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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文學影視改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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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文學影視改編特征

一、精神內涵的娛樂性與商品性

影視傳媒在高度發(fā)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學書寫的危機”。法蘭克福學派就曾經提出:“文化工業(yè)的產物不是以后會變成商品的藝術作品,相反一開始它就是為了作為上市銷售,滿足普通大眾的需要,作為供市場銷售的可互換物而被生產出來。[1]可以說這一觀點已經點明在文化工業(yè)和消費時代,藝術品由母體里所攜帶的商品性。而美國著名理論家丹尼爾•貝爾就曾經在分析美國60年代文化景觀時指出美國當時的文化情景與中國九十年代所處的文化情景之間驚人的相似性,他說:“目前,居統(tǒng)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像,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tǒng)率了觀眾,”“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盵2]的確,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影視文學確實已經搶奪了大量純文學的生存空間和市場,視覺效果、聲音影像對大眾的影響力也在日益擴大中。但與此同時,影像文學自身所攜帶的商品性與娛樂性卻在另一向度上對文學發(fā)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和潛在的危機。首先,精神內涵的日益萎縮與變形使許多當代作家開始淪為商品化寫作的附庸。隨著網絡文學的勃興,許多作家已經逐漸放棄了對文學審美性的追求,轉而形成了“什么賣座寫什么,為了寫作而寫作”的風氣。時至今日,我們發(fā)現(xiàn)眾多穿越小說和宮廷小說大行其道。從《宮鎖心玉》、《步步驚心》、《神話》再到最近在各大電視臺熱播的《傾世皇妃》等等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的視線。這些網絡文學作品將消費媒介所具有的商品性和娛樂性完全地展現(xiàn)在讀者和觀眾面前,拖沓的劇情、糾結的人物情感關系,復仇與陷害的籌碼等等,這些幾乎成了此類小說所共有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賣座因素。改編后的許多影視文本也主觀上放棄了負擔社會道義責任和人文精神的職責,而逐步淪為僅供大眾娛樂和消費的為文化商人謀取利益的工具,文學本身理應具有的遠大理想、哲理沉思、人性關懷和道德批判等則降低為純粹的消遣娛樂和感官刺激。

二、審美距離的模糊性與平面性

雖然許多影視作品改編自當代的文學文本,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就簡單地把影視文本看做是文學文本在影像領域的直接映像,在這里,影視編劇、導演甚至演員本身都要對原有的文學文本進行再度創(chuàng)作,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文學文本原有的批判意識和精神向度也就因不同程度上的再度創(chuàng)作而顯得效果各異。例如曾經一度掀起家庭劇熱潮的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這部電視劇在各大電視臺熱映之后許多觀眾都主觀化地將其看做是一部詼諧幽默的家庭劇,而原作中劉恒想要描繪的在社會底層無奈掙扎的小人物性格、命運的變遷卻在某種程度上被閹割了,雖然改編后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觀眾對人物生存境遇和生活狀態(tài)的同情和反思,但總的說來由喜劇演員來演繹的這種影視劇集還是將作品原有的理性批判與反思消解了許多。接著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近年來備受追捧的麥家的諜戰(zhàn)小說系列。隨著2005年《暗算》的熱映和好評,麥家的一系列小說被先后搬上熒屏,《風聲》、《風語》、《刀尖上行走》等作品先后被改變成電影、電視劇,麥家也在一時間成為了影視發(fā)行方的寵兒,并在2010年獲得茅盾文學獎。應該說,麥家的“新智力小說”似的諜戰(zhàn)小說在藝術性上還是比較突出的,在情節(jié)安排上,麥家小說往往能夠做到引人入勝又不讓觀眾覺得是故弄玄虛,作家將對案件的觀察、分析和論證緊密結合,使故事的可看性大大增強,與此同時故事中也穿插著作家本人對生活智慧的獨特體味與理解,所以應該說麥家小說走紅是有理由的。但是,許多熟悉麥家的讀者在觀看過改編后的電影、電視劇之后仍然對此種改編采取了批評的態(tài)度,的確,雖然《風聲》和《風語》的改編都由麥家親自參與,但細讀文本之后,我們仍然會發(fā)現(xiàn)為了考慮到大眾收看的娛樂效果和收視率等現(xiàn)實問題,影視劇在很大程度上對原有情節(jié)進行了改造,而且應該說有一些改造是并不成功的。一些影視改編在考慮消費市場和觀眾需求的同時對原著做了大量失敗的修改,不僅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原著情節(jié)的緊湊和完整性,任意加入的感情糾葛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格調。這樣一來,麥家在其小說文本中較為完整地保持著的審美距離被不同程度上的肢解了。改編后的影視文本傾向于只注重營造緊張、恐怖的氣氛和曲折跌宕的情節(jié),而在對主要人物自身性格的塑造和情感表達上則十分遜色。小說中麥家刻意營造的審美距離變得歸于模糊而平面化了。

三、接受狀態(tài)的麻木性與空白性

前文中我們談到當代文學文本在影視改編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些突出特點。傳播學四大公認的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韋爾在他的代表作《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將傳播的過程分為了以下幾個要素:“傳播者——訊息——渠道——受傳者——效果”。[3]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傳播的最終指向是受傳者的接受效果。隨著文學傳播形式、內容和媒介的不斷變化,文學接受也隨之日益發(fā)生變化。文學接受早已從個人欣賞似的私密閱讀轉向了在大眾文化產業(yè)和消費文化影響下的快餐似的記憶。可以說在此過程中,公眾對于改編后的藝術文本本身是沒有明確的價值判斷標準的,或者說很多人早已不愿意去思考這背后的種種原因,而只是以一種麻木的狀態(tài)去接受。我們遺憾地看到作為文學藝術核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正在逐步瓦解,傳統(tǒng)小說寫作所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文字符號土壤已經無法孕育富有神秘感的精神價值,而與此同時,各種重新編碼的藝術傳播方式正在肢解著文學文本自身的話語權威和地位。然而,在受眾以麻木的狀態(tài)接受全部新興媒介所帶來的影視文學時也同時失去了進一步細讀文本和產生情感共鳴的空間。即導致了接受效果的空白性。這里提到的空白性并不是說接受者沒有接受影視文本,而是說這些影響并沒有真正在接受者頭腦中產生深刻印象,觀眾只是簡單機械地跟隨劇情發(fā)展或穿越、或陷入諜戰(zhàn)似的懸疑和恐怖之中,但當影像傳播結束,即此類電影、電視劇結束以后,接受者并不會去深刻思考在這些影像背后到底傳達著什么樣的情感價值、人文情懷以及深層告誡,接受者在精神接受的層面上始終是空白的?;厥捉陙懋敶膶W作品的影視改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消費文化大背景的影響下,傳統(tǒng)的文學審美定位已經被逐漸打破,影視作品的娛樂性和消費性日益成為大眾追捧的關鍵要素。然而,這種轉變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卻值得我們深思。一方面,我們并不能一味地否定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在我看來,改編的關鍵在于改編者能否充分、深刻地理解和剖析原著所傳達的精神內涵,同時適當地融入個性化的審美體驗,這也正是所謂的忠實型改編和創(chuàng)造型改編。當然,忠實原著也好,選擇性創(chuàng)造也罷,關鍵不僅僅在于能否被大眾所接受,同時還必須保持文學文本和影視改編的質量和精神取向,唯有那些思想深刻、關照人生、手法細膩的優(yōu)秀作品才能真正成為不朽的經典,而不是觀眾短時間內街談巷議而后就棄之如履的“口水作品”。文學文本終極價值的實現(xiàn)始終是依賴其文學性和藝術性的,這一毋庸置疑的判斷、評價標準,無論是在今天還是在未來都不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