、鎮(zhèn)墓獸等,形體碩大,釉色艷麗,是國內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薈萃,熠熠生輝――宋、西夏、金、元時期

元朝建立后,結束了從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權并立的局面,統(tǒng)一了全中國。這一時期,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各項手工業(yè)規(guī)模擴大,尤其是制瓷業(yè),無論質地、釉色、式樣,還是生產規(guī)模及出口數(shù)量,都遠勝前代。宋、西夏時期的甘肅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兒灣西夏窯址和天水王家新窯宋墓等的發(fā)掘。

七、佛光佑護,眾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區(qū)考古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分為南、北二區(qū),其中南區(qū)石窟最早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現(xiàn)存洞窟492個,窟內有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畫三位一體的藝術遺存。北區(qū)石窟群崖面長700余米,保存了歷代洞窟243個及原編號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對北區(qū)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區(qū)洞窟的數(shù)量、形制及其性質。

第5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 知識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fā)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shù)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fā)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fā)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xiàn)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jù)以重現(xiàn)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這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tǒng)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xiàn)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tǒng)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xiàn)，本來是傳統(tǒng)學術走向現(xiàn)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fā)現(xiàn)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來他引述了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眲⑾壬酉聛碓u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xiàn)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fā)現(xiàn)相聯(lián)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fā)掘工作為基礎的現(xiàn)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被仡櫧F(xiàn)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jù)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fā)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边@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xiàn)。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tǒng)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tài)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xiàn)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yè)，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yè)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李濟先生認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他看來都不是憑想象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須以可靠的材料為立論依據(jù)，材料必須是經過考證及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fā)掘及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須盡量利用一切有關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資料，其中包括幾大范圍：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資料；二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成果；三是人類的文化遺跡（史前考古學，主要針對古器物即古代人類遺留下的工具等）；四是體質人類學的成果（包括對古代人身體遺骸的研究、其分化演變的過程以及和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狹義的考古學資料（即古器物學家所承認研究的考古資料，青銅時代以及以后的歷史），但李濟先生同時指出，因為在采集方法與看法上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而在現(xiàn)代考古學的視野下，它們的學術重要性會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其體質上；七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即傳統(tǒng)的經學與史學文獻，而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研習。

第6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講究。對墓葬進行考古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類型學，而類型學講究的，正是將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區(qū)和時間框架內，以正確界定材料的年代。因為經濟、政治、地理、技術等等因素，一個地區(qū)一定有與其他地區(qū)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著各不相同的發(fā)展軌跡。其間的差別，雖不必然像喝咖啡與吃大蒜一樣在戲謔中隱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但卻是經長久形成而真實存在的。這種地域間的差別，使空間性在考古學研究中至關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較為明確的地域特征”，并將北界秦嶺淮河，西達青藏高原邊緣，東臨大海，南瀕北部灣的廣闊區(qū)域分成長江下游、長江中游、贛中南閩西北、兩廣、西南六個小區(qū)（第16頁），以此為基礎，拉出了一條六朝墓葬的經線。

器物、花紋，甚至思想、行為都是隨時間的流逝而變遷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本身。物質文化風格的變換往往敏感地標志著時代的變遷，上一時代與這一時代之間宛若隔著一條鴻溝，目力可及，卻難以跨越。煙雨六朝的歷史長河中，就有著“東吳早中期、東晉早期、劉宋早中期三個主要的斷限”，而“單室墓取代雙室或多室墓，券頂取代穹窿頂，器物類型的減少，器物形體的趨高，蓮花紋的日漸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規(guī)律。這是六朝墓葬的緯線。

以上認識的得出看似簡單，實則是應用考古類型學對2000余座形態(tài)各異的墓葬材料進行深入分析與綜合的結果。雖然它只占了本書敘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數(shù)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實功力。在這種時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確定。這種依據(jù)大量材料歸納出的時空框架既是本書的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也是對六朝墓葬做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

本書更為重要的貢獻是，對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區(qū)的結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闡釋圖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進行器物研究者，特別是在歷史時期考古中，無法依靠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將認識上升到歷史層面，是許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處。

第7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高中生對考古的認識；意義

對于考古進一步的認識是在初中開始學習歷史的時候，經過后期對考古的自我了解，才發(fā)現(xiàn)原來歷史學和考古學著兩者之間是相互融會貫通的。記得初中歷史老師對我們講述商周時代時關于青銅文化，那些經過現(xiàn)代考古人員發(fā)掘出來的青銅器和錢幣，對于考古的認識也是在歷史中一些古老的遺跡和器物上。隨著近幾年對考古學的研究，對于它具體的內容漸漸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認識，在下面主要是談一談我對考古的認識。

一、考古基本概述

我國作為世界聞名古國之一，隨著歷史的變遷和發(fā)展，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人對古代文化遺址進行考究對于社會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后來我通過相關資料的查詢才發(fā)現(xiàn)在最初的考古是在北宋期間開始發(fā)展的，就是我們現(xiàn)代所說的“金石學”。在19世紀末的時候一些西方探險家和考察隊也進行潛到我國邊疆地區(qū)進行勘察活動。到20世紀我國相關考察隊在周口店等遺址進行挖掘研究，我國考古學才正式的誕生。

（一）考古學的含義

通過對考古學書本對考古學的定義翻查，發(fā)現(xiàn)它的意思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種解釋是通過考古研究所得出的相關李叔知識。第二種是通過考古的方式一次獲得相關資料或者是相關的技術，其中包括收集資料、保存資料、研究資料以及對此進行的技術。第三種解釋是用以解釋包含在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系，來發(fā)現(xiàn)我國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對此含義的解釋，我還是認為第三種解釋比較系統(tǒng)。

（二）考古研究范圍

據(jù)我了解，對于考古的研究范圍在空間上包含世界各地，但在研究上主要偏向于對我國古代史的研究和發(fā)掘。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理解，考古于我們現(xiàn)代是沒有關聯(lián)的。由于每個國家的發(fā)展之間的多樣性，對于考古年限的界定無法對此進行統(tǒng)一，因此每個國家對此都定有一個下限。

（三）考古研究對象

對于考古研究對象的了解，在我的記憶中主要是對中國古代社會，主要是推進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朝代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書本知識，重要把它定位在遺址和器物上。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1.遺物：這里的遺物主要是指人類活動發(fā)展遺留下來的可以移動的器物。如：我們所知道的早期的器皿和生活工具。具體的器皿有，骨器、石器、木器等。生活工具主要是工藝品或是裝飾作用的裝飾品。

2.遺跡：對于遺跡的了解還主要是在現(xiàn)代古墓電視劇中所知道的，如：墓穴、房屋遺址、城墻等。我記憶深刻的是歷史老師所教授的長江流域主要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以及秦始皇陵、兵馬俑皇陵發(fā)掘。

3.文化：主要是人類進行生活生存帶有地域性的遺址，一次了解他們生存的足跡。比如我們所知道的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元大都遺址等。

（四）考古方法運用

據(jù)了解，在進行考古研究的過程中主要運用的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這兩種方式進行。地層學顧名思義我們就可以知道主要是運用于對地質層進行研究所要運用的一種方法。類型學主要是運用生物進化論相關的原理對于考古發(fā)掘的遺跡進行科學系統(tǒng)的研究和分析。

（五）考古技術的運用

對于考古技術的運用，我們不要還停留在運用鋤頭、鏟子這種基本的工具，隨著現(xiàn)代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對考古所運用的技術也在日益的更新，如對于年代的測定運用現(xiàn)代的鈾鉛測年法?？睖y技術主要是空中攝影、遙感技術和地下勘探等技術的運用，分析奠定技術的應用主要是X射線熒光分析、熱分析等，除此之外還有考古內窺鏡技術的應用和現(xiàn)代計算機在考古中的廣泛應用。

二、考古認識的意義

（一）增長見識，提高文化素養(yǎng)

作為學生的我們對于考古進行有效認識，主要是促進我們自身見識的增長，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yǎng)。在對考古認識和了解的過程中也包括實際的考古活動，我們對于相關歷史資料和信息的收集，長此以往我們的腦海就會對這些歷史資料形成一個數(shù)據(jù)庫，也能夠豐富我們的人文情感，促進文化素養(yǎng)的形成和提高。

（二）了解社發(fā)展歷史

我們對于考古進行認識的主要意義就是通過考古對于我國發(fā)展的歷史資料進行完整的了解，通過對以往的古代歷史考古資料，一次觸摸歷史發(fā)展的軌跡。我們現(xiàn)代的人無法像是電視劇或是穿越小說回到過去，但是通過這些以往古人生存所留下來的這些痕跡，促使我們像是面對面的進行對話。

（三）促進現(xiàn)代歷史發(fā)展

我們所知道培根的一句話，“歷史使人聰明”。對于考古促使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再是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促使我們對當代歷史的了解。如我們生活中對于以往經常所犯的錯誤，在長大后我們對此總結了經驗在以后就不會在同樣的事情上再犯相同的錯誤。對于考古的意義，這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意義總結。通過對于我國歷史發(fā)展的了解和對相關事件進行歷史的總結和分析，在我們現(xiàn)代的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對于好的知識和經驗我們對此進行吸收，對于錯誤的經驗我們對此注意和避免，一次發(fā)展，推動我們國家更好的發(fā)展。

結語：

隨著上述我們對于考古相關知識和內容的淺要認識和了解，由我對考古認識的萌芽，那一張老師所展示的埃及金字塔的泛黃的老照片開始，再到后來初中學習歷史的過程中的積累和明確，再到現(xiàn)在對考古知識通過各種途徑的了解，對考古有了一個淺要的系統(tǒng)的了解。在這些途徑中，我知道了考古的具體含義、它的研究范圍和對象以及它的方法和相關技術的運用。對于考古認識的意義的一個了解，從自我的角度上出發(fā)主要是通過考古知識的認識可以增長我歷史知識的完善和自身文化素養(yǎng)的提高，對社會而言是對于歷史的傳承延續(xù)以及經驗的吸取，以此更好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王炳華.加強考古研究深入認識西域文明[J].西域研究，2015，（4）：1-5.

[2]關玉文.對考古類型學的一點認識[J].中國民族博覽，2016，（22）：240-242.

[3]范楊.鄭州商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歷程及認識[J].絲綢之路，2016，（8）：70-71.

第8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考古; 人才; 培養(yǎng)

近年來，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fā)展，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fā)掘、保護和科研等任務日趨增多。建設工程規(guī)模越來越大，相應的考古發(fā)掘任務也越來越重，大量的考古資料源源不斷地出土，新發(fā)現(xiàn)層出不窮。但繁榮的背后，存在著很多問題，有些發(fā)掘項目質量下降，發(fā)掘資料不能及時整理，研究工作相對滯后。更有甚者，一些搶救性的發(fā)掘項目對發(fā)掘出土的考古資料敷衍了事，僅發(fā)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標本，大量被發(fā)掘出來的重要信息在室內整理階段又被丟棄，或者干脆對發(fā)掘出土的文物資料不做整理。這些情況的出現(xiàn)很大程度上都因為各級考古科研機構在人才隊伍建設存在短板，這一短板的存在極大地制約了國內田野考古發(fā)掘水平的進步。

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吸收國外田野考古資料整理成功經驗，對此有專門規(guī)定，可望解決這一問題。據(jù)此，一支政治強、業(yè)務精、作風硬的高素質考古人才隊伍是完成各項任務的基礎，從事考古研究工作的科研機構應把適應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人才隊伍建設作為第一要務，極力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chuàng)造”的氛圍，通過以科研課題為引導，以經費支撐為基礎，以多方交流為手段，以合理用人為準則，以表彰榮譽為鼓勵，使人才真正地脫潁而出，真正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規(guī)程的需要。

一、落實人才工作目標，加強人才教育培養(yǎng)。

考古學的研究越來越向著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向發(fā)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學問題的解決無一不需要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成為考古學發(fā)展的一條必由之路。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進行集成創(chuàng)新，一支具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考古人才隊伍是取得研究成功的關鍵。因此要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合理制定人才工作規(guī)劃，對人才引進、培養(yǎng)、使用，人才結構與梯次隊伍建設等方面應作出科學安排，既要確立人才工作目標，又要合理地分階段逐步實施。各考古科研機構應根據(jù)“黨管人才”的要求，明確由黨委（支部）牽頭抓人才工作，人事部門具體負責人才管理事宜，建立定期研究人才工作制度，積極為專業(yè)人員服務。要針對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相關要求，有針對性地抓好考古人員的教育培訓，切實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

    本著堅持教育為先的原則，從加強人才教育和培養(yǎng)入手，提高人才隊伍能力和素質，把建設學習型科研所與人才培養(yǎng)相結合。要鼓勵職工參加各種形式的業(yè)務學習和進修，在學習時間和學習經費上都予以保證。鼓勵專業(yè)人員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學習，并積極安排專業(yè)人員參加主管部門和高校舉辦的各類專項培訓，必要時可以針對新《田野考古工作規(guī)程》的相關要求自行組織考古專業(yè)人員的培訓。要豐富人才教育資源，征訂專業(yè)期刊和購進新版專業(yè)圖書供專業(yè)人員充電，要為專業(yè)人員配備筆記本電腦、數(shù)碼相機和攝相機等設備，努力達到業(yè)務骨干人手一套。在做好業(yè)務工作的同時,要組織專業(yè)人員到外地參觀學習，鼓勵專業(yè)人員撰寫研究論文和參加重要學術會議。要通過和高等院校的考古專業(yè)院系進行合作研究等形式來培養(yǎng)提高專業(yè)人員的業(yè)務水平，通過接觸學科前沿，開闊專業(yè)人員眼界，同時也查找差距，進一步提高專業(yè)人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二、理順人才成長機制，強化人才隊伍建設。

目前，全國1400多名考古領隊，每年參加田野考古發(fā)掘的有700—800人，與考古領隊相比，專職從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即便如此，多年以來，各級地方考古研究機構一直承擔繁重的基建考古任務，不能保證獲取考古資料的有效性，同時也限制了考古學的深入發(fā)展，從而導致科研工作相對滯后。因此，加強考古人才隊伍建設，努力營造學術研究的氛圍，及時更新考古領隊和考古研究人員的知識結構，培養(yǎng)更多有競爭力的考古人才，是各級考古科研機構極為迫切的現(xiàn)實任務。

在人才隊伍成長過程中，各級考古科研機構要切實創(chuàng)造各種便利條件為人才成長創(chuàng)造空間。一是要積極爭取科研經費，大力支持申請課題。通過多種渠道為專業(yè)人員爭取科研經費，并為他們出謀劃策，可以采取自主申報、聯(lián)合申報、跨單位或跨學科合作等方式申請各級課題。二是要鼓勵參加學術會議，加強綜合能力培訓。人才培養(yǎng)不能閉門造車，孤芳自賞，需要有廣泛的學術交流，以汲取學術界最新成果，彌補自身不足，同時也將自身研究成果加以推廣，從而進一步推進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科研所各項工作的跨越發(fā)展。三是要減輕常規(guī)工作壓力，及時申報獎項榮譽。人才培養(yǎng)經常會遇到兩方面問題：一是由于單位工作繁忙，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創(chuàng)造性研究，從而影響其發(fā)展；二是取得的成果、成績得不到相應的認同和表彰，時間長了會打擊積極性。筆者認為要從這兩方面考慮，首先要為人才創(chuàng)造良好的研究環(huán)境，盡可能地減少常規(guī)和事務性的工作；其次要打破平均主義，所申報的獎項、榮譽不搞輪流。歷史經驗表明，這兩方面的工作對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發(fā)展都能起到十分有利的作用。

三、拓展人才隊伍空間，推進事業(yè)跨越發(fā)展

目前我國從事考古研究的人員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學術背景。多數(shù)是理工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考古的實際工作中學習考古學的知識；另有少數(shù)人員是科班考古出身，從事考古工作某個專門領域的研究。這兩類人基本上都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或者在自然科學的某個領域、或者在考古學科接受過正規(guī)的培養(yǎng)，他們至少在某個學科領域的底蘊較厚，而且有志于從事考古工作的研究。

據(jù)此，國家應加大對本科生、研究生的資助，吸引學生致力于考古學研究。增加高等學?？脊艑I(yè)設置，優(yōu)化課程體系建設，加大在職工作人員的培訓力度。通過這些建設，力爭培養(yǎng)一批有創(chuàng)新能力、熱愛考古事業(yè)、有國家競爭力的人才隊伍。各級考古科研機構要認真研究人才成長規(guī)律，側重打造一個相互銜接的包括考古學各研究方向的人才資助和培養(yǎng)鏈。應根據(jù)當前和各機構考古人才隊伍建設的現(xiàn)狀，遵循人才成長客觀規(guī)律，設計有效措施，加大對真正愿意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才培養(yǎng)力度。適當加大自由申請課題資助數(shù)量并對青年承擔課題者有一定傾斜，幫助有志于從事考古學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成長。

隨著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斷發(fā)展，部分考古科研機構限于編制原因，人才緊 缺可能會嚴重制約單位發(fā)展，有些科研所可能不得不臨時聘用一些院樣畢業(yè)生來維持正常工作開展。但臨時聘用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只有理順機制才能根本解決人才緊缺問題。當前事業(yè)單位正處在改革階段，各級領導都應以極大的勇氣和責任感，切實了解增加人員的有關政策和程序，科學、合理地找出了破解的辦法。結合事業(yè)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暫時在編制內無法解決的，可以結合相關考古項目或科研課題采取長期合同聘用的辦法，工作和生活待遇可以參照同等條件的在職人員進行安排。同時，要根據(jù)工作需要，依據(jù)公開、公正、競爭的原則，引進和培養(yǎng)急需的考古專業(yè)人才，進一步拓展人才隊伍發(fā)展空間，保障人才隊伍建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實踐告訴我們，人才的成長需要合理的機制和良好的環(huán)境。要建立“公平、公正、競爭、擇優(yōu)”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通過加強年度考核、實行科研成果和業(yè)績公示等辦法，增強考核透明度，強化競爭意識，促進專業(yè)人員多出成果。要認真落實黨的人才培養(yǎng)政策，積極宣傳人才隊伍的先進典型，爭取各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不斷壯大人才隊伍。相信隨著人才隊伍建設的不斷深入，各考古科研機構將再次迎來人才隊伍建設的大發(fā)展、大突破，為文化為文物事業(yè)的大發(fā)展、大繁榮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持

總結：

本文簡要地分析了當前考古工作面臨的人才短板問題，總結了在新形勢下做好考古人才隊伍培養(yǎng)的目標、機制，提出了解決人才隊伍緊缺現(xiàn)狀的辦法。在文中作者為考古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和發(fā)展提出了較好建議。相信通過卓有成交的工作，可有效緩解新形勢下考古工作面臨的人才短板。

參考文獻:

第9篇：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文化廳、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聯(lián)合舉辦，廣西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民族研究所等單位聯(lián)合承辦的“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暨百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廣西南寧舉行。本次年會是繼1981年在桂林舉辦的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后16年，在廣西的考古學、民族學調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獲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甌、駱越故地廣西。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海南、湖北等十多個省(市、區(qū))和香港、臺灣等地，以及美國、越南等國家的92名專家、學者與會，除了會前收到論文中精選50篇編輯成67萬余字的論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輯)，由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會議期間還有十多位境內外的學者向大會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調查研究新發(fā)現(xiàn)。老、中、青三代學者共聚一堂，緬懷百越先民，重溫東南歷史，大興學術爭鳴。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總體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討，還有百越民族與其他系統(tǒng)民族文化關系、百越與當代華南民族文化關系的探討等專題，將百越民族史的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總體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論文是從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對華南、東南百越文化的總體研究，不乏創(chuàng)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銅鼓社會功用再考察》中，認為古代銅鼓上的太陽紋和青蛙裝飾，并不代表對太陽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陽紋的作用是分散銅鼓受敲擊的力度和傳播的聲音的，青蛙是人們對農業(yè)豐收的向往，是人們對自身居住環(huán)境的觀察思考，而且不同時空的銅鼓涵義、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濤《論地域文化視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張百越雖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個相對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統(tǒng)，即江浙地區(qū)句吳、于越所在的“北系”，閩臺地區(qū)東甌、閩越所在的“東系”，兩廣地區(qū)楊越、西甌、駱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貴地區(qū)夜郎、滇所在的“西系”，體現(xiàn)了對百越文化譜系結構的深入思考。鐘《吳越水鄉(xiāng)地域古城形態(tài)之“夾城作河”構造初探――東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葉》，從淹城、蘇州、紹興、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內塹兩重河道的“夾城作河”構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規(guī)劃傳統(tǒng)，是百越水鄉(xiāng)原生態(tài)的筑城形式。黃啟臣《先秦嶺南古越族土邦小國的社會性質》一文，全面鉤沉歷史文獻記載中存在于嶺南地區(qū)的驤頭國、縛婁國、陽禹國、儋耳國、雕題國、西嘔國、駱越國、伯慮國、蒼梧國等九個土邦小國社會，主張它們多是生產力水平低下、國多無君的部落社會。Barry Rolett在《中國東南與南島語族航海術的出現(xiàn)》一文中，認為東南史前航海術的出現(xiàn)、史前人類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農耕地的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遺存考辨》、吳春明《東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陳山漫《吳越竹文化述論》、盤立《百越文化區(qū)域中的“道緣”文化》等文也都有類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調查與探索

西甌、駱越、夜郎、滇、南越、閩越、東甌、于越、句吳、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與考古發(fā)現(xiàn)、研究，占本次年會提交論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甌、駱越及相關的廣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頭戲，有不少新的觀點。

在西甌、駱越的關系與性質上，覃圣敏《西甌駱越新考》系統(tǒng)回顧西甌駱越研究中“同支說”、“異支說”之學術史的基礎上，主張兩說沒有矛盾，先秦時期兩族各自獨立，秦漢時期結成聯(lián)盟，他還把武鳴馬頭作為駱越古都、甌駱聯(lián)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內的“古螺城”作為敗退南遷的新都。藍日勇的《駱越無國論》則從歷史文獻記載、元龍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城防設施的缺乏等角度，論證駱越族還沒有建立起國家組織。

在西甌、駱越的文化方面，蔣廷瑜《西甌駱越青銅文化比較研究》首次以青銅器資料為據(jù)，系統(tǒng)論述“西甌文化”、“駱越文化”的內涵特征、兩支青銅文化的異同，反映了廣西青銅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貝丘、大石鏟、巖洞葬――南寧及其附近地區(qū)先秦駱越文化的變遷》研究中，主張8000～5500年前的貝丘遺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鏟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巖洞葬-文化，是一個文化系統(tǒng)的不同階段，是駱越人文化的三個階段。陳遠璋、熊昭明《廣西賀縣河東高寨四號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則運用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東高寨四號墓所出的陶器、銅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組合。梁旭達《廣西甌駱文化淺析》系統(tǒng)描述了駱越的大石鏟、稻作、干欄建筑、銅鼓文化、圖騰崇拜等文化內涵。此外，謝日萬、何安益《桂南大石鏟應是駱越先民的文化遺存》、韋江、楊清平《廣西武鳴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強《廣西都安北大嶺遺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屬的初步探討》也就考古資料中駱越的大石鏟、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別展開論述。

在西甌、駱越的社會習俗與經濟上，覃芳《廣西新石器時代葬制與古越族食人埋骨的關系》則根據(jù)廣西新石器時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資料，結合文獻與民族復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習俗。彭書琳《廣西古代撥牙風俗》則收集研究了廣西巖洞葬的人骨標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時期、盛于宋元明清時期的廣西古代拔牙習俗的源流、分布與性質。陳桂芬《秦漢時期甌駱社會經濟發(fā)展述論》一文，闡述了文獻記載的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后，甌駱道路建設、郡縣設置、軍人與移民實邊、城市與商貿發(fā)展等。楊清平《略論東周時期嶺南越人的農業(yè)經濟》則更多從考古出土實物來說明類似的課題。

此外，也有一批論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長林《滇文化族屬再探》運用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構成，是迄今研究云貴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鄭超雄《夜郎國的文化淵源及社會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發(fā)，分析夜郎國的文化淵源，主張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權政治與社會文明。邱立誠《香港早期歷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緣與文化關系》，分析了上起萬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時代，下迄秦漢南越與南?？r期，香港考古文化與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體關系。蔣炳釗在《閩越的都城與“冶”》中，論證了史、漢所記閩越“二王二都”分別在崇安漢城和福州北郊漢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漢城就是無諸王城“冶”。是閩越都城研究中的一個新看法。王煒在《試析虎林山遺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據(jù)虎林山墓地出現(xiàn)的高等級墓葬、牙璋禮器、戈、矛武器、刻劃符號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閩南早期文明進程。陸建芳在《江蘇無錫鴻山越國大墓發(fā)現(xiàn)的玉器》中，介紹了吳國地域范圍發(fā)現(xiàn)的越國大墓玉器內涵。

陳元甫《漢代東甌國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則介紹了浙南溫嶺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主張大溪古城就是東甌國都。徐長青在《江西靖安縣李洲坳東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張崇根《臺灣大坌坑文化來源初探》則提出了臺灣大坌坑文化來源于黃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連照美在《從考古學論古代百越時空分布上的臺灣》，在總結臺灣史前文化與大陸關系之研究史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臺灣新石器文化譜系中東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內涵及其與大陸史前文化的異同關系。

三、百越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文化關系

楚越關系歷來是百越民族周鄰文化關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對江南百越文化的影響和融合》一文，運用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方法，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楚文化對湘資流域楊越、長江下游吳越、贛鄱流域干越、閩江流域閩越、嶺南的南越與甌駱等百越文化的影響。丁蘭《紀南城周邊楚墓地出土青銅越式鼎現(xiàn)象初探》則談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為楚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考古證據(jù)。此外，石奕龍《兩周時期句吳與鄰族的經濟、文化聯(lián)系》，則從傳世文獻、銅器銘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吳與鄰族的產品交換、技術交流與文化互動關系。熊傳善《論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的戰(zhàn)爭與融合》依據(jù)文獻記載，比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漢時期中原王朝與南方民族間的和戰(zhàn)關系。漆招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洞庭湖農業(yè)文化的南傳》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區(qū)稻作農業(yè)文化通過越城嶺山區(qū)及湘桂谷地傳播到廣西地區(qū)的考古證據(jù)。

也有學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國)關系，如蔣遠金在《史前日本列島與百越先民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考古學觀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島的舊石器、細石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與農耕源于華南百越地區(qū)的看法，從而證明兩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從民族史的觀點來理解越南北部的銅鼓》比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銅鼓的類型、年代與使用民族，并分析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民族間戰(zhàn)爭、饋贈、交易等民族關系史問題。鄧聰在《嶺南與北越弓形格銅劍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銅劍的時空分布所反映的嶺南地區(qū)與越南北部的先秦漢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現(xiàn)代南方族群的文化變遷

現(xiàn)代南方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南方漢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與百越源流關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馮孟欽在《廣東俚人遺存的考古學觀察》中，以洛湛鐵路沿線、高州、信宜、電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資料為據(jù)，討論東漢至唐代廣東、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鐵器、銅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內涵。王獻軍在《黎族早期的物質文化》中，通過考古與文獻資料，論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態(tài)與飲食器具，服飾、耳飾與文身文化，船形腳屋等居室文化的內涵與特點。李勃《黎族來源新探》、王逍《畬族傳統(tǒng)文化稟賦述論――兼論畬族經濟轉型》，董建輝、林宏杰《族群認同與民族身份的確認――以金竹畬族鄉(xiāng)的成立為例》，也屬于類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與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動有關。黃向春在《福建閩江口“蛋民”研究――兼論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中，闡述了閩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態(tài)與生計、習俗與社會組織、神靈廟宇、口傳記憶等，并提出閩越物質文化的民族考古學研究與蛋民認同“閩越”的符號意義之認知考古學研究同等重要。蘭達居在《百越海洋人文與福建區(qū)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論述百越海洋文化內涵的基礎上，綜合了兩廣、福建、浙江、海南、臺灣等沿海作為百越海洋人文傳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當代傳承的三種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東模式。

此外，還有學者重視百越與南方漢人文化的傳承研究。吳春明《東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著力鉤沉當代東南漢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積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與慣習、越式聚落與喪葬、原始制陶與無紡樹皮布、漢語方言的越語底層等，并從文獻與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越人漢化、漢人越化中尋找民族考古學的解釋。彭維斌《閩南民間信仰的文化分層與漢越文化融合》一文，將歷史層位分析法引入閩南民間社會文化研究中，探討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龜、蛇、狗、虎等自然崇拜為代表的百越先民“萬物有靈”崇拜的底層特征，以吳本、媽祖、臨水夫人、清水祖師、三平祖師、王爺?shù)染壬耢`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漢式佛道為代表的表層特征，并從民間信仰層位的形成過程研究漢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則在《也談閩方言的形成與發(fā)展變化》中，提出閩方言源于江浙的吳方言、吳方言與古楚語是閩方言的底層、唐宋以后隨著中原漢人的南遷又重疊著上古中古漢語，這是現(xiàn)代漢語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觀點。

五、多學科協(xié)作、多層面探討與國際性視野的學術盛會

在這次學術會議上，與會學者圍繞百越史研究的不同專題，從多學科、多層面和國際性的角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展開了熱烈的學術研討，表現(xiàn)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1　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參與、協(xié)作?？脊艑W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識源泉，考古學者的大量參與、考古資料和方法的全面運用是本次會議的重要特點。多數(shù)與會考古學者不再是簡單列舉考古文物資料，對歷史問題作出粗淺的說明和解釋，而能通過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討百越族群文化的譜系、關系、性質，甚至還將考古類型學方法運用到當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體現(xiàn)了考古學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甌與駱越青銅文化的區(qū)分、滇族的三種文化因素構成等研究都是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離不開歷史學，傳統(tǒng)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漢的若干篇章，這次會議上純粹歷史學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對先秦嶺南古越族九個“土邦小國”的歷史鉤沉，就是代表。民族學的研究成果是本次會議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尤其是壯侗語族的民族文化的調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將南方漢人的社會文化納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疇，就是一個新的嘗試和亮點。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從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變遷中，找尋吳越城市的“外濠內塹”的底層特征，很有新意。語言學方面，關于南方漢語的越語底層、閩方言的吳語特征等，都是對傳統(tǒng)語言學理論的挑戰(zhàn)。

2　多方面、多層面的探討。本次會議除了民族與文化性質、族群源流、文化譜系、文化因素分析與區(qū)域文化關系等基礎性時空關系研究外，還有百越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多層面的探討。在物質文化層面上，吳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銅鼓、大石鏟、竹器與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專題論述。在精神文化層面，百越的海洋精神、萬物有靈與巫鬼神靈等、圖騰崇拜、南方漢語方言與語言、婚姻習俗、拔牙習俗、食人埋骨習俗等內容，都有學者涉及。在社會與經濟層面，駱越的建國、南越的土邦小國、商代閩中的文明因素等國家文明問題，百越同秦漢王朝、荊楚文化的戰(zhàn)爭與融合問題，以及農業(yè)生產與經濟生活等問題，也都有爭論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