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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闡述性反諷; 指令性反諷; 承諾性反諷;表達性反諷
作者簡介:石曉紅,女,籍貫: 遼寧阜新,學位: 學士,職稱:講師。
[中圖分類號]:H3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9-0144-01
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對反諷情有獨鐘,這種修辭手段幾乎遍及她的所有作品,尤以《傲慢與偏見》為突出之著。小說中的主線為女主人公伊麗莎白和達西之間的感情糾葛。幽默的筆觸是簡·奧斯汀作品的特色,而對于反諷的應用則是其作品成功的一大要素。從小說情節(jié)的設計到人物對話,簡·奧斯汀將反諷利用的淋漓盡致,從而為小說的發(fā)展奠定了夯實的基礎。以下將以主線人物伊麗莎白及達西為例證明反諷言語行為理論在《傲慢與偏見》中的應用。伊麗莎白與達西先生的總體感情歷程在《傲慢與偏見》中是以宏觀反諷言語行為中的結構反諷展現(xiàn)的。而在戀情的發(fā)展中,兩人之間的交流則是以微觀反諷中的四種形式展開,即闡述性反諷,指令性反諷,承諾性反諷及表達性反諷。
1、闡述性反諷
賽爾曾指出:“闡述性言外行為的言外之的是使說話人對命題的真實性承擔義務。”[1] 闡述性反諷即指說話者在發(fā)出話語是本身對命題的真實性持懷疑態(tài)度,但希望聽話者能依據(jù)語境及命題的語義結構等領會自己所傳遞的反向意義。在《傲慢與偏見》中,簡·奧斯汀在大多數(shù)的對話中借用了闡述性反諷。譬如:
伊麗莎白與達西初識與社交舞會,當時達西對伊麗莎白并無好感,更甚者將伊麗莎白與其他“庸脂俗粉”視作一般,從而伊麗莎白在心中對達西埋下了一粒偏見的種子。尤其在姐姐簡與彬格萊之間的感情出現(xiàn)誤解的時候,伊麗莎白將此歸咎于達西的暗中操控,而不滿情緒在言談中顯露無遺。
“你這樣的安慰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伊麗莎白說?!翱上О参坎涣宋覀儭N覀兂蕴澆⒉皇浅栽谂既坏氖虑樯厦?。一個獨立自主的青年,幾天以前剛剛跟一位姑娘打得火熱,現(xiàn)在遭到了他自己朋友們的干涉,就把她丟了,這事情倒不多見?!?nbsp;
對話中伊麗莎白所提的“他自己朋友們”指的是達西及彬格萊小姐,當然在伊麗莎白心中達西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句中所示似乎在指責彬格萊的優(yōu)柔寡斷,但跨過這個表層含義,伊麗莎白真正想指責的其實是達西的干涉行為。
2、指令性反諷
指令性言外行為所指的是說話人試圖讓聽話人去做其話語傳遞的動作。[2]然而,如果在說話人發(fā)出命令或要求時,聽話人根據(jù)所處語境及上下文分析得出相反的意圖,話語就具有了反諷意味,即為指令性反諷[4]。例如:
在伊麗莎白與達西經(jīng)歷了初識的尷尬相遇后,達西已漸漸對睿智的伊麗莎白產(chǎn)生了一絲眷戀,而伊麗莎白卻依舊被偏見蒙蔽了雙眼。當二人再次在舞會相遇,達西終于鼓起勇氣邀伊麗莎白共舞,而伊麗莎白依舊不忘諷刺達西的傲慢。
“現(xiàn)在該輪到你談談啦,達西先生。我既然談了跳舞,你就得談談舞池的大小以及有多少對舞伴之類的問題?!边@句話的命題內容是伊麗莎白對達西進行指令性的要求,伊麗莎白通過這一指令所傳達的本意是諷刺達西的“傲慢無禮”,并希望達西也能接收到這重字表意義下的深層諷刺含義,從而了解自己對他的態(tài)度是怎樣的不屑。
3、承諾性反諷
賽爾曾指出,承諾性言語行為是說話者承諾完成某種動作或行為。[3]而當說話者違背了承諾性言語行為所遵循的誠意原則時,此種言語行為則具備了反諷性質,即當說話者發(fā)出話語或作出承諾時,本身卻沒有能力或不情愿去實施該諾言或動作,此時就形成了承諾性反諷。譬如:
當達西在彬格萊的府邸邀請伊麗莎白跳舞時,伊麗莎白抓住機會對達西冷眼相對:
“噢,”她說,“我早就聽見了;可是我一下子拿不準應該怎樣回答你。當然,我知道你希望我回答一聲‘是的’那你就會蔑視我的低級趣味,好讓你自己得意一番,只可惜我一向喜歡戳穿人家的詭計,作弄一下那些存心想要蔑視人的人。因此,我決定跟你說,我根本不愛跳蘇格蘭舞;這一下你可不敢蔑視我了吧?!?nbsp;
在伊麗莎白的話語中,表層含義似乎是在承諾自己有揭穿別人伎倆的愛好,但事實上是借助此類話語表達自己對達西的不滿和偏見,希望達西能了解自己心目中他就是那種“存心想要蔑視人的人”。
4、表達性反諷
賽爾認為:“表達性言外行為的言外之的是對命題內容標明的事物狀況表達說話人的某種心理狀態(tài)” [4]。在此類話語中,通常有表示感激,恭喜,遺憾等類的詞語,例如 “thank”, “apologize”, “congratulate”, “condole”及 “welcome”等。然而如果聽話人在說話人的話語中并沒有得到表層含義的謝意或歉意,相反卻理解了話語深層的反向含義時,就形成了表達性反諷。例如:
伊麗莎白對于韋翰最初是充滿了幻想和好感的,從而聰慧如她也難以免俗的單方面聽信了韋翰對達西的責難,這讓伊麗莎白對達西有了更強烈的反感。當達西善意的提醒伊麗莎白時,伊麗莎白“義氣地”為韋翰辯駁。
伊麗莎白加重語氣回答道:“他真不幸,竟失去了您的友誼,而且弄成那么尷尬的局面,可能會使他一輩子都感受痛苦?!?nbsp;
對話中,伊麗莎白似乎為韋翰失去達西這樣的朋友感到遺憾,而實則是對達西的“不良”行為感到不齒,覺得韋翰失去達西的“友情”并非什么可惜或遺憾的事,而應該是值得慶幸的。
5、結語
簡·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中對反諷的應用處處可見,不僅僅限于伊麗莎白與達西之間的交流,在更多的角色設定上,反諷言語行為也得以發(fā)揮并使小說中的各色人物更加的生動。因此在分析及欣賞文學作品時,以言語行為理論為框架結合反諷理論而形成的反諷言語行為理論有助于理解作品主題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關系。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語用學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是研究文學語言特色的有力工具。本文借助語用學理論中格萊斯會話含義的合作原則來分析《白象似的群山》的語言特色,以揭示小說中人物的鮮明性格、交際意圖和關系。
論文關鍵詞:言語表現(xiàn)形式;合作原則;言語行為理論;會話分析
《白象似的群山》是20世紀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頗具特色的短篇小說之一,該小說語言簡明清新,內容蘊含豐富。海明威通過巧妙安排句法結構、精確的用詞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間一系列對話的描摹,很好地呈現(xiàn)了兩個男女主人公微妙的心理變化。
這部小說中人物沒有確切的身份,整個故事甚至沒有一個確切的歷史時間,只是截取了一個名叫吉格的年輕姑娘和一個美國男人在西班牙某個小火車站的酒吧門口喝酒候車時的一個生活片段,而二者間的身份、關系則是通過一系列對話呈現(xiàn)的。仔細研讀這番對話,會發(fā)現(xiàn)男女主人公之間逐漸凸顯的不和諧關系及其鮮明的性格特征,語用學理論中格萊斯會話含義的合作原則為研讀這部小說的語言特征提供了新的方法。看似平淡無奇的一番對話,我們可以通過語言形式和使用者之間的關系,捕捉其交際的意圖和行為,洞察交際雙方的社會關系。
合作原則是美國語言學家格萊斯為彌補索緒爾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的不足提出的。格萊斯認為,在所有的語言交際中,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都有著一種默契的合作,說話人和聽話人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使整個交談過程所說的話符合交流的目標和方向,這種合作使他們能夠持續(xù)進行有意義的言語交際?!Ш献髟瓌t具體體現(xiàn)為四條準則:質量準則、數(shù)量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遵循這四條原則,能促使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達成默契,以順利完成交際。但在實際交際中,人們常常出于禮貌或其他原因有意違反這四條準則而產(chǎn)生言外之意。合作原則為我們賞析小說中的對話提供了新的方法。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中違反合作原則次準則產(chǎn)生的言外行為較為豐富。
一、違背數(shù)量準則的言外行為
數(shù)量準則包含兩個方面:(1)使自己所說的話達到所要求的詳盡程度;(2)不能使自己所說的話比所要求的更詳盡。數(shù)量準則規(guī)定了人們說話時應提供合適的信息量,不應多說,也不應少說。如果違背數(shù)量準則,會產(chǎn)生相應的語用效果。違反數(shù)量準則的言外行為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靠超出必要信息量的信息產(chǎn)生言外之意,另一種情況是話語中有意減少必要的信息量,從而含有某種言外之意。
在《白象似的群山》開篇對話中,女孩吉格問男孩“我們該喝點什么呢?”男人的回答是:“天太熱了!喝啤酒”。對話之初,男主人公就違反了合作原則中的數(shù)量準則,女孩只是問喝點什么,而男主人公則附加了信息。天太熱了,女孩用了“我們”和較為委婉的“應該”,而男人則不假思索地決定喝啤酒??梢妼υ捴械倪@個美國男人有著很強烈的權力意志。爾后,在等待侍者奉上啤酒的空檔中,女孩望著遠處的群山說:“他們看上去像白色的象群。”男孩喝著啤酒漫不經(jīng)心地說:“我沒見到過”。此番對話使得兩個年輕戀人之間的沖突逐漸產(chǎn)生。吉格覺得遠處的群山像白色的象群,男孩則不以為然地辯解道,“光憑你說我沒見到過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梢钥闯鲈谶@段對話中女孩用象群來比喻遠山的說法顯然是她個人感性的觀點,而男孩對自己的異議進一步補充說明則有意違背了“數(shù)量準則”中的次準則不能使自己所說的話比所要求的更詳盡。而吉格對男孩的反諷則進一步加深了二者對合作原則的違反程度。
二、違背質量準則的言外行為
格萊斯有關質量準則包含兩個次準則:(1)不要說自己認為是不真實的話;(2)不要說自己缺乏足夠證據(jù)的話。小說中隨著兩人進一步的交談,讀者逐漸獲悉是女主人公吉格的懷孕使得男人感到心煩,希望女人做流產(chǎn)。而女人的回答言不及義,經(jīng)過一段關于山和酒的開場,男人首先提出手術,隨著交談的深人,他們的分歧變得越來越尖銳起來。如文中這段對話:
吉格:我們能再喝點別的嗎?
男孩:好的。
男孩:啤酒很不錯。
吉格:太好了。
男孩:吉格,那真的僅僅只是一個小手術而已。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個手術。我知道你是不會介意的。
上述對話中,年輕男人借著女孩問他再喝點什么的機會趁機又想說服女孩去把孩子作掉,甚至把在女孩看來非常緊張的手術說成是一個簡單的只需注入空氣就一切正常的手術。顯然男孩在這段言談中刻意地違反了質量準則,他對女孩期待的回答由于口是心非缺乏真誠而產(chǎn)生了言外之意。年輕的吉格要承受失去孩子的身心痛苦,因而有著復雜的心理和情感,而男人則堅持讓她流產(chǎn)。因此二者之間以往那種平衡、和諧的關系逐漸打破,沖突則進一步升級。
另外一處明顯違反合作原則的對話在小說的尾聲部分,兩人的分歧達到緊張的程度。兩人話語交鋒的中心是是否做流產(chǎn)手術的問題。
男人:好的,如果你不想做手術你不必勉強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我是不會讓你做的。但是我知道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手術。
吉格:如果我接受手術了。你會高興嗎?你會愛我嗎?
男人: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你知道我并不擔心這個手術,因為相當簡單。
吉格:那么我就做吧。因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我只在乎你。
男人:如果你不愿意我是不會愿意讓你做的。
這段對話中男人再次有意地違背了會話合作原則中的質量準則。于女孩而言,和懷孕的事相比,她更怕失去男人對她的愛。為了一如往昔的愛,她可以委屈自己承受流產(chǎn)的風險與痛苦,而男人不斷地強調這個手術很簡單,同時又重申他很在意,一如既往地愛女孩,要女孩知道他有多么的擔心她,如果女孩不愿意,可以不去做手術。顯然他說了對自己和對女孩而言都不真實的話,女孩作為聽話者始終處于這番對話的弱勢地位。
根據(jù)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要通過言語成功地實施某一行為,必須滿足一些“適合條件”,舍爾則進一步把適合條件歸納為:命題內容條件、前提條件、誠意條件和根本條件。要使任何言語行為得以成立,必須滿足這些條件。言語行為理論,同樣也適用于分析這段對話。作為對話中的男孩,也作為說話人處于優(yōu)勢地位,因為具備實施命令的條件;二是他對聽話人吉格的要求雖然過分,但吉格在言語角色上的被動,無論情愿與否,她最終肯定會為了維持兩人的愛而去執(zhí)行男人的話。按照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男孩通過他的言行成功地達到了說服女孩完全聽從于他的行為。因此這部小說中的兩個人物形象逐漸鮮明地呈現(xiàn)給了讀者,年輕女孩微妙而復雜的心情,對愛情的珍惜;男人則呈現(xiàn)為固執(zhí)而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
隱喻;外顯;內隱;規(guī)避手段;動態(tài)性;語用策略
1.話語意義的內隱特征
語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語言的內隱意義。在日常交際中,人們不能完全依靠話語的字面意義來理解說話者意思。Verschueren認為意義完全外顯是不可能的,話語意義(utterancemeaning)總是要大于句子的字面意義。無論多么面面俱到,話語措辭所留下來的隱含信息總比能明確表達的更多。(Verschueren,1999:26-27)為研究話語字面意義之外的那部分隱含意義,J.L.Austin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speechacttheory),并造了說話用意/施為力(illocutionaryforce)這一術語,他認為話面意義或句子意義(locutionarymeaning)和說話用意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P.Grice則提出了會話含意理論(theoryof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并使用了含意(implicature)這一術語,表示“隱含之義”,與“所說內容”相對。(見何自然,陳新仁:2004:91)在此二人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語用學可以認為就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學科。(姜望琪,2003:3-4)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靠于語境和釋話人的相關語境知識。Verschueren把意義(包括字面意義和言外之意)的生成和獲取看作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他把話語所攜帶的未披漏的信息世界叫做背景信息或者共有知識,因為必須假定這種信息在某種程度上為發(fā)話人和釋話人所共有。(Verschueren,1999:26)他把交際雙方放入由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共同構成的語境中,語言交際中發(fā)話人和釋話人依靠語言語境以及更深層次的這三個世界的背景知識。關聯(lián)理論的提出者SperberandWilson則指出,話語與語境特征聯(lián)系越小,意義就越外顯。(SperberandWilson,1995:182)反之,話語與語境特征聯(lián)系越大,則意義越內隱。Verschueren(1999:33-34)總結了傳遞隱含意義四種手段:前提(或者預設)、蘊涵、常規(guī)會話含意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常規(guī)會話含意由話語定詞語的意義所決定,可以看作是使用特定詞語的話語所常規(guī)帶有的特征。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則產(chǎn)生于具體的場合,其推導離不開對當時語境特征的把握。(何自然,陳新仁:2004:92)前三者是隱含意義傳遞的常規(guī)手段,可以加以策略性利用,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則涉及外顯意義的策略性回避。(Verschueren,1999:34)在書中的另一處,Verschueren(1999:156)指出了外顯意義策略性回避的幾種手段:會話含意、反諷、隱喻、禮貌和幽默。
2.隱喻:一種語用現(xiàn)象
隱喻(metaphor)一詞來自希臘詞metapherein,即metapherein,大體可以理解為帶到字面的后面。(見陳嘉映,2003:374)隱喻的字面意義與說話者的實際含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說隱喻的意義總是內隱的。對于隱喻的熟悉,學界經(jīng)歷了從修辭學到語義學再到跨心理學、哲學、語用學、符號學等不同學科進行研究的幾個階段。現(xiàn)代隱喻理論對于隱喻本質的熟悉概括起來有隱喻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隱喻是一種語用現(xiàn)象、隱喻是兩個不同語義領域的互動、隱喻是一種述謂現(xiàn)象等幾種。(見束定芳,2000)這幾種熟悉其實是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隱喻進行的描述和解釋,相互之間構成互補的關系。但無論哪一種理論都必須承認,隱喻意義的生成和理解都依靠于語境特征,隱喻是一種話語現(xiàn)象。用M.Black(1962)的理論來說,隱喻是一種以句子(話語)為框架(frame),以詞為焦點(focus)的話語現(xiàn)象。(在更大的語境下,焦點不僅限于詞語層面,它可以延伸至句子和篇章層面。)隱喻的判別必須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語境里。在一般情況下用作隱喻的表達在某些情況下會回歸字面意義,如死隱喻的復活或者語義的回歸現(xiàn)象。例如,“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般情況下都作為隱喻表達來使用,甚至被視作一個死隱喻,表示不能惹的人或事物,但是假如在動物園的虎籠旁邊貼上了這樣一個告示的話,其意義顯然已經(jīng)由隱變顯,回歸了字面意義。離開了動物園、老虎和游人等因素共同構成的物理世界,人們很難孤立地判定“老虎屁股摸不得”這一表達究竟是否隱喻。再來看一段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對打麻將的出色描述:
一次在他背后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
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有生之年里,各黨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引自熊培云“錯過一百年”,天邊社區(qū)網(wǎng)站之關天茶舍版,2004-2-20)
假如只從字面出發(fā)的話,是無法體會這兩段話的深層含意的。孤立地看第一部分,讀者可以認為這就是對打麻將的描述,是字面表達。但是結合下文看,第一部分顯然是一個隱喻表達。麻將的顏色隱喻不同學術流派、學科和思想流派、政治見解(當然,對了解程度不同的人或許會得出不同的解釋);“打麻將”隱喻對學術、對思想或者對政治的態(tài)度;而“摸清一色”、“手忙腳亂”則分別指兩種對待不同學術領域或者思想以及不同政治觀點的態(tài)度。離開了上下文,離開了讀者的相關背景知識和心智世界,該語篇層次的隱喻是無法得到判別和建構的。
不但隱喻的判別需要語境,隱喻意義的理解也離不開語境。Parmegiani(1983)指出,交際者獲自得義一般通過一下幾個階段:1.猜測將要說的內容;2.了解產(chǎn)生這一話語的語境特征;3.觀察說話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勢;4.利用
文化形成的可能時間的世界知識。(見束定芳,2000:31-41)
JohnSearle(1979)在其著作《表述和意義:言語行為研究》中專門用了一章來論述隱喻問題。他認為句子意義是話語意義的一部分,但是卻不能窮盡話語意義。很多情況下,我們因為字面表達無法準確傳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意義而使用了隱喻。Searle還引入了邏輯語義的真值條件來對隱喻現(xiàn)象進行解釋。他舉了以下例子說明話語意義對語境的依靠:
1.Sallyistall.
2.Thecatisonthemat.
3.It’sgettinghotinhere.
這些句子中,依靠語境的句子成分在句子的語義結構中都得到了外顯表達:人們可以看到和聽到這些指稱表達(indexicalexpressions)。但是這些句子也僅僅決定了一部分真值條件,還有很多真值條件沒有在句子的語義結構中得到外顯實現(xiàn)。Tall和hot都是相對概念,對于一定語境來說的高和熱在另外的語境下不一定為真。如在女性普遍身高較低的中國,170cm的Sally會被認為是高,但在女性普遍身高較中國高的俄羅斯,170cm的Sally只是一般身高水平,不能稱為高。above也可以是相對的,在條件變化的情況下句子的真值條件也會隨之變化。比如說,假如把貓和墊子一起放到失重的外太空中,在上下位置關系界定條件失去的情況下,我們還能說貓在墊子上嗎?在字面話語(literalutterance)的情況下,說話者意義和句子意義是相同的,因此就所指對象作出的斷言為真,當且僅當該斷言滿足詞語(thegeneralterm)意義應用于一套共有的背景假設時所決定的真實條件。但是,在隱喻話語中,斷言的真實條件不由句子和句子中詞語的真值條件所決定。為了理解隱喻話語,釋話者需要的不止是語言知識、話語條件意識、以及他和發(fā)話者共有的背景假設。
在Searle看來,隱喻表達的字面可以陳述為命題SisP,但命題SisP的實際含意卻是SisR。對隱喻話語的理解過程就是計算R的值的過程。Searle指出了釋話者解釋隱喻話語時的三個步驟:
1.他必須有某種策略以決定是否對話語作出隱喻解釋;
2.一旦他作出尋求隱喻解釋的決定,就必須有一系列策略或原則來計算R的可能值;
3.他必須有一套策略或者原則來限定R的范圍——以決定哪些R可能是發(fā)話者斷言的S的內容。
相應的三個策略:
1.假如話語從字面理解有缺陷的話,就尋找與句子表面意義不同的話語意義;
2.在聽到“SisP”時,要找出R的可能值,就必須尋找S可能與P相似的方式。在填充S與P相似的方面時,要尋找那些顯著的、廣為人知的和有區(qū)別性的P的特性;
3.回頭看S,看R的多種可能值中的哪些接近S。
Searle還用圖形形象地描述了隱喻句子意義與話語意義之間的關系:
簡單隱喻話語:說話者說SisP,但是卻意指SisR。即R只有一個值,或者一個隱含意義。
開放式隱喻話語:說話者說SisP,但是卻隱喻性指向多種含意R1、R2、R3、R4等等。亦即R有多個可能值,或多個隱含意義。
死隱喻:原始的句子意義被忽略,句子獲得了和原來的隱喻話語意義相同的字面意義。
Searle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隱喻是一種依靠語境來建構和解析的語用現(xiàn)象,隱喻意義的獲取,即藉由P值推斷R值的過程是一個意義由外顯轉向內隱的過程。
3.隱喻:動態(tài)的意義生成過程
Verschueren(1999)認為語言使用過程是不斷從可供選擇的語言范圍(variability)中作出可協(xié)商的選擇(negotiability)從而達到順應(adaptability)交際的需要的過程。語境和語言結構在語言選擇的過程中相互作出順應,從而動態(tài)地生成話語意義。語言使用或者選擇過程的動態(tài)性要注重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動態(tài)性與時間密切相關;其次,語境因素,如作為交際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以及他們的認知心理狀態(tài)也都影響著順應的動態(tài)性;第三,語言的線性結構序列特征對交際過程的許多現(xiàn)象起著制約作用。在Verschueren看來,語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種活動或者事件,如課堂教學、求職面試、公事晤談、商務洽談等。各種類型的言語活動構成不同的言語行為框架,但言語體裁的靈活性使言語使用者在各類活動的穩(wěn)定框架范圍內作出語用上的動態(tài)順應。這樣,話語意義的生成除了要考慮語境因素和語言結構因素以外,還要考慮使用不同的語用策略,這樣才能作出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適切的語言選擇,表達出符合語境的意義。Verschueren認為語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義生成過程中的外顯性和內隱性間相互作用的種種方式。他把隱喻視作一種回避意義外顯的語用策略。隱喻意義的生成是一個動態(tài)的建構過程,時間、語境、語言結構和建構者的心智以及百科知識都是這一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我們不妨結合下面例子對隱喻內隱意義生成過程的動態(tài)性進行說明,這一例子選自《中華讀書報》2004年11月份10日刊登的作家池莉寫的“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
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不是鹿茸,不大補;不是大黃,不大瀉;不是嗎啡,不麻醉;不是罌粟,不癡狂。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是冬蟲夏草,興味平和;是中國的溫補,既補內虛,還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這是我學過醫(yī)的毛病,喜歡亂開處方。
套用Searle的公式,我們可以把池莉對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S)的描述看作一個命題SisP(其否定形式則可邏輯表述為NotSisP),與P對應的字面表達是鹿茸、大黃、嗎啡、罌粟、冬蟲夏草、溫補等。直接從字面理解的話,這個命題顯然是有缺陷的,現(xiàn)實主義不是藥品,也不是藥品的屬性,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域(這一過程顯然已經(jīng)涉及到釋話者的認知能力和百科知識),因此必須尋找與字面意義不同的話語隱含意義,即R的可能值。根據(jù)Searle提供的第二個策略,我們應該尋找S與P可能相似的方式或方面。那么,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與這些藥品的相似之處如何能得以建構呢?這就需要釋話者對話語產(chǎn)生的時間、上海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池莉本人的背景(醫(yī)學出身)加以考慮了。同時,話語本身的文字線性結構也給了釋話者以提示(鹿茸之于大補、大黃之于大瀉、嗎啡之于麻醉、罌粟之于癡狂、冬蟲夏草之興味平和等皆提示了上海的穩(wěn)重平和、腳踏實地、不急躁冒進等城市特征,即R的可能值)。這樣,語境因素和語言結構的共同作用就通過釋話者的建構動態(tài)生成了該隱喻表達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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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語
Searle把只有一個R值的隱喻視作簡單隱喻,而有多個可能R值的隱喻則被稱作復雜隱喻,或者開放式隱喻。一般來說,隱喻作為一種語用策略,它給人們帶來的是文字意義內隱的審美效果,是新的認知世界的視角,是表達的婉轉和禮貌。隱喻表達中本體和喻體的認知距離,或者說字面意義(P)與內隱意義(R)的差異程度構成文字表達的張力,正是這種張力成就了隱喻的詩性,使得隱喻成為詩歌的語言。SperberandWilson(1995:236)也認為,總體而言,潛在含意范圍越大,聽話者建構該范圍的責任越大,則話語含意越具詩性,隱喻越有創(chuàng)造性。也就是說,一個好的隱喻應該是能作出多種解釋的,能濃縮進多種隱含意義的隱喻。作為一種外顯意義回避手段的語用策略,成功的、有創(chuàng)意的隱喻之奇之美就在于這種濃縮,在于一個隨意使用的表達可以決定很大范圍的可接受弱含意。(同上:23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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