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與政治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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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促進大學生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并影響著大學生的行為準則和處事原則。是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指導方針，因此，我們要不斷加強理論教育，做好宣傳和普及工作，讓廣大青年學生了解的相關知識，弘揚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從大學生方面來看，有效的大學思政教育能夠幫助學生了解我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發(fā)展史，并從中吸取精華知識，結合實際生活，從而培養(yǎng)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樹立為黨和國家服務的理想。從高校方面來看，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有利于糾正以往教育教學中的偏差，及時掌握思政工作未來的方向，積極引導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發(fā)揮校方的指引作用，提供較多的實踐活動，鍛煉大學生的堅強意志，為黨和國家培養(yǎng)合格的接班人。從黨和國家的角度來看，提高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有利于繼承和弘揚先輩們的革命精神，不斷地培養(yǎng)大學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并在此基礎上使其掌握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理論知識，弘揚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旋律，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增強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有效措施

(一)實現(xiàn)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結合。課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僅僅只是背誦并掌握思政理論知識，并沒有與日常的思政教育活動結合起來，這就導致了思政教育的實效性難以有效地發(fā)揮出來。而日常的思政活動一般都要求大學生參與到社會中，例如，一些課題研究、社會服務、志愿活動和文化調(diào)研，等等，這些活動需要與理論結合起來，相輔相成，最后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平時的實踐活動中發(fā)現(xiàn)了問題，則應積極地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并將這些問題拿到課堂上進行討論。在思政教育的考核中，要把學生的平時表現(xiàn)和思想實踐活動作為衡量指標，引導學生將學到的理論知識付諸于活動中。

(二)創(chuàng)新學生的黨建工作，讓黨建工作更具有實踐意義。堅持學生黨員發(fā)展工作“關口前移”，充分發(fā)揮校院(系)兩級學生黨校的作用，建立起從普通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到預備黨員的三級學生黨校全程培養(yǎng)體系。在開展黨建工作的同時，要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在黨員的帶動下，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到黨建活動中，鍛煉學生的意志力和奮斗精神，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yǎng)。在創(chuàng)新黨建工作的同時，還要注意發(fā)揮學生黨支部對學生活動的指引作用。

(三)加強與學生的心理溝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親切性。當前，除了要關注大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關注大學生的心理狀況，因為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只有保證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才能真正提高思政教育的實效性。研究顯示，大學生大多喜歡面對面的心靈溝通，因此，校方應該針對不同專業(yè)和不同年齡的學生采取合適的教育方法，進行合理的心靈教育。此外，學校還可以投資建立心理咨詢室，指導學生的思想，為學生提供心理幫助和支持。

(四)擴大實踐活動的平臺，創(chuàng)新實踐模式。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社會實踐是一個關鍵的項目。因為通過社會實踐，大學生不僅可以開闊眼界，還可以鍛煉自身的各種能力，所以，社會實踐受到很多大學生的青睞。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最喜歡的思政教育形式。高校要將學生的發(fā)展與實踐活動結合起來，真正地幫助學生成長，使所安排的社會實踐活動與學生的需求相適應，提高對實踐工作的重視程度，為實踐活動提供良好的保障，包括經(jīng)費的投入、師資力量的投入，等等。另外，學校也要對實踐基地做好考察，盡可能地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讓學生從中得到最深刻的啟迪教育，從而使社會活動具有實踐意義，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落實日常的思政教學工作。

(五)提高輔導員的思想道德素養(yǎng)，加強師資力量建設。輔導員是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支配力量，直接關系著實踐活動的最后成果。在招聘輔導員的時候，高校要嚴格選拔，重視輔導員的政治素養(yǎng)和實踐能力;在輔導員任職期間，校方也要加強對輔導員的管理，制定合理的輔導員考核制度，并嚴格按照標準執(zhí)行，設立考評考核機制。除此之外，校方要定期對輔導員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訓，提高輔導員的思想道德素養(yǎng)和專業(yè)知識水平，這樣才能保證其更好地輔導學生，促進學生的發(fā)展。

三、結語

第2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一、盡可能發(fā)揮課堂教學的多種功能，提高課堂效率

課堂教學是學校教學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完成教學工作的主要途徑，也是實施素質(zhì)教育的主要陣地。傳統(tǒng)“填鴨式”課堂教學方法耗時多，效益差，是不符合素質(zhì)教育要求的。在課堂教學中實施素質(zhì)教育，要盡可能發(fā)揮課堂教學的多種功能，不僅要傳授基本原理、觀點，而且要培養(yǎng)思想品德與個性；不僅要使學生參與學習，而且要學會運用理論；不僅要培養(yǎng)學生能分析、理解書本上的條理，還要盡可能培養(yǎng)他們的實踐和創(chuàng)新能力。要做到這些，教師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精力去探索如何盡可能地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組織形式和利用現(xiàn)代化教學手段來加強學生的感官理解能力。另外，可把以往課堂教學，教師將課本中的知識點逐一講解的方法轉(zhuǎn)變?yōu)榛局R點由學生自學掌握，重點、難點問題由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發(fā)言、討論；個別學生不理解可向老師提出問題，甚至還可針對生活中的現(xiàn)實問題與課本所述的理論不同之處展開爭論等；將教材內(nèi)容板書概括成提綱，讓學生記筆記的做法，也可轉(zhuǎn)為逐步教學生學會自己整理筆記，“穿線索”；在復習講解題例時，不僅僅是對答案，同時也要多向?qū)W生傳授些題例解答方法、學習方法等。這樣做，教師就不再是純粹的傳播知識的主體，而是努力調(diào)動著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起著駕馭課堂，因勢利導的作用，在課堂教學這一主陣地上，學生逐步學會了自己學習，真正實現(xiàn)了培養(yǎng)自身的獨立性，為今后的創(chuàng)造性打下了基礎。

二、根據(jù)現(xiàn)實許可條件，設置一些潛在課程

隨著學生“減負”工作的開展，學生課余時間逐漸增多，如何充分利用課余時間提高自身素質(zhì)，是在“減負”的同時應正確對待的大課題。對此教師不妨多設置些潛在課程，潛在課程屬于非正式課程，有的有一定計劃，能在一定固定的時空中進行。例如為更好地完成、理解運用教材理論聯(lián)系實際分析國內(nèi)外重大事件的目標，可以每天要求學生準時收看“新聞聯(lián)播”或午間“新聞30分”等。但有的潛在課程無具體程序，無一定計劃，教師可以因勢利導地教育。如利用某日學生發(fā)生的打架事件，學校所在地政府頒布了某些新法規(guī)等偶發(fā)事件對學生適時進行法制、國情教育。

三、將社會實踐活動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開展學生親身體驗的社會實踐活動有利于讓學生手腦結合，把所學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發(fā)揮個人特長，培養(yǎng)個性，這是實施素質(zhì)教育僅次于課堂教學的重要渠道。傳統(tǒng)的德育主要靠說理、灌輸，甚至半強制地執(zhí)行，易使受教育者感到枯燥無味，通過開展實踐活動寓教育于生動形象之中，讓學生自覺自愿地受教育。例如配合班主任適當組織學生郊游，既開闊了學生眼界，又增強了組織紀律團結互助；到著名的旅游景點還可培養(yǎng)學生熱愛家鄉(xiāng)、熱愛祖國的情感；帶學生參觀工廠、農(nóng)村、受污染的環(huán)境……可以發(fā)揮億們的主觀能動性，去思考與之有關的課題，進而引導他們正確對待人生、社會上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把握時代本質(zhì)。此外還可以通過觀看優(yōu)秀影視、參觀優(yōu)秀作品等，使作品中積極向上的思想、情感被學生接受。超級秘書網(wǎng)

四、建立靈活多樣的評估方法

第3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 應用型本科 “問題導向式”教學 思想政治理論課

應用型本科高校以培養(yǎng)高素質(zhì)應用技術型人才為目標，所以應用型本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定位除了具有普通大學共性的特點之外，還應該焦距在“實用”和“能力”上。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很重要的一個渠道就是通過師生共同參與課堂教學活動來完成。然而在應用型本科高校，某些思政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忽視了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片面追求理論的博和深，忽視了學生的需要?！皢栴}導向式教學”通過學生自主研究感興趣的問題，能夠有效調(diào)動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積極性，使學生由“自在”的學習狀態(tài)逐漸轉(zhuǎn)變?yōu)椤白詾椤钡膶W習狀態(tài)。

一、“問題導向式”教學對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重要性

（一）“問題導向式”教學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的提高

教學過程是教師、學生、教學媒介三個動態(tài)因素以信息為載體的互動過程[1]。以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以教師在課堂上單向灌輸理論為主，這種模式過分地強調(diào)思政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而忽略了學生的主體參與性。“問題導向式”教學法打破了單向灌輸式教學模式，以創(chuàng)設學生感興趣的重點、難點問題，社會熱點問題為主，將“提出問題―獨立思考―小組交流―集中解答”貫穿于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全過程。借此喚起學生參與課堂教學活動的熱情，在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共同探究討論的過程中消除學生在價值判斷方面對授課內(nèi)容的反感與質(zhì)疑，同時促進師生之間的信息溝通和情感互動，進一步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問題導向式”教學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良性轉(zhuǎn)化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就教學內(nèi)容而言，很多學生在中學階段已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囿于當時知識水平的局限，致使學生對一些比^關心的問題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tài)，尤其是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沒有得到澄清。在進入大學后，面對開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他們會再次將這些得不到解答的問題挖掘出來進行追問。除此之外，生活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大學生必然會表達自己的思考，在這一點上，“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xiàn)自己精神狀態(tài)的最實際的呼聲”[2]。所以，學生們會結合自己的所見所聞對過去習得的思維方式及固有的價值規(guī)范產(chǎn)生再思考，進而會采取與中學時代全然不同的一種思維方式來提出問題。如果此時思政課教師只是對舊有理論的重復或者是對教材知識的照搬，學生是不會感到滿意的。所以，思政課教師在教學中就應將“教材體系”轉(zhuǎn)化為“教學體系”，將學生最迫切、最感興趣的符合教學目的的問題挖掘出來，在深度把握教材理論的同時，把課堂教學與學生關注的歷史和現(xiàn)實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加以分析、討論，使得問題最終得以解答。

（三）“問題導向式”教學有助于滿足大學生的理性訴求

2016-2017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之初，我通過“藍墨云班課”對山東華宇2015級230余名本科學生就“課程改革評價”進行了問卷調(diào)查。由于該調(diào)查不是專門針對“問題導向”教學模式改革的，因此僅選擇其中與教學改革相聯(lián)系的幾項作分析。

（1）您喜歡具有哪些素質(zhì)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多選）A.理論素養(yǎng)深厚，具有扎實的專業(yè)功底;B.對時事有自己獨到的見解;C.了解同學的問題并給予解答;D.能有效激發(fā)同學的課堂參與度;E.語言風趣幽默;F.其他。學生的選擇是：選A的占70%，選B的占75%，選C的占25%，選D的占30%，選E的占42%，選F的占5%。（2）您認為《概論》課的老師應具備哪些特點？A.對時政有獨特見解;B.對理論知識熟練掌握;C.能提供教材以外的學習資源和信息;D.上課時多聯(lián)系國內(nèi)外時事問題。選A的占41%，選B的占14%，選C的占20%，選D的占25%。從以上兩題學生的選擇來看，學生普遍對于具有扎實理論功底和對現(xiàn)實問題有獨到見解的老師感興趣。由此可見，學生對于純理論性的知識是厭煩的，對于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要更多一些。

（3）您認為當前思想政治課中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多選題）A.教材過于偏重理論，與現(xiàn)實結合不足;B.灌輸型的教學模式，學生參與度低;C.教師照本宣科，缺乏創(chuàng)造性;D.學生和任課教師有代溝;E.學生對課程不感興趣;F.其他。其中選A的占57%，選B的占41%，選C的占10%，選D的占10%，選E的占26%，選F的占5%。從學生的選擇來看，教材內(nèi)容偏重于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結合不足及單向度的灌輸性教學是致使學生學習主動性不高的主要原因。這就要求我們教師要將教材體系聯(lián)系實際問題轉(zhuǎn)化為教學體系。

2015-2016學年第二學期期中，我對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1、2、3、4班，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1、2、3班，電子信息工程1班的同學，就《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教學舉行了座談會，學生代表們對“綱要”課教學方式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一是多走下講臺，與學生多一些互動，充分激發(fā)學生學習的興趣;二是多播放一些歷史性的影視片;三是多聯(lián)系一些時政和社會的熱點問題讓學生思考;四是多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展示自己的想法。

通過對學生的問卷調(diào)查及座談可以發(fā)現(xiàn)，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還是有所期待的，他們希望教師能夠解決他們的疑惑，希望將教材理論與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有效途徑就是采用“問題導向式”教學法，這是學生對于課程的一種訴求。

二、“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實踐

（一）問題的精度創(chuàng)設

“問題”――學生的熱點難點問題，是破解教學重點、難點或疑點的導向，是實現(xiàn)或達成教學目的的關鍵[3]。所以“問題導向式”教學最終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問題本身的質(zhì)量。如果提出的問題質(zhì)量較高，通過對問題的分析不僅能夠順利地引出所要講授的內(nèi)容，而且能夠充分調(diào)動學生學習新知識的欲望[4]。針對應用型本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特點，我認為，教師在問題的創(chuàng)設方面除了關注授課內(nèi)容之外，還應該關注三點：一是社會熱點問題或者當?shù)責狳c問題;二是學生普遍感到困惑的問題;三是學生學習和生活中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如在講授《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建設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時，可聯(lián)系“德州霧霾的產(chǎn)生及影響”及“宿舍（校園）環(huán)境衛(wèi)生”來創(chuàng)設問題。這樣的問題接近學生實際，學生不陌生，能積極參與到課堂活動之中。對于問題的產(chǎn)生，最為直接的方式是由教師提出當下的社會熱點問題，引發(fā)學生的思考;也可以通過課下交流、藍墨云班課、課堂調(diào)查;以及運用現(xiàn)代通信手段介入學生私人空間的方式（如微信、電子郵件、QQ、手機短信等），較準確地把握學生所關注、所感興趣的熱點、難點問題。

（二）問題的精心包裝

對精準創(chuàng)設的問題進行通俗化的理論包裝是“問題導向式”教學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如果教師展示的問題太過直白或太過枯燥，是很難引起學生興趣的，這樣的問題難以調(diào)動學生參與討論的積極性，那么課堂教學也就很難取得預期效果。對問題進行精心包裝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借助多媒體，拋出大量歷史素材或者提供必要的案例，在分析案例基礎上提出相關問題。也可以展示對同一個問題，不同學者的不同觀點剖析來包裝問題。如在講授《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通過剖析當下理論界五種“流行”觀點，提出問題“如何認識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在教學中，讓學生站在不同立場對五種觀點進行解說，然后引發(fā)討論，最后在教師引導下問題得到解答。

（三）模式的合理設計

1.以“問題為中心”開展師生互動。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問題設計就是把教學目的和要求轉(zhuǎn)化為一個個急需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師生互動就是要把這些經(jīng)過精心包裝后的問題轉(zhuǎn)化為教學項目分配給學生，學生按照所選擇題目進行分組，分組后小組內(nèi)的成員根據(jù)問題認真閱讀教材并搜索相關的材料，對問題進行分析思考及小組內(nèi)部進行討論，并由組長匯集組員的意見按照“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思路寫出解答問題的發(fā)言提綱。教師在課堂上根據(jù)教學內(nèi)容的安排，請各小組推薦一名同學在課堂上作中心發(fā)言3～5分鐘，小組代表發(fā)言后，同組內(nèi)其他同學還可以繼續(xù)進行補充和討論，在這一過程中，教師也要e極參與相應的討論、引導和點評。通過“問題”把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有機統(tǒng)一起來，真正實現(xiàn)“教學合一”的教學理念。

2.以“熱點話題為主題”開展演講活動。要求人人準備、人人參與，演講先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內(nèi)部選拔，然后推選優(yōu)秀者到課堂演講每人3～5分鐘。演講題目可根據(jù)主題自擬，文體也可以形式多樣。如在《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中講授“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時，我就讓學生準備了以“改革開放與當代大學生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為主題的演講活動，實踐效果很好。通過這種主題演講，學生對某一問題的理解力、語言組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表達能力等均有提高。

3.觀看視頻資料并寫出觀后感。教師根據(jù)所授教學內(nèi)容，圍繞一定主題事先準備相關影視資料和準備討論的問題，讓學生在課下觀看后對問題進行思考，在課堂上教師針對其中的重要片段進行必要的解說，然后由學生分小組進行問題討論，討論結束后請幾位具有代表性的同學發(fā)言，最后由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相應的歸納和理論的升華，課后學生根據(jù)各自的體會及相應的理論基礎，寫出觀后感。

“問題導向式”教學法的實施關鍵在于教師教育觀念的轉(zhuǎn)變，教師需要將偏重于“以師為本”的“問題導向”教學轉(zhuǎn)向重視學生需要的“以生為本”的“問題導向”教學，以進一步促進“問題導向”教學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中的深化和發(fā)展。

參考文獻：

[1]薛繼東.“問題導向”的大學課堂教學[J].山西財經(jīng)大學學報，2013，35（53）：76-78.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第4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淺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政治優(yōu)勢，是經(jīng)濟工作和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當前，受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影響，中國企業(yè)也面臨著諸多困難，如何在逆境中求發(fā)展，困境中求生存，可以說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本保證，企業(yè)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對癥下藥，才能絕地逢生，穩(wěn)定發(fā)展。

一、思想政治工作對企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1.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yè)所有工作的生命線，是企業(yè)不可缺少的生產(chǎn)力要素之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一定的階級政黨，為了實現(xiàn)本階級的政治目的，通過教育活動，用本階級的思想去影響廣大社會成員，使其接受它并轉(zhuǎn)化為個體的思想和形成一定的行為意識，從而支配人們自覺地去行動的活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

摘要的力量，使企業(yè)在和諧中生存，前進中發(fā)展. 二、對當前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面臨問題的分析

1.思想、價值觀念的錯誤觀點嚴重影響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 的開展. 西方通過各種形式、途徑對我國思想政治的滲透，以及各種 腐朽思想的廣泛影響，使當前企業(yè)職工的思想價值觀念形成了錯誤的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建立，多種分配方式的實行，使企業(yè)職工的收入拉開了檔次政治論文，職工在收入和分配上的思想 觀念發(fā)生了變化。職工過分地關切工資獎金，認為工資獎金的多少才是人生價值的體現(xiàn)，從而心理不平衡，影響了工作的情緒，也影響了企業(yè)的工作。有些領導干部為了自己的私欲，甚至鋌而走險，挪用企業(yè)的大量資金，觸犯了法律。由于錯誤的思想、價值 觀已經(jīng)在企業(yè)領導干部和職工內(nèi)部生根發(fā)芽，所以企業(yè)思想政 治工作的開展勢必受到這些腐朽思想的阻礙，從而影響企業(yè)的 形象和正常進程.

2.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方式上走老路. 目前，很多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仍然是一條老路。很多企業(yè)大搞形式主義，在理論上沒有弄清楚，卻盲目地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形式上仍然是你聽 我說式的教育，缺乏滲透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許多企業(yè)職工抱 著被強迫接受教育的態(tài)度來聽講，很難產(chǎn)生好的效果。在這種傳 統(tǒng)枯燥的宣傳教育形式下，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無法深入人心，企業(yè)領導和職員也無法得到有效的溝通，最終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合理開展，企業(yè)的發(fā)展停滯不前，效益一落千丈。 3.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受重視。

當前很多企業(yè)只重視效益，而忽略了對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企業(yè)領導與職工群眾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領導和職工之間缺少交流和溝通。在企業(yè)中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環(huán)境，導致企業(yè)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很好進行. 三、解決企業(yè)思想政治問題的對策 1.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在內(nèi)容、形式上有所改變。

為順應時展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內(nèi)容形式上首先 要有所改變。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太單一，企業(yè)領導應結合企業(yè)的改革和生產(chǎn)實際，動腦筋想辦法，采取多層次、多內(nèi)容的全方位教育，把單一的灌輸式擴展為討論式、演講式，并借助媒體進行直觀形式的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枯燥無味。同時，領導在向職員宣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時，也應該采取平等、討論的方式，以親切自然的態(tài)度與他們協(xié)商， 從而使企業(yè)領導和職員間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更加能促進思想 政治工作的開展。

2.新形勢下，不斷創(chuàng)新完善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yè)健康 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創(chuàng)新是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的精髓，一個沒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企業(yè)是 沒有競爭力的企業(yè)，因此要把創(chuàng)新作為企業(yè)生存和發(fā)展的基本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政治優(yōu)勢和光榮傳統(tǒng)，越是經(jīng)濟發(fā)展，越要發(fā)揮這種優(yōu)勢傳統(tǒng)。目前的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要以解放思想為突破口，倡導創(chuàng)造性思維，使思想政治工作有創(chuàng)造性、超前性和開放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斷 適應環(huán)境變化的需要。

思想政治工作應避免形式主義政治論文，應圍繞職工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和疑點問題，充實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立齊抓共管的組織領導機制，建立規(guī)范有序的管理機制，保證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運轉(zhuǎn)。對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利的一些觀念陳舊、知識老化等現(xiàn) 象，應采取有效的措施，培養(yǎng)高素質(zhì)的領導隊伍，及時補充新鮮血液，營造有利于工作開展的良好環(huán)境。

3.要把以人為本的思想放在企業(yè)的核心地位。

第5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中政治；信息解讀；全面；興趣

為提高學生的政治水平，在材料分析題上有所發(fā)展，我認為應從以下幾點來提高學生的信息解讀能力。

一、引導學生全方面的看待問題進行解讀

在高中政治的材料問答題中，學生必須閱讀材料并從中獲取有用的信息才能做法，但是教師往往只是注重解題方法或?qū)Υ鸢傅奶接?，忽略了對學生汲取信息意識和能力的培養(yǎng)，學生首先在獲取信息的途徑中出了問題，自然無法做好材料分析題，這和掙錢花錢的原理一樣，在掙錢的時候沒有足夠努力，花錢的時候就必須得有所節(jié)制，不然總不能賒賬吧！例如，國家發(fā)改委審議通過的《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與運營管理辦法》于2014年4月1日起施行。該辦法提出，國家鼓勵、支持各類資本參與投資建設納入統(tǒng)一規(guī)劃的天然氣基礎設施，鼓勵、支持天然氣基礎設施相互連接，國家建立天然氣基礎設施服務交易平臺。國家能源局和縣級上地方人民政府天然氣主管部門應當加強對天然氣銷售企業(yè)、天然氣基礎設施運營企業(yè)和天然氣用戶履行本辦法規(guī)定義務情況的監(jiān)督管理。此題屬于辨析類的評析題，既要對設問中的“鼓勵、支持各類資本參與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會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句話找辨點、分析，又要結合材料一和“生產(chǎn)、勞動與經(jīng)營”的知識對觀點加以評論分析。首先學生要分析這道題目是屬于什么類型，根據(jù)問題的形式和角度的，學生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較為全面的掌握題目中所能提取出來的信息，以此培養(yǎng)學生的信息解讀能力。

二、注重培養(yǎng)學生信息解讀的方法

除了全面多層次、多角度地對材料進行分析之外，學生在做材料分析題時還有一個難題――解題方法。我們知道，方法就像是駛向成功之路的捷徑，用對方法，學習才能事半功倍，特別是在考試過程中。要在短時間內(nèi)解讀初更多的信息，并且保持信息的質(zhì)量和效度，是學生和老師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雖然能夠非常認真地閱讀分析題提供的文字信息，但是學生對于，文字中的信息并沒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對于文字中提供的信息也沒有非常的敏感，往往其中重要的信息像是漏網(wǎng)之魚。因此，老師應該要提高學生的信息解讀能力，并且引導學生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解讀，進一步說，教師要讓學生明白這塊文字信息的主體是什么，有針對性地進行解讀，發(fā)文字信息中發(fā)生了什么？發(fā)生的原因是什么？發(fā)生的結果是什么總結出來，就像在小學語文學習過程中找主謂賓一樣，將其中的形容詞、副詞、補語通通刪除，提煉出精華。如此一來，既保證了信息解讀的正確性，又保證了其效率。

三、充分利用小組交流學習法培養(yǎng)學生的信息解讀能力

要提高學生的信息解讀能力，挖掘更深層次的信息，就要求學生更加的投入的從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但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從集體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才能發(fā)展的迅速。學習政治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在遇到問題會鉆死胡同，一群人在鉆死胡同時總會有一些奇思妙想，所以，一個人要想發(fā)展，最快的途徑莫過于兩種：第一，跟隨一只隊伍帶動自己前進；第二，領導一只隊伍促進自己前進。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僅是教學生提取，信息的方法，更多的是引導學生的思維不斷開拓，學生在團隊教學的模式中，能夠集思廣益，學習他人的思維方式挖掘到更多的信息，充分利用小組交流學習法來達到目標，這不僅僅是學生在學習方法上的革新，更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針對性地對學生，片面性的思考提出有效的“藥”。學生在此方法的教學引導下，有條不紊的分工，不僅能學習到別人的新思維、新看法，還能提高學習效率，促進班級學習氛圍。

四、以W生的興趣為導向，讓學生愿意分析解讀

第6篇：形式與政治論文范文

關鍵詞： 翻譯 創(chuàng)造性叛逆 譯介學

一、譯介學與傳統(tǒng)翻譯的關系

譯介學是把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交流溝通的現(xiàn)象，而不是研究翻譯技巧、翻譯藝術、翻譯理論的。它是在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種翻譯現(xiàn)象，它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實踐。［2］

從研究視角上看，譯介學研究是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角度出發(fā)，把翻譯看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進行探討；而傳統(tǒng)翻譯則是從翻譯本身出發(fā)，研究語言、理論、技巧等問題。打個比方，譯介學關注的是譯本在某國流傳所產(chǎn)生的文化溝通的影響，而傳統(tǒng)翻譯關心的是譯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譯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譯介學研究翻譯的目的是把它作為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國家文學、文化交流對話的一種手段，進而考察它對改善文化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傳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設人類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傳統(tǒng)的翻譯則是總結翻譯理論和經(jīng)驗來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zhì)量為目的。另外，譯介學把研究翻譯的重點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學、文化的互識、互補、互證、互融和共建上；而傳統(tǒng)翻譯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語言的轉(zhuǎn)換過程、翻譯水平及翻譯經(jīng)驗等。［6］

二、創(chuàng)造性叛逆

“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是法國社會學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說：“翻譯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說翻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語言里；說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p>

可見，所謂“創(chuàng)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學翻譯采用本國讀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對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加以改造變形。所以譯文不是要如何達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譯文如何及為何偏離原文。正由于這一地位的確定，原作、譯作和創(chuàng)作處于系列關系之中。譯介學認為在譯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語境不可能完全退場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終作為一種文化力在制約譯本的意義詮釋和讀解。另一方面，由于語言的置換，譯語文化的意義特征融于譯本之中，使譯本與原作得以區(qū)別開來，譯語文化和譯語讀者的特色闡釋都會給譯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譯文學是具有民族性和異域性雙重特征的文本實體，應該擁有與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學三足鼎立的獨立地位?？梢姡瑥淖g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那是因為翻譯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這個碰撞過程中，譯者和讀者都參與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各種各樣，具體表現(xiàn)為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下面分成幾種情況來進行闡述。

三、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1.歸化與異化

歸化與異化是譯者翻譯的個性化體現(xiàn)。所謂“歸化”是譯者用極其自然流暢的譯語去表達原著的內(nèi)容，這樣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譯語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問題。［3］但主張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譯者認為：1）試圖把源語文化體系強加于譯語文化，一般來說是不現(xiàn)實的。因此，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礙；2）因為翻譯就是交際，譯者的責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沖突；3）如果譯文表達的內(nèi)容和形式在讀者對世界了解的知識范圍之內(nèi)，讀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譯文；4）從交際的觀點來看，即使原文中每一個詞在譯文中都能用“對等詞”譯出來，也不一定保證譯文對讀者所起的作用能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因為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nèi)容。因此，在翻譯界出現(xiàn)了一批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歸化翻譯隨處可見，比如，在英漢互譯中，“饅頭”與“steamed bread”，“一箭雙雕”與“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譯語文化的立場。還有站在產(chǎn)品促銷立場的“coca cola（可口可樂）”等。

正好相反，“異化”就是譯語文化“屈從”源語文化的現(xiàn)象。［3］主張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譯者認為：1）有必要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而且這也是讀者閱讀譯作的目的之一；2）譯者相信讀者有能力理解異國文化的特異之處；3）翻譯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這是翻譯的主要目的；4）譯文如果不能傳達源語世界的現(xiàn)象，就不能算“忠實于原作”。像“武裝到牙齒”和“armed to teeth”，“一國兩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體現(xiàn)了源語文化的特征。

可見，譯者的歸化和異化是譯者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本的類型、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歸化和異化均有存在和應用的價值。一方面，以介紹中國文化為目的的哲學著作、政治論文、歷史乃至民間故事，一般都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因為這類作品就是要把源語文化介紹給譯文的讀者。另一方面，一些實用性的文章，如宣傳資料、通知、公告、廣告、新聞報道乃至通俗文學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語為歸宿的原則。無論如何，一個譯者如果能夠通過技巧始終如一地為明確文化立場服務，而這種立場又能反映時代的發(fā)展趨勢，并被讀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譯文就是上品。

以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兩人所譯的《紅樓夢》為例，兩位譯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們可以看到楊憲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而霍克斯先生則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當然，“歸化”和“異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對譯者來說，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一旦遵循了一種基本原則，就要盡可能保持這種傾向。

2.誤譯與漏譯

絕大多數(shù)的誤譯與漏譯都屬于無意識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除了純技術上的誤譯，比如把“億”翻成了million、把cow錯當了crow等，其他誤譯反映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誤解和誤釋，是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阻滯點，它能鮮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例如英譯者在翻譯陶詩《責子》中“阿舒已二八”譯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顯然譯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還有前幾年Scott Turow寫的小說“Presumed Innocent”被譯成《假設的無辜者》，從字面上看好像不錯。其實它是由西方的法律術語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無罪推定”變化而來的，所以正確的應該譯成《推定無罪者》。

除了無意的誤譯，還存在有意的誤譯。原因有兩種，一是因為譯者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態(tài)和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翻譯。如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英譯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在這里“苦難”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譯者強行引入外來文化的模式和語言方式。例如美國詩人龐德翻譯的漢詩有意不理會英語語法的規(guī)則，將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譯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國古詩的并置手法，從而引發(fā)了美國的一場新詩運動。

有意的誤譯和無意的誤譯不同之處還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來的“硬傷”，前者從字面上看似不是錯誤，只是在強調(diào)文化意識的情況下才看出它的遺憾，因此叫“暗傷”。所以，譯介學把翻譯看作跨語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從而時時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識，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對應為滿足，這應該是比較健全的翻譯觀。

漏譯也分成無意和有意。無意的漏譯多為一言半語，通常不會產(chǎn)生什么文學影響。有意的漏譯又叫節(jié)譯。節(jié)譯的原因很多，考慮到接受地的風俗習慣，為迎合接受地讀者的趣味，為便于傳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譯的《迦因小傳》，譯者為了不與中國傳統(tǒng)道德相抵觸，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兩情繾綣、未婚先孕的情節(jié)刪去。

3.轉(zhuǎn)譯與編譯

轉(zhuǎn)譯與編譯屬于特殊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它們都使原作經(jīng)受了“兩度變形”。轉(zhuǎn)譯指的是借助一種語言去翻譯另外一種語言作品。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轉(zhuǎn)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尤其是翻譯小語種的文學作品。但是，文學翻譯不可避免地融入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闡述，甚至融入譯者的語言風格、人生經(jīng)驗乃至個人氣質(zhì)。因此，通過媒介語轉(zhuǎn)譯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會產(chǎn)生“二度變形”也就不難理解了。

編譯不僅包括語言文字的轉(zhuǎn)換，而且包括文學樣式和體裁的改變。例如林紓把易卜生的劇本《群鬼》譯成文言文小說《梅孽》。雖然編譯的叛逆表現(xiàn)在文學作品的樣式和體裁上，但文學作品翻譯本身就存在創(chuàng)造性叛逆，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也是對原作進行了“兩度變形”。

四、讀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文學交流，那么脫離了讀者接受的文學翻譯就是一堆廢紙，因為只有在讀者的接受中，文學翻譯才能實現(xiàn)其交流的目的。［5］我們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但我們卻較少注意到當譯者把譯作奉獻給讀者后，讀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調(diào)動他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也加入了這個再創(chuàng)造過程。而讀者的再創(chuàng)造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因此他的再創(chuàng)造與譯者相比，就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讀者主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主要來自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等。例如將“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譯成：“蜀中無將軍，廖化充先鋒?！辈煌淖x者讀到譯文時會有不同的反應：（1）自然，這種表達合情合理；（2）佩服，這位外國作家連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都知道；（3）懷疑，難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嗎？可見，由于讀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們無法在閱讀過程中產(chǎn)生相同的反應。讀者的主觀叛逆可見一斑。

2.客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客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里所指的客觀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與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我們知道，作者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時，他的心目中總是有其特定的對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們所理解。但由于翻譯給作品披上了另一種語言的外衣，被介紹給他所意料之外的對象閱讀，而這些對象與他處在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有時甚至還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于是作品的變形就在這樣的接受中發(fā)生了。例如英國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記》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但小說被介紹到其他國家后，人們感興趣的是作者描寫出來的充滿怪異的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變成了一本輕松有趣的兒童讀物。英國小說《牛虻》在英國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在學習蘇聯(lián)《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熱潮中，從小說主人公那里知道了這本英國小說，于是《牛虻》成了當時青年的案頭必備讀物，當時的青年從中學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時期，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青年不僅感受不到書中昂揚的革命精神，相反覺得這本書充滿了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甚至把它看作“黃”。接受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見。

以上我們從譯介學的角度探討了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但無論如何，翻譯策略的選擇最終還要視原作的文體和翻譯的目的而定。翻譯中所碰到的問題不外乎是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就文化差異而言，不同的目標文化對于出發(fā)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狀態(tài)，而不同的文化狀態(tài)對于出發(fā)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選擇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僅僅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zhuǎn)換，還是一種跨文化轉(zhuǎn)換的模式。

參考文獻：

［1］羅貝爾?埃斯卡皮著.王美華，于沛譯.文學社會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4］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劉獻彪，劉介民.比較文學教程［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譯常被看作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譯者翻譯原作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過程，讀者閱讀譯作也經(jīng)歷了一個“創(chuàng)造性叛逆”過程。本文從譯介學的角度，以譯者和讀者兩個身份來具體闡述譯者在翻譯中和讀者在閱讀譯作時的一些“創(chuàng)造性叛逆”特征。

關鍵詞： 翻譯 創(chuàng)造性叛逆 譯介學

一、譯介學與傳統(tǒng)翻譯的關系

譯介學是把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交流溝通的現(xiàn)象，而不是研究翻譯技巧、翻譯藝術、翻譯理論的。它是在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種翻譯現(xiàn)象，它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實踐。［2］

從研究視角上看，譯介學研究是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角度出發(fā)，把翻譯看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進行探討；而傳統(tǒng)翻譯則是從翻譯本身出發(fā)，研究語言、理論、技巧等問題。打個比方，譯介學關注的是譯本在某國流傳所產(chǎn)生的文化溝通的影響，而傳統(tǒng)翻譯關心的是譯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譯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譯介學研究翻譯的目的是把它作為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國家文學、文化交流對話的一種手段，進而考察它對改善文化生態(tài)和人文環(huán)境、傳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設人類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傳統(tǒng)的翻譯則是總結翻譯理論和經(jīng)驗來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zhì)量為目的。另外，譯介學把研究翻譯的重點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學、文化的互識、互補、互證、互融和共建上；而傳統(tǒng)翻譯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語言的轉(zhuǎn)換過程、翻譯水平及翻譯經(jīng)驗等。［6］

二、創(chuàng)造性叛逆

“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是法國社會學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說：“翻譯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說翻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語言里；說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p>

可見，所謂“創(chuàng)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學翻譯采用本國讀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對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加以改造變形。所以譯文不是要如何達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譯文如何及為何偏離原文。正由于這一地位的確定，原作、譯作和創(chuàng)作處于系列關系之中。譯介學認為在譯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語境不可能完全退場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終作為一種文化力在制約譯本的意義詮釋和讀解。另一方面，由于語言的置換，譯語文化的意義特征融于譯本之中，使譯本與原作得以區(qū)別開來，譯語文化和譯語讀者的特色闡釋都會給譯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譯文學是具有民族性和異域性雙重特征的文本實體，應該擁有與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學三足鼎立的獨立地位?？梢?，從譯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那是因為翻譯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這個碰撞過程中，譯者和讀者都參與了創(chuàng)造性叛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各種各樣，具體表現(xiàn)為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下面分成幾種情況來進行闡述。

三、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1.歸化與異化

歸化與異化是譯者翻譯的個性化體現(xiàn)。所謂“歸化”是譯者用極其自然流暢的譯語去表達原著的內(nèi)容，這樣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譯語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問題。［3］但主張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譯者認為：1）試圖把源語文化體系強加于譯語文化，一般來說是不現(xiàn)實的。因此，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礙；2）因為翻譯就是交際，譯者的責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沖突；3）如果譯文表達的內(nèi)容和形式在讀者對世界了解的知識范圍之內(nèi)，讀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譯文；4）從交際的觀點來看，即使原文中每一個詞在譯文中都能用“對等詞”譯出來，也不一定保證譯文對讀者所起的作用能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因為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nèi)容。因此，在翻譯界出現(xiàn)了一批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歸化翻譯隨處可見，比如，在英漢互譯中，“饅頭”與“steamed bread”，“一箭雙雕”與“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譯語文化的立場。還有站在產(chǎn)品促銷立場的“coca cola（可口可樂）”等。

正好相反，“異化”就是譯語文化“屈從”源語文化的現(xiàn)象。［3］主張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譯者認為：1）有必要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而且這也是讀者閱讀譯作的目的之一；2）譯者相信讀者有能力理解異國文化的特異之處；3）翻譯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這是翻譯的主要目的；4）譯文如果不能傳達源語世界的現(xiàn)象，就不能算“忠實于原作”。像“武裝到牙齒”和“armed to teeth”，“一國兩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體現(xiàn)了源語文化的特征。

可見，譯者的歸化和異化是譯者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本的類型、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歸化和異化均有存在和應用的價值。一方面，以介紹中國文化為目的的哲學著作、政治論文、歷史乃至民間故事，一般都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因為這類作品就是要把源語文化介紹給譯文的讀者。另一方面，一些實用性的文章，如宣傳資料、通知、公告、廣告、新聞報道乃至通俗文學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語為歸宿的原則。無論如何，一個譯者如果能夠通過技巧始終如一地為明確文化立場服務，而這種立場又能反映時代的發(fā)展趨勢，并被讀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譯文就是上品。

以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兩人所譯的《紅樓夢》為例，兩位譯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們可以看到楊憲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而霍克斯先生則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當然，“歸化”和“異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對譯者來說，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一旦遵循了一種基本原則，就要盡可能保持這種傾向。

2.誤譯與漏譯

絕大多數(shù)的誤譯與漏譯都屬于無意識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除了純技術上的誤譯，比如把“億”翻成了million、把cow錯當了crow等，其他誤譯反映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誤解和誤釋，是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阻滯點，它能鮮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例如英譯者在翻譯陶詩《責子》中“阿舒已二八”譯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顯然譯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還有前幾年Scott Turow寫的小說“Presumed Innocent”被譯成《假設的無辜者》，從字面上看好像不錯。其實它是由西方的法律術語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無罪推定”變化而來的，所以正確的應該譯成《推定無罪者》。

除了無意的誤譯，還存在有意的誤譯。原因有兩種，一是因為譯者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態(tài)和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翻譯。如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英譯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在這里“苦難”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譯者強行引入外來文化的模式和語言方式。例如美國詩人龐德翻譯的漢詩有意不理會英語語法的規(guī)則，將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譯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國古詩的并置手法，從而引發(fā)了美國的一場新詩運動。

有意的誤譯和無意的誤譯不同之處還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來的“硬傷”，前者從字面上看似不是錯誤，只是在強調(diào)文化意識的情況下才看出它的遺憾，因此叫“暗傷”。所以，譯介學把翻譯看作跨語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從而時時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識，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對應為滿足，這應該是比較健全的翻譯觀。

漏譯也分成無意和有意。無意的漏譯多為一言半語，通常不會產(chǎn)生什么文學影響。有意的漏譯又叫節(jié)譯。節(jié)譯的原因很多，考慮到接受地的風俗習慣，為迎合接受地讀者的趣味，為便于傳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譯的《迦因小傳》，譯者為了不與中國傳統(tǒng)道德相抵觸，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兩情繾綣、未婚先孕的情節(jié)刪去。

3.轉(zhuǎn)譯與編譯

轉(zhuǎn)譯與編譯屬于特殊型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它們都使原作經(jīng)受了“兩度變形”。轉(zhuǎn)譯指的是借助一種語言去翻譯另外一種語言作品。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轉(zhuǎn)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尤其是翻譯小語種的文學作品。但是，文學翻譯不可避免地融入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闡述，甚至融入譯者的語言風格、人生經(jīng)驗乃至個人氣質(zhì)。因此，通過媒介語轉(zhuǎn)譯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會產(chǎn)生“二度變形”也就不難理解了。

編譯不僅包括語言文字的轉(zhuǎn)換，而且包括文學樣式和體裁的改變。例如林紓把易卜生的劇本《群鬼》譯成文言文小說《梅孽》。雖然編譯的叛逆表現(xiàn)在文學作品的樣式和體裁上，但文學作品翻譯本身就存在創(chuàng)造性叛逆，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也是對原作進行了“兩度變形”。

四、讀者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文學交流，那么脫離了讀者接受的文學翻譯就是一堆廢紙，因為只有在讀者的接受中，文學翻譯才能實現(xiàn)其交流的目的。［5］我們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但我們卻較少注意到當譯者把譯作奉獻給讀者后，讀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調(diào)動他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也加入了這個再創(chuàng)造過程。而讀者的再創(chuàng)造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因此他的再創(chuàng)造與譯者相比，就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讀者主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主要來自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等。例如將“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譯成：“蜀中無將軍，廖化充先鋒?！辈煌淖x者讀到譯文時會有不同的反應：（1）自然，這種表達合情合理；（2）佩服，這位外國作家連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都知道；（3）懷疑，難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嗎？可見，由于讀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們無法在閱讀過程中產(chǎn)生相同的反應。讀者的主觀叛逆可見一斑。

2.客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

客觀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這里所指的客觀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與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我們知道，作者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時，他的心目中總是有其特定的對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們所理解。但由于翻譯給作品披上了另一種語言的外衣，被介紹給他所意料之外的對象閱讀，而這些對象與他處在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有時甚至還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于是作品的變形就在這樣的接受中發(fā)生了。例如英國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記》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但小說被介紹到其他國家后，人們感興趣的是作者描寫出來的充滿怪異的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變成了一本輕松有趣的兒童讀物。英國小說《牛虻》在英國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在學習蘇聯(lián)《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熱潮中，從小說主人公那里知道了這本英國小說，于是《牛虻》成了當時青年的案頭必備讀物，當時的青年從中學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時期，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青年不僅感受不到書中昂揚的革命精神，相反覺得這本書充滿了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甚至把它看作“黃”。接受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見。

以上我們從譯介學的角度探討了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但無論如何，翻譯策略的選擇最終還要視原作的文體和翻譯的目的而定。翻譯中所碰到的問題不外乎是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就文化差異而言，不同的目標文化對于出發(fā)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狀態(tài)，而不同的文化狀態(tài)對于出發(fā)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選擇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僅僅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zhuǎn)換，還是一種跨文化轉(zhuǎn)換的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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