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建筑群的單體建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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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樓與牌樓所圍的方形院落中，有東西兩座轅門，東連金牛道，西通褒斜道，是當年出秦入蜀的必經(jīng)之道，樂樓前廣場上，一對石旗桿高聳而立，每根旗桿中上部各安裝有兩個“月斗”相銜接，雕刻工藝精湛，蔚為壯觀，使廣場又多了幾分威嚴;同時在空間延展上又起到一個補充的作用，使廣場在視野上更顯開闊。鐘鼓樓建于琴樓兩側，均為兩層六角攢尖頂，始建于公元263年，歷代多有修葺，這里的鐘鼓樓方位不同于傳統(tǒng)的鐘鼓樓建筑的方位，即東面為鐘樓，西面為鼓樓，取晨鐘暮鼓之意，而這里的鐘樓位于西面，而鼓樓則位于東面，意為諸葛亮不忘北伐，統(tǒng)一漢室，故而西鐘東鼓，鐘樓內部懸掛一頂明朝萬歷年間鑄造的洪鐘;“六有書房”“靜觀精舍”與過樓、廂房列于主要建筑的兩側，琴臺與仿草廬分別在大殿的東西兩側，素裝淡雅、小巧精致，與大殿形成鮮明的對比，在突出主體建筑的同時又互不干擾，通過對比打破了單調、沉悶和呆板的感覺，既控制了整個空間的視覺中心又使得群體建筑富于變化;拜殿、大殿與崇圣祠在布局上又體現(xiàn)了“入門為中庭，繼而是大殿，殿后為寢”的道教建筑特點;東南方向上的第三平臺結合造園技術開辟了一座竹水相聞的園林景觀，園內布置了水池、疊石、曲橋、小徑等小景自然延伸了空間，園中的最高點處，建有一座觀江樓，方形重檐攢點式建筑，它是武侯祠與外部環(huán)境聯(lián)系的一個樞紐，是將整個建筑群推向高潮的一個轉折點，也是環(huán)境經(jīng)營與建筑布局整體統(tǒng)一的具體體現(xiàn);登樓觀江，視野開闊，內景與外景有機的結合，過渡自然，更體現(xiàn)了《園冶》中“巧于因借，精在體宜”的宗旨;根據(jù)堪輿學選址的神氣性，以“山環(huán)水抱必有氣”的風水格局使整個建筑群的空間布置順從山川地勢從收到方，既層次鮮明，又結合自然。

武侯祠建筑群的單體建筑

1樂樓

1)結構與構造。樂樓是人們在每年春祭與秋祭期間演戲的舞臺，“始建于景耀六年，歷代都有修葺，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落架大修”［4］，現(xiàn)在的戲樓面闊3間，進深3間，中間為表演區(qū)，兩邊為耳房，臺面正中置有木扇屏風分隔前后臺，整體立于長13．5m，寬9m，高1．7m的臺基之上，重檐歇山屋頂，灰色筒瓦覆蓋;舉折高大，岀檐深遠，柱礎石為下方上圓的雙層鼓鏡石，柱頭無斗拱，幫助起翹的是檐柱上部的四道斜撐拱(見圖1)，檐柱上托住柱頭枋、欄額枋、平板枋和挑檐枋。2)裝飾與藝術。平板枋上裝飾五攢一斗二升麻葉拱，各枋面部均有花卉和人物彩繪，大都體現(xiàn)了道教追求吉祥如意、延年益壽、羽化登仙的思想，例如福祿壽三老圖、松鶴龜不老物;撐拱上浮雕戲劇人物，從彩繪服飾來看，富有羌族文化特色，也為研究漢水流域羌人活動提供了依據(jù)。

2拜殿與大殿

結構與構造。拜殿又稱獻殿，是拜謁祭祀諸葛亮的地方，三間廳堂，無門窗及檐墻，四架梁卷棚式硬山建筑，是大殿的附屬建筑;殿內靠山墻及正面檐下，碑石林立，屋架和檐柱懸掛匾額和對聯(lián)。拜殿兩端梢間設置順梁，然后在其上栽立雷公柱和角背，雷公柱上施太平梁，太平梁承托平行的脊檁，再在兩脊檁上安置弧形“羅鍋檁”，形成屋頂卷棚脊;枋、檁、梁上飾以旋子彩畫和道教代表性圖案。拜殿與大殿中隔約2m，安置諸葛亮神像，是整個祠院的主體建筑。面闊五間，進深四間，九檁大式殿堂，從大殿青磚墻壁上可見，最后一次維修是在嘉慶八年，實際上1973年國家對武侯祠大殿進行了改建，后移2m多，抬高近1m，也就是現(xiàn)在的位置;在此之前大殿也有過幾次大的維修。大殿臺基高約45cm，青磚包砌，上施素柱礎石，下方上圓，覆盆狀，檐柱柱徑均在40cm以上，與順梁及仿木卯榫結合，上施普柏枋，在檐檁與普柏枋之間安置斗拱，平身科與柱頭科均為一斗二升麻葉拱，“轉角科為單踩單昂斗拱”［1］，昂為典型的南方風頭昂，轉角拱上承金柱上的穿插枋，支撐老角梁和子角梁，使屋角層層向上向外起翹(側角生起)，形成戧脊;碧色琉璃瓦覆蓋屋頂，山面博風板寬大厚實，懸魚、惹草雕刻細膩，由于斗拱使用簡單，且前后不帶檐廊，使得屋面較為平緩，出檐較短，但屋頂大吻與三叉寶頂?shù)氖褂靡约皯昙股献杂刹贾玫南扇俗攉F，使整個建筑于莊重沉穩(wěn)中不失靈活性，大殿內部金柱、脊柱與梁、檁、枋木卯榫結合，無斗拱(見圖2)，為防止柱子因穿插梁、枋的剪力作用破壞，柱子上部不同程度的施以鐵箍;大殿采用減柱造式柱網(wǎng)，即去掉室內一部分金柱，加長橫梁跨度，但檐柱保持不變，擴大了內部空間，這種柱網(wǎng)形式既保證了結構的穩(wěn)定性，又可改善室內布置的靈活度;殿內去掉了兩根金柱與脊柱(見圖3)，為安置塑像神龕留出了空間，“主體采用露明法(徹上露明造)”［2］;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的九檁大式殿堂相比，該殿角柱無側角。

裝飾與藝術。大殿內外的裝飾和山門一樣，色彩以冷色為主，暖色為輔，冷暖對比，素雅清靜，梁、檁、枋上繪有蘇州彩畫和旋子彩畫;神龕上部為鏤雕牡丹紋，下置天彎罩，神龕中的藻井形式為平綦，方格內為圓形，周圍一圈如意狀云紋，“神龕正上方高懸嘉慶皇帝御書的九龍金匾‘忠冠云霄’一方”［4］，其價值不僅在于皇帝御書，更在于九龍框架的雕刻藝術。

建筑思想與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

武侯祠整個建筑群由若干個單體建筑與走廊、圍墻環(huán)繞成七進院落，前后相連，左右相通，經(jīng)過前院到達后院，層層深入的空間組織使視線富于變化，庭院式的組群與布局采用均衡對稱的方式沿著縱軸線與橫軸線進行設計，這種布局正是強調“尊者居中”的等級嚴格的儒家禮制制度，突顯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不僅具有禮的特性，而且兼?zhèn)錁返囊馓N;同時，祠內木刻對聯(lián)和石刻碑文無不折射著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中詩書禮義的道德觀念;整個建筑群的選址遵循堪輿學理念，使建筑與自然環(huán)境有機結合;以枕山、環(huán)水、面屏的空間布局形式處理，使氣聚而不散;園林景觀遵循以山水為主、自然為本、建筑為從的設計思路，化大為小，融于自然，通過觀江樓的視窗，使建筑與自然環(huán)境有機結合，利用漢江與定軍山作背景，將小園林中有限的空間范圍推向廣袤無垠的自然風光，以建筑為中介，將人與自然高度融為一體，體現(xiàn)了“道在山林”“師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對造園技術的影響。

結語

從武侯祠建筑群的平面布局以及祠內主要建筑的平面布局、結構形式和裝飾彩畫可以看出，它們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一脈相承，與民間建筑相比，它有莊嚴肅穆的一面，較清明清大式建筑做法，它又有自由靈活的一面;祠內除了詩詞、書法、繪畫藝術之外，還有建筑、雕塑藝術，前后并重才能使藝術漸臻佳境;碑石甚多，唯唐碑與明碑最為珍貴，武侯祠現(xiàn)存唐以來碑刻近百通，其中的《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記并序》碑，“是全國各地武侯祠墓中最早的一塊唐碑”［4］，它比成都武侯祠中的唐元和四年(809)所刻立的“三絕碑”還早14年，該碑刻立于唐德宗李適貞元十一年(795)，正文記載795年維修武侯祠一事，其碑帽、碑陰、碑側刻滿了唐、宋、元、明題刻，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可想而知，但兩者的保護措施似乎并不與其價值成正比;建筑以木構架為骨干，青磚砌墻壁，屋頂樣式繁多，在直立厚重的墻壁和寬闊明臺的襯托下，整座建筑群穩(wěn)定莊重，形成了曲與直，靜與動，剛與柔的和諧美，它不僅有很高的欣賞價值，而且為研究歷史和科學提供了實證，為中國傳統(tǒng)建筑設計和新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借鑒。（本文作者：康寶祥、符炫、陳文強 單位：陜西理工學院土木工程與建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