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哲學故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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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海燕出版社為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陸續(xù)策劃出版了《華夏文庫?經典解讀系列》叢書，將華夏文明的精髓用通俗易懂、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普及性解讀，讓平時對經典敬而遠之的普通大眾讀者能看得懂、買得起，并能讓作品立得住、傳得下。目前，該系列叢書已出版第一輯30冊。叢書面世以來，以其獨特的魅力贏得了專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

《華夏文庫?經典解讀系列》叢書是一套為全民閱讀量身打造的，關于傳統(tǒng)經典名著的大型普及性叢書，涵蓋了諸子百家、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種種文學內容，是數十位專家學者研讀國學經典的心得之作。從人文風貌，到歷史典故，有故事般的敘述，有學者般的考據；以不同的角度，將華夏文明史上的種種精彩呈現，令讀者在隨著文字間行走的同時，審視被重述和還原的歷史，聆聽與感受被深藏蘊蓄的歷史傳奇。對原典精髓的準確把握，深入淺出的解讀，明快靈動的語言，和當下生活的緊密結合，考究的插圖和典雅的裝幀，使這套叢書更好地體現了學術與普及、輕松與厚重、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

《化蝶逍遙游――〈莊子〉之美》《仁義的修為――體味〈孟子〉》《為貧弱者立說――大愛〈墨子〉》《人生的真經――〈西游記〉哲學》《千古誰人共此夢――詩語紅樓》《夢華背后的豪杰――水滸人物志》《大江東去浪千疊――虛實三國》《身心的安適――〈菜根譚〉生活法則》《風流天下聞――唐詩故事》……煌煌數十部經典名著，部部精彩靈動，引人入勝。

《華夏文庫?經典解讀系列》強大的作者陣容是叢書內在品質的有力保障――黑龍江大學博士生導師劉冬穎教授、中華書局編審陳虎博士、中國楚辭學會方銘會長、華中師范大學博導劉韶軍教授、河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王永寬教授、河南大學郭燦金教授……這些成名學者不僅學有專攻，學養(yǎng)深厚，在學界擁有一定的名氣和聲譽，而且均在文化普及方面卓有成就，他們輕松通俗、幽默有趣的語言風格拉近了經典和讀者的距離，讓經典變得生動親切、豐潤可愛，讓中國的傳統(tǒng)不只束縛于書齋，而走向更廣闊的大眾。

該叢書對經典的解讀，絕對擯棄標新立異、嘩眾取寵式的曲解戲說，也不同于簡單的翻譯、注釋，而是結合當下社會環(huán)境，將先圣先賢的哲思賦予鮮明的時代感和推進意義。因而圖書內容不是教科書式的枯燥復述，更不是學術報告型的生硬闡明。它將華夏文明的精髓伴著深入淺出的語言娓娓道來，令讀者在輕松的閱讀環(huán)境里潛移默化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這套叢書不但品質優(yōu)秀獨特，好讀，而且耐讀，令人回味無窮。

《人生的真經――〈西游記〉哲學》是《華夏文庫?經典解讀系列》中的一本，頗具代表性。該書由《百家講壇》主講人張望朝先生所著。作者對《西游記》的解讀擯棄了以往常見的簡單闡述與評論，從與人生真知相結合的高度，將原汁原味的原著精華與活靈活現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將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內容與平常人喜聞樂見的時事相結合，精彩解讀《西游記》不同人物的性格特點、不同人物關系中復雜的人性、不同情節(jié)中折射出的人生哲學，解讀求取真經的真正意義。論述中沒有嚴肅的說教，沒有刻板的理論，沒有學術著作中的沉重與艱澀。作者以極其輕松幽默的方式，結合當下人們關心的熱門話題，游刃于經典與現實之間，還原了經典作品的精髓所在，闡釋了經典作品的現實意義。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專家的學識、輕松的態(tài)度、詼諧的語言，旁征博引，貫通古今，向讀者解讀了《西游記》所蘊含的人生哲學，帶領讀者一同去探尋人生的真經。該書讓人在輕松閱讀之后有領悟人生真經的痛快淋漓之感。

第2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一、 中國哲學典籍的性質、范圍、特點

及其英譯的重要性

成中英先生在《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文化》一書中曾指出哲學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中國哲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物。我們生為中國人，浸濡在中國民族文化生活的基本方式里，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去進一步的認識這種文化的精神這種文化的意義呢？作為一個慎思明辨的中國人，我們是無法逃避發(fā)掘及發(fā)揚自己歷史智慧與民族智慧的責任。[1]（P3）可以說，中國哲學典籍承載著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作為經典文本，維系著一個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稱的《五經》《四書》《荀子》 《老子》《莊子》《墨子》《公孫龍子》等，及漢以后相關的子集，同時也包括魏晉南北朝之后傳入中國的佛學典籍。以儒、釋、道三家為主體，兼及其他諸子百家的中國哲學典籍，不僅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亦如西方的《圣經》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經典哲學著作一樣，更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因此，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是關乎一個民族哲學文化的傳承、交流、發(fā)展的大事， 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文化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個極好途徑?！盵2]（P3）能夠促進中西文化的會通，從而構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國哲學典籍兼及儒、釋、道三家。如果按照馮友蘭[3]的觀點，把中國哲學史大致分為子學和經學兩個時代的話，那么，自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學時代主要是中國哲學的原創(chuàng)期，這一時期產生的經典都是元典，以儒學典籍為例，主要是《五經》《論語》《孟子》《荀子》等；而自漢代的董仲舒以來，中國哲學就進入了對元典的持續(xù)性的闡釋過程，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經典。如宋明理學中，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王陽明的《傳習錄》《大學問》等。這些經典首先是“產生經典的那個時代的各種典章制度、社會活動、文化觀念的歷史記載”[4]（P74），是經典作者在特定時空的產物，而經典的詮釋者又處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其詮釋必然帶有時代特征。經典詮釋者的歷史性既能幫助詮釋者更好地發(fā)掘元典隱而未發(fā)的內涵，從而構建新的哲學體系，產生新的經典，但也有可能會曲解或過度詮釋元典的內容，正如劉笑敢先生所言：“中國哲學詮釋傳統(tǒng)的典型形式是以經典詮釋的方式進行哲學體系的建構或重構，這一方式包含著‘客觀’地詮釋經典的‘原義’和建立詮釋者自身的哲學體系的內在矛盾和緊張。” [5]（P31） 由此可見，如何安頓好詮釋者的歷史性是一個嚴肅的方法論問題。國內許多學者都意識到中國哲學典籍的特殊性質，從而提出了相應的原則和翻譯方法，如崔永祿（2007）提出中國經典外譯的幾個原則性問題：一是注意保留中國文化的特征和原貌；二是譯文要能體現中國文化藝術和語言創(chuàng)作的水準；三是注意語言流暢，具有較大的可讀性。[6]（P43～46）郭尚興（2010）指出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原則應該是保持文化個性，力求形神兼?zhèn)?，減少文化虧損；平衡語用效果。[7]（P138～142）楊平（2012）認為中國哲學的譯介應該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學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譯途徑，采取文化還原式的翻譯策略如音譯、創(chuàng)譯和綜合翻譯等方法來彰顯中國哲學的特質和財富。[8]（P77～87）作者認為，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方法以對經典的正確解讀為前提，而后才是如何把這種解讀的含義更恰當地轉換成英語。而在解讀的過程中要以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方法，一方面要對關鍵的哲學概念或術語進行歷時的考據：包括音讀、訓詁和名物的考辨，并且比較同一概念術語在相應體系內不同的發(fā)展階段的詮釋意義，以及同其他哲學體系內同一術語的詮釋意義的差別；而思想史的詮釋方法則強調從詮釋者所處的歷史脈絡中把握經典的具體含義。在對經典的正確解讀的前提下，要從比較哲學的視角出發(fā)，注重把體現中國哲學思想特色的概念轉換成能與西方哲學文化平等對話的概念體系，使中國哲學可以早日真正成為世界哲學文化的大家庭中的一員，從而形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全球文化格局。

二、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詮釋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詮釋方法

對中國哲學典籍的正確解讀，是翻譯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們對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的整體脈絡有較為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要認識到中國哲學典籍正是在對元典的持續(xù)性的闡釋過程中不斷產生的經典文本。因此，從哲學概念和詮釋者的歷時性上考察經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觀原義”以及在其后歷代詮釋者的“詮釋意義”。要把經典還原到相應的歷史背景中把握其含義，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謂“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經典為例，是指緊扣儒學史中的重要概念或術語，一方面潛回元典對這些術語進行音讀、訓詁以及名物的考辨與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義，即是中國傳統(tǒng)的考據之學，另一方面觀察同一概念或術語在儒學發(fā)展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詮釋意義，及其同其他哲學派別之間的差異?！八枷胧返难芯糠椒ā笔前褜浀涞脑忈專胖迷谠忈屨咚幍臍v史脈絡中加以分析，“從而將經典詮釋者身處的時空情境，及其詮釋言論的歷史背景與具體含義加以解明?！盵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著作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方法，具體探討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詮釋方法。

（二）對朱熹理學的“概念史”詮釋

朱熹在中國儒學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沒，他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詮釋，才有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四書》，并且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概念的哲學體系，是儒學發(fā)展的新階段。朱熹也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位明確提出解經方法的哲學家，他不僅注重義理的發(fā)掘，同時也沒有摒棄對章句的訓詁，潘德榮[10]（P57）認為朱熹把“意義整體的圓融和諧確立為對經典的理解之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朱熹的哲學著作包括《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朱子語類》等，都是在對元典文本的深入闡釋的過程中，發(fā)展出的新的哲學理念，因此，詮釋朱熹的哲學思想，必須要潛回到相應的歷史背景，把握儒學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作為典籍英譯者，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是典籍的詮釋者，特別是經典的跨文化詮釋者，但我們的任務不是像朱熹那樣的哲學家，要去發(fā)展或建立新的哲學體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實地再現不同歷史階段的哲學典籍的內涵，并且要立足當下，使中國哲學典籍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參與世界哲學之間的對話，使中國文化的精神在異域發(fā)揚光大。

朱熹把理學的主要概念：理、氣、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對《四書》的注解之中。如《論語?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釋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11]（P56）此處朱子以“理”解釋天命。又如朱子對《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币痪涞淖⒔馐恰懊?，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形成，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意味建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盵11]其中，朱子以“理”來解釋性，從而樹立了一個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學的世界。對朱熹所說的“理”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個哲學發(fā)展史的背景下進行，這就是黃俊杰先生所說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書章句集注》中出現了高達364個“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論語》中出現，直到戰(zhàn)國中后期，孟子才將“理”“義”并舉，“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What is it then of which they similarly approve？ It is， I say，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s of 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見，孟子將“理”與“義”并舉，同時作為道德的準則來理解。荀子也講“Propriety is unchangeable 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莊子?內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說法，所謂天理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但是荀子和莊子并沒有提出對“理”的解釋?！俄n非子》的《解老》篇對“理”做出了解釋：“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盵13]（P40）所以，韓非子對“理”的解釋是物體的外表形式的區(qū)別所在，這可以理解為“理”的基本含義，與《莊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晉玄學家郭象則認為“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認為每一個事物都是獨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這個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學家那里，“理”變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范疇。張載認為“氣”的聚散攻取中“順而不妄”者就是“理”，陰陽之氣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梢姀堓d以“氣”為根本，“理”是氣化過程的產物而已。二程則認為“理”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謂“天者理也”。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觀點，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疤珮O只是天地萬物之理”，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14]（卷一），同時，朱子又說：“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保ㄍ希袄怼贝藭r又有了自然規(guī)律的意義，又說，“理則為仁義禮智?！保ㄍ希┛梢姡熳拥摹袄怼庇钟械赖聵藴实囊饬x。郭尚興先生在《漢英中國哲學辭典》中對“理”的翻譯如下：“理：Principle， Logic， Truth [15]（P561） 理學：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學：The School of Principle represent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15]（P563～564）?！?/p>

作為當代的中國哲學典籍英譯者，我們一方面先要回歸元典，從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訓詁學意義，其次要從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變發(fā)展史中把握其豐富的內涵，這也是黃俊杰教授所說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還要注意經典詮釋者是在哪一種具體的歷史脈絡或情景脈絡中解讀元典的，這對經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對朱熹理學的“思想史”詮釋

朱熹所處的南宋時期，經過了唐末的藩鎮(zhèn)割據，君臣父子的篡奪殘殺，儒家的倫理綱常早就受到了極大的摧毀。加之，宋朝之前佛道兩家的本體論思想皆有闡述，而儒家思想卻恰恰缺少某種本體論思想的提煉和系統(tǒng)闡述，在漢唐時期主要停留在訓詁、注疏的層面，很難與佛老思想從本體論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十分被動，時代呼喚有人擔當此重任，為儒學的發(fā)展披荊斬棘。朱熹的“天理”論正是在新的形勢下，通過對《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的注釋，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理論創(chuàng)新，建構了一個以“無極”“太極”“天理”為最高哲學范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大大豐富了中國儒學的本體論思想。可以說，朱熹對經典的闡釋是當時時代的要求，是帶著他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問題而質詢于經典，是用他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觀念來理解、復述經典中的思想文化觀念。他把《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單列出來，并與《論語》《孟子》合并，稱《四書》，雖然也遭到許多學者的批判，但無法否認的是《四書》經過朱子之闡釋，已經成為儒家乃至整個中國哲學文化的核心經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對儒學經典文本的重新選擇和編排，正是應時代之要求，對儒學之新發(fā)展。與漢儒以《五經》為核心經典的儒學體系不同，《四書》的主要內容涵蓋了更為廣泛的政治、倫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綱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據時代的要求，對這些理念進行了更加系統(tǒng)化和哲理化的闡釋，構建了一個以“理”為最高哲學范疇的思想體系。“理”既是作為整體的“理”，抑或是“太極”，所謂“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同時，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氣”而派生的每一具體事物里，所謂“本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盵14]（卷37） 朱熹的理學無疑是應時代的要求對經典的合“理”化闡釋，體現了對經典的繼承性及其自身鮮明的時代特征。朱熹因詮釋《四書》而建構的理學思想，體現了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學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復興的時代要求，同時也實現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綜合創(chuàng)新，使儒家學說上升到一個更高思想理論層次的社會需求。[4]（P79）

三、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轉換方法

（一） 回顧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方法

理解之后，就是表達，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國哲學典籍所蘊含的中國文化精神轉換成以英語語言為載體的哲學文本，這是中國哲學進入當代世界哲學體系的時代訴求，同時也是弘揚民族文化，穩(wěn)固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驟?；仡欀袊軐W典籍英譯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譯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紀之前大多由傳教士和漢學家完成），他們的翻譯方法從帶有傳教目的的某種“儒耶雜糅”的方法，再到學術性的研究方法，20世紀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根據安樂哲的總結，中國哲學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讀者所熟知的，后來又被“東方化”，到現在又套進了某種“詩化、神秘化的框架里?！薄癟he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Western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at the beginning was ‘Christianized’， and then in more recent times it has been ‘Orientalized’， but even more so it has been poeticized， mystified， and infused with mysterious perspectives.” [16]（P81）迄今為止，西方哲學研究視野中關于中國哲學的探討，“往往是將中國哲學置入與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學范疇和問題框架中加以討論?！盵17]（前言P5）作者也認為：把中國哲學典籍視為一種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附屬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國哲學的特質。因此，我們要探討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方法，首先要從認識論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負面影響，強調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差異性，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我們的哲學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內部的發(fā)展，更要參與到當代哲學的對話中，既要找到對話的共同背景，也要對差異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樂哲和郝大維提出的比較哲學的翻譯方法正符合這種認識論。進而觀之，比較哲學的研究方法同時也體現了一種哲學的詮釋方式：一方面通過對元典的解讀，構建《論語》的哲學語境，再在該語境中進行文本的詮釋和翻譯。這種翻譯并不是傳統(tǒng)的從文本詮釋到文本翻譯的線性過程，而是先從文本出發(fā)構建出理論體系，再返回文本結合已構建的體系進行詮釋和翻譯。[18]（P135）朱熹在對經典的闡釋過程中構建了一個以“天理”為最高范疇的哲學體系：他從元典文本出發(fā)構建理論體系，再在該語境中返回元典，結合理論體系對元典進行詮釋。既有訓詁的發(fā)掘，又有義理的闡釋。這和安樂哲比較哲學的翻譯方法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并且，安樂哲還在這種認識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翻譯“策略性框架”，尤其是對中國哲學概念或術語的翻譯，具有啟發(fā)意義。

（二）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策略性框架”

安樂哲在《和而不同：中西哲學的會通》中，提出了翻譯中國哲學典籍的一套完整的策略性框架：“包括闡釋性的介紹，不斷演進的關鍵哲學術語詞匯表，校對過的中文原文，以及與原文相對應的自覺自明的譯文?！盵17]（P6）其中，闡釋性的介紹是指在譯文之前的序言部分，對典籍文本所體現的中國哲學的特色的介紹，對文本本身的成書背景、作者及其主要哲學思想的介紹。哲學術語詞匯表是該典籍中出現的關鍵哲學術語的中英文對照表。而自覺自?的譯文主要是強調，雖然譯者本意是要盡可能地從中國哲學語境出發(fā)，忠實地傳達中國哲學的原始內涵，但是，由于譯者自身受到特定時空的局限，總會帶有某種伽達默爾式的偏見，這是理解異域文化的一個前提，而不是對文獻的曲解，由于缺乏自覺自明的意識，翻譯者意識不到他們自身伽達默爾式的偏見，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辭典。辭典自身是渲染著嚴重文化偏見的油彩。這樣的譯文不是背叛了他們的讀者一次，而是兩次?！罢缑看硕紩羞x擇地繼承先哲們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來重塑先哲，每代人都會根據其自身的需要來重構世界古典哲學經典。當然我們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特定時空的局限。即使對中國古典哲學文獻最浮光掠影的理解，哪怕只是譜系式的合歷史主義的理解，也要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局限。這種自覺自明絕對不是要曲解文獻，反而恰恰是要去理解文化的基本前提。” [17]（P6）

（三）關鍵哲學術語的翻譯方法盡管許多西方學者，如史柏嘉（Schaberg 2001）、鄭文君（Cheang 2000）等都對安樂哲的哲學術語翻譯方法進行了批評，但作者認為無論結果或效果如何，安樂哲的方法都是對中國哲學術語翻譯的一次有益嘗試，開辟了新的翻譯之道。

[JP+1]安樂哲認為“現存翻譯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標準英漢詞典和默認一個未經反思的假設的基礎上的，這個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譯必定是準確的。那些不假思索，最先躍入腦海的感覺很舒服的，最符合西方語言習慣的，被大家視為最貼切的翻譯，其實都是給中國哲學典籍強加上了與其文化無關的西方文化預設，有意無意地將一個文本從其歷史和人文背景中剝離出來，移植到一片哲學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這是在任意利用該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將文本置于其自身環(huán)境中相對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盡善盡美，亦可心向往之?！盵17]（P7）安樂哲拒絕使用傳統(tǒng)的詞典中的詞匯表，選取了一些具有顛覆性的，不符合西方這哲學傳統(tǒng)的日常語言詞匯，從而更好地保留中國哲學的特質。[JP]

“德”的詮釋和轉換，安樂哲首先認識到該詞在中國哲學語境中具有表達某種事物和個人的個別特征，而帶有某種本質主義的西方哲學式的詞匯“virtue”不能表達此種含義，并且容易令人聯想起“freedom”等詞匯。而用“power”則有“強制”的意思，與儒家的德制社會理念不符，因此，安樂哲選擇了用“excellence”來譯“德”，較好地體現了儒家道德的實踐性和過程性。關于儒學的核心概念“仁”，安樂哲和羅思文的理解是：“仁”必須先事“禮”，有威信的人必須是一個探路之人，成“仁”之路是一個把傳統(tǒng)化為自身品質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因此，他們并未使用“humanity” 這一傳統(tǒng)譯法，因為humanity 是一個普適概念，與羅馬的 humanitas 相關，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質性的對象。若將“仁”視為一個普適性概念，就會破壞它的個別性。“仁”的另一個傳統(tǒng)譯名 benevolence 只是表達一種狹窄心理態(tài)度的簡單詞匯。因此，譯者們選擇了 authoritative person 作為“仁”的譯名。作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安樂哲認為 authoritative 一詞具有“禮貌”“創(chuàng)作”“權威”等含義。[19]（P114）

同樣，“心”被安樂哲翻譯成“heart-and-mind”，保持了中國哲學中認知意義的“心”（mind）和情感意義的“心”（heart）的整體性?！岸Y”習慣上翻譯成“ritual， rites， customs， etiquette， propriety， morals， rules of proper behavior， worship”這些翻譯都只翻譯出了一種含義，“what is appropriate”，而沒有譯出“doing what is appropriate”。這個復合的表意文字，《說文》中，被定義為“履”，意思是“踏于道上”，因為也意味著“品行”“行為”，安樂哲翻譯為“ritual propriety”，強調充分參與一個由“禮”組成的社群，把各種習俗和價值個人化。同樣，在安樂哲這里，“義”不是“righteousness”而是“appropriateness”“a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正”不是“rectification”“correct conduct”而是“proper conduct”；“政”不是“government”而是“governing properly”。安樂哲在翻譯文本中所提供的新的術語表，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國哲學術語來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而是要把這些關鍵術語翻譯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號，以便讀者可以回到詞匯表中，重新檢討這些屬于本身的意思，并且希望他們自己能夠恰當運用，可見，安樂哲并沒有忽略西方讀者的接受能力。

第3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關鍵詞：國學經典；語文教學；滲透；策略

語文老師在初中語文教學中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和一定的審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終身學習和有個性的發(fā)展奠定基礎。國學經典作品承載了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倫理觀念、審美理想和生存智慧，既包含豐富的知識，又具有深厚的內涵，更富于審美的情趣。閱讀國學經典，無論對文化學習還是心一、初中學生讀經典的意義。

初中學生讀經典就是讓他們能從經典中讀人，讀人生，讀智慧，讀社會。經典重于文化與人文，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在于其所傳遞出的與人類普遍命運、終極關懷、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價值，在于其作為民族、國家、社會可以借此長傳不斷滋養(yǎng)后人的高尚品性與內質。人的素質應靠人文教育來培養(yǎng)。而閱讀經典，應該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中學時期，對于文字已經有了相對較好的理解能力，初中學生讀經典，不但能培養(yǎng)其內涵，也可以對其人生觀和價值觀有一定的導向。

二、語文教學中滲透國學教育的策略

（一）語文老師應該自覺研究“國學”，廣泛地閱讀些經史子集，作為平時語文教學有益的補充。語文老師要搞好語文教學與國學教育結合必須先從知識面上多研究傳統(tǒng)文化，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現當代文學與語言教學中?！墩Z文新課程標準》中指出語文課程性質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tǒng)一。在傳統(tǒng)經典的滋養(yǎng)中提升人格和智慧，學習國學，傳誦經典，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修煉和提升道德品質，這是國學教育的初衷和根本目標。國學修身做人的哲學講究“誠意、正心、修身”和“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國學普及的核心內容。中學語文教學“要進行思想教育，要著重于思想感情的陶冶，道德品質的培養(yǎng)，使學生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初步具有辨別是非、善惡、美丑的能力”?？梢姡叻堑幻?，而是非常契合。

（二）語文教師要指導學生閱讀經典的方法。首先，把人文經典當作主要讀物。讀什么書是學生時代就養(yǎng)成的習慣，現在的學生常對漫畫、雜志、故事類的書比較感興趣，一讓他們讀經典，他們常會唉聲嘆氣，說經典乏味難懂，所以應讓學生從小養(yǎng)成讀經典的習慣，把經典當作最主要的讀物。其次，用輕松的方式來閱讀。應該以正確的態(tài)度，輕松的方式來閱讀。只要有正確的態(tài)度，有興趣，有自己的判斷力，會活讀就好。把閱讀經典看作是一件輕松、簡單、有效的事情。

第三，絕不能將任何一個經典絕對化，神圣化。在閱讀經典的同時，還要閱讀生活這部“大書”，關心、參與現實生活的創(chuàng)造，在生活實踐中加深對經典的理解。

第4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凡是經得起歷史長河大浪淘沙而流傳下來的傳統(tǒng)文化，最終都會成為傳承文化中的經典。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方塊文字中蘊涵和凝聚的,源遠流長的是聚合著我們民族的宏大精神和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精髓。言簡意賅，“含義深遠即話少，其意無窮淵流長”。

由山湖紀人編著，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圣賢經》仿照古代蒙學經典之一《增廣賢文》所編撰，據《中華韻典》依韻歸類，且具有一定的時代特點，它是經歷不同的年代逐漸累積下來的華夏文化之精華。因此，我們在《中華圣賢經》一書中，不僅可以讀到古時諸如“知己知彼”，更有現代社會流傳深遠的格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跨越時間和年代的限制，為引古通今的名言警句。與時俱進是《中華圣賢經》的一大時代特點之一。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到適合某個時代的`特定環(huán)境中生發(fā)的處世哲學或奮斗精神，這讓讀者在體會古代文化文明智慧的同時，又不會產生與社會相去太遠的疏離感。

今韻新訂增廣賢文《中華圣賢經》是一本秉承華夏精神文明精髓，集傳統(tǒng)文化于一體，又契合當今精神生活所需的經典之作。

《中華圣賢經》匯集了中國數千年來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俚諺俗語?！吨腥A圣賢經》一書中俚語較多，給人一種非常通俗的大眾化之感。綜觀我們的社會，普通大眾畢竟是占據了這個社會的絕大部分群體，而智慧通常又是有大部分來自人民。俚語更加符合普通大眾的審美觀念。這使《中華圣賢經》更易于在人群中流傳。同時，《中華圣賢經》中也有古代積累來的中華文化精粹之一成語。她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歷代賢哲圣人的思想，更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的處世之道，正所謂“人情世故，閱人閱己”，真乃字字珠璣，發(fā)人深省。

當然其中缺不了的是中國文學中意境深遠的哲理詩?！吨腥A圣賢經》中語言形式多樣，它恰恰適合了不同階層的閱讀人群。

與中國比較傳統(tǒng)的一些說理文不同，像《世說新語》、《菜根譚》，它們更加偏向用一則一則的小故事來闡明某一個處世哲學。而《中華圣賢經》則是各種已經經過提煉的語言的精華，它無需再從故事中思考，全書總共才3萬字，旨意以精煉而簡省的文字向人們傳遞種種可以喚起讀者內含智慧的真諦，并與之共鳴。

中國對于教育小孩子有傳統(tǒng)的蒙學。眾所周知，傳統(tǒng)的蒙學經典有如《千字文》、《三字經》等，這些都是言語精練的文章，能夠在寥寥數語中點明道理，啟蒙小孩兒“入世”。

第5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關鍵詞：素材；增譯；文化背景；讀者接受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3-0218-03

素材理論是荷蘭敘事學家米克?巴爾提出的，米克?巴爾認為敘事作品分為“故事、文本、素材”三方面。素材的引入充分考慮了語境，強調了讀者參與，體現了讀者的想象力。譯者作為特殊的讀者，從素材角度考慮，其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體現在根據故事需要，把隱含的素材從幕后推到前臺，即增譯技巧。從米克?巴爾素材角度分析增譯策略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增譯，對拓展和深化翻譯研究領域有一定意義。

一、米克?巴爾素材理論

素材是按邏輯和時間先后順序串聯起來的一系列由行為者所引發(fā)或經歷的事件[1]。閱讀過程中讀者首先看的是文本，而不是素材，素材是讀者解釋的結果，這種解釋受到故事發(fā)展的影響。

素材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礎，涉及在時間與邏輯上與生活現實相符的一系列事件，然而小說中的故事不可能，也沒必要與素材完全相同。小說故事由事件組成，而小說中的事件是對素材中事件的選擇，然后作者按照某一主題在時間和邏輯上對選擇的事件進行整合。讀者閱讀過程中，素材的可選擇性和可推測性為讀者的想象提供了空間和可能，讀者可以根據故事提供的事件及其時間和因果關系，推理出素材中可能有而小說中沒有選擇的事件[2]。翻譯中譯者首先作為讀者開始其翻譯行為，譯者憑借自己的想象力推測素材，會把自己根據故事推理出來的卻沒選入小說事件的素材從后臺推向前臺，在翻譯中通過增譯法表現出來，從而豐富了小說情節(jié)，更利于讀者理解和接受。

米克?巴爾引入素材理論是后經典敘事學關注作品與讀者關系的體現。敘事學20世紀60年產生于法國，在以茨韋坦?托多羅夫和熱拉爾?熱奈為代表人物的經典敘事學階段，敘事學一直深受結構主義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敘事學研究中，伴隨著廣泛的文化研究，經典敘事學向后經典敘事學轉變，更加注重作品與讀者的關系，注重讀者對作品的闡釋和構建等。人們已經傾向于擯棄傳統(tǒng)敘事學研究中將敘述文本視為一個封閉體系的模式，而按照認識論的標準重新界定敘述性，并超越形式敘事學而進入語用學、接受理論領域，強調讀者和語境的重要作用，以及讀者的接受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試圖構建出一種有機的閱讀狀況[3]，這在翻譯中則體現為對讀者作用的重視。從米克?巴爾素材理論下分析翻譯策略，充分體現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也使譯作更利于讀者接受。

二、增譯概念

翻譯是不同文化溝通的橋梁，其首要標準是忠實，然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習慣，目的語讀者往往對源語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翻譯中詞字上完全對應的話，目的語讀者理解譯文很可能會遇到障礙。所以，為了目的語讀者更好地接受譯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有必要根據讀者理解能力適當增加信息。

然而增譯并不是譯者隨意增加信息，增譯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把原文中隱含的在譯文里補充進去，以更準確清楚地傳達原文信息；另一種是出于句法上的考慮，把原文中省略的句子成分補充進去，使譯文的句子有完整的意思。增譯、略譯取決于語境[4]。其實我們所說的“增”、“略”只是基于表面現象，而本質上既無增亦無減，而是對原文的“信”。要做到對原文的“信”，就要充分考慮到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東西方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歷史面貌，很可能在翻譯中造成譯文讀者的困惑，因此譯文中有必要增加信息，從而真實地再現源語社會歷史背景。同時東西方屬于不同語境文化，總體來說西方是低語境文化，而東方是高語境文化。在高語境文化中，人們在交際時，有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會文化環(huán)境和情景來傳遞，或內化于交際者的思維記憶深處，顯性的語碼所負載的信息量相對較少，人們對交際環(huán)境的種種微妙之處較為敏感。在低語境文化中，人們在交際時，大量的信息由顯性的語碼負載，隱性的環(huán)境傳遞出相對少量的信息。也就是說，在低語境文化中的人們，習慣借助言語的力量來交際。鑒于這種差別，高語境文化中不言而明的東西在低語境文化中可能真的就讓人不知所云，因此，這種情況下，要適當增譯信息，以避免在閱讀中給目的語讀者造成困惑和誤解。

三、米克?巴爾素材理論下的增譯策略

米克?巴爾素材理論下的增譯策略，即根據故事發(fā)展需要把原文中隱含的、而沒被采用的素材從幕后推到前臺，提供給譯文讀者更豐富翔實的素材而便于讀者理解接受。素材是行為者所經歷或引發(fā)的一系列事件。原作作者針對一個主題，對一系列相關素材進行選擇，組成小說故事，而譯者作為讀者對文本進行解釋時，根據需要會對素材進行再次選擇，但仍是圍繞一個主題，因此此時譯者的增譯并不是隨意增加信息，而是從目的語讀者接受出發(fā)，深入考慮語境，將原作信息更準確地傳達出來。本文從寫作背景和讀者接受兩個角度，結合《三國演義》羅幕士和泰勒兩個英譯本中的實例分析米克?巴爾素材理論下的增譯策略。

（一）考慮寫作背景

翻譯說到底是對原著作者的心跡跟蹤[5]，而作者的心跡是基于作者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下產生的，即語境。語境范圍相當廣泛，至少它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敘事語境’，二是‘社會歷史語境’。后者主要涉及種族、性別、階級等社會身份相關的意識形態(tài)關系；前者涉及的則是超社會身份的‘敘事規(guī)約’或‘文類規(guī)約’?！盵6]不同于經典敘事學僅關注敘事語境，后經典敘事學在關注敘事語境的同時關注社會歷史語境，更注重從文本外因素對文本進行解讀。后經典敘事學關照下的翻譯研究突破了文本本身，結合多種因素對文本進行解讀，譯者將原作從醞釀到問世的全過程考慮在內，充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背景對原作進行解讀，而不是憑譯者自己的主管臆測或構想來演繹原作，解釋者必須將自己置于原著的歷史背景和環(huán)境之中，并孕育一種以己之所見所得感應他人的心理狀態(tài)。因此譯者作為特殊的解釋者，不能把文本孤立來看，而要充分考慮原作的社會歷史語境，并在此基礎上對比中西文化差異，挖掘社會歷史背景大素材，并在譯文中針對中西文化差異將必要的隱含的素材從幕后推到前臺。

（二）注重讀者闡釋和接受

就經典敘事學和后經典敘事學的對比，后經典敘事學在著眼點上從作品本身轉移到了讀者與文本的交互作用。文本的真正意義不是作者的愿意或其最初的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文本的真正意義是和理解者一起處于不斷生成的運動過程之中，是理解者和理解對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過程。這在后經典敘事學中體現了對讀者的關照。讀者結合作品背景和自己的認知體驗，對原作進行闡釋解讀，這一過程正是讀者充分運用想象挖掘原文隱含素材的過程。然而讀者闡釋的過程中可能會由于文化差異而造成誤解。如前文所述，東西方屬于不同的語境文化。由于受中國傳統(tǒng)的“中庸”觀念影響，中國古典文學以含蓄為美，直白地、詳細地敘事不符合傳統(tǒng)的中國審美習慣。將這種哲學觀念運用到美學領域，就意味著重要的不在于藝術家能表現得多么細致詳盡，而是通過細節(jié)能暗示出多少啟示。這是中國高語境文化的典型特征，相比之下西方人則比較直接，注重表現，并沒有那么多的話中話、言外意，處于低語境文化中。因此譯者要充分考慮西方讀者的接受，適當增補信息，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原文。

例一：操笑曰：“在家做的好大事！”的玄德面如土色。（第二十一回）

Version one， A smiling Cao Cao greeted Xuande. “That’s quite a project you have under way at home，” he said in a tone that turned Xuande’s face pale as dust. （by Moss Roberts）

Version two， When he arrived Ts’ao met him and laughingly said， “That’s a big business you have in hand at home.” This remark made Liu pei turn the colour of clay. （by C.H. Brewitt-Taylor）

漢獻帝認劉備為皇叔，劉備擔心曹操為此視他為威脅，而存心迫害，因此劉備在住處開園種菜，留給外人其不留心天下事、與世無爭的表象，而避免曹操迫害。但實際上劉備這時秘密參與了國舅董承的除曹計劃。因此曹操探望劉備，笑著說“在家做的好大事”，劉備的第一反應是董承的除曹計劃已泄露，他和國舅等同謀都已敗露，曹操為此而來興兵問罪，因此才得面如土色。此句的“笑曰”是翻譯的關鍵。明顯曹操此處的“笑曰”不是和顏悅色、開玩笑的笑，否則劉備也不會得面如土色。譯本二忠實地把“笑”字譯了出來，但試想如果曹操笑得和藹可親的話，劉備自然不會聯想到謀劃反曹的事敗露，就算有所懷疑，但也不至于會“turn the colour of clay”，因此譯文二沒能確切指明前后的因果關系，可能會導致讀者不解。然而譯文一中譯者從深處挖掘了當時場景中的隱含素材，即曹操說話時的語氣。語氣不對，笑得陰險，才導致了劉備得面如土色，因此譯文一增加的“said in a tone”清楚點明了曹操的笑曰和劉備的面如土色的因果關系，讓讓讀者一目了然。“said in a tone”原文并未點明，而是譯者根據語境對隱含的素材的挖掘，通過翻譯時的增譯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例二：玄德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第十一回）

Version one， Looking serious but apparently pleased， Xuande replied， “So the governor of Beihai knows there’s a Liu Bei in this world？” （by Moss Roberts）

Version two， Liu Yuan-te smiled， saying， “And does he know of my existence？” （by C.H. Brewitt-Taylor）

孔融被曹操所困，差太史慈向劉備求救。劉備此時羽翼未豐，少有人知曉，因此孔融向其求救，著實讓劉備受寵若驚。根據當時語境，劉備心中應是暗喜他的名號竟還能被遠在北海的孔融所知，但久經世故的劉備又不會沒一點涵養(yǎng)地將內心所思所想表露于外，因此故作鎮(zhèn)靜而“斂容”。對源語讀者來說“斂容”的奧秘不言自明，但西方人比較直接，不太擅長捕捉弦外之音，若按原文將“斂容”譯為“l(fā)ooking serious”，則會使目的語讀者感到前后矛盾，既然劉備“l(fā)ooking serious”，貌似不悅，又怎答應了救助素昧平生的他人。因此翻譯中有必要對隱含的素材進行挖掘，從而準確地向目的語讀者傳達原作信息。譯文一準確地把握了中西文化差異，充分考慮到語境，構想劉備當時反應，而增加了“but apparently pleased”，使劉備貌似嚴肅但實際暗喜的隱含與文外的素材從幕后走到了前臺，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更好地理解，同時向西方讀者展現了中國文化中的含蓄而不外露。相比之下，譯文二將“斂容”譯為“smiled”一詞，沒準確地把劉備當時的內心活動表現出來，更沒能向西方讀者展現出中國言行措辭中的含蓄文化。

綜上，米克?巴爾素材理論下的增譯策略是在敘事學的視角下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增譯，從文化背景、讀者接受等方面對原文中隱含的素材進行挖掘，而在譯文中有選擇地進行增補，以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接受原文，同時對深化后經典敘事學研究以及增譯策略的研究有一定的貢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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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米克?巴爾.敘述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呂敏宏.葛浩文小說敘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3〕譚君強.發(fā)展與共存：經典敘事學與后經典敘事學[J].江西社會科學，2007（2）.

〔4〕冷慧玲.試論語境與英漢翻譯中增略譯的互動關系[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2）.

第6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作者：馮國超 著

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43098

版次：1

裝幀：平裝

紙張：膠版紙

印刷時間：2007-09-01

頁數：296

開本：16開

內容簡介：讀真正的論語，真正值得讀的論語。一部值得你終生典藏，能讓你一生受用的經典力作。首次為《論語》配上200余幅精美圖片，使閱讀《論語》成為一種享受。文中配圖嚴謹，與文字一一對應，使圖文之間互相啟發(fā)，充滿趣味性。集眾家之大成，譯文精致、流暢，注釋準確、客觀，導讀極具啟發(fā)性。

作者馮國超，1965年10月出生。1986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88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編輯部工作，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及宗教學研究方面稿件的編輯工作。

《論語譯注》

作 者：楊伯峻

出 版 社：中華書局

I S B N： 9787101054194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9月第12次

開 本：16 開

定 價：26 元

內容簡介：“半部《論語》治天下”，自古至今，無論在士人當中還是在老百姓中間，《論語》一書都是中國人的一部不能逾越的圣典?！墩撜Z》作為中華文化的源典，其論證的主張思想已浸透到到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教體制、社會習俗、心理習慣和行為方式里去。

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向以注釋準確、譯注平實著稱，是當代最好的《論語》讀本之一，在學術界和讀者中享有盛譽。但因其一直以繁體字本行世，也給不少讀者帶來了不便。為此，編者這次改用簡體字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

因為改用簡體字，原來的個別注釋不再適用，編者作了相應的調整。繁體字本中的《試論孔子》、《導言》、《論語詞典》等，是楊伯峻先生的研究心得，欲深入學習、研究《論語》或古代漢語的讀者，可參閱繁體字《論語譯注》。

《去圣乃得真孔子：<論語>縱橫讀》

叢書名：我們的經典

作 者：李零 著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08-3-1

ISBN：9787108028716

內容簡介：本書是《喪家狗》的續(xù)篇，它和前書不一樣，不是通讀，而是精讀。在這本書里，作者是把《論語》拆開來讀：上篇講人物，縱著讀;下篇講思想，橫著讀。作者叫“《論語》縱橫讀”。它和前書有共同主題：一是講圣人概念的變化，孔子為什么拒絕當圣人，子貢為什么要把他樹為圣人;二是講道統(tǒng)之謬，它是怎樣從孔顏之道到孔孟之道，再從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來的。

作者李零，生于1948年，祖籍山西武鄉(xiāng)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

《論語入門》

作者：黃|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8月1日）

平裝： 311頁

開本： 32開

ISBN： 9787532544554， 7532544559

內容簡介：本書對《論語》的解說平實而親切，力求在忠實原貌的前提下，又能結合現實人生加以發(fā)揮，使人領悟到經典的魅力與價值。該書由三大塊組成：背景辭典;原著助讀，包括基本概念與范疇解讀與文本賞析;原著選（全）編，內容有原文、注釋與翻譯。本書的特點是形式獨特、新穎，闡發(fā)既有厚重的歷史感，又有豐富的現實意涵，適合各種讀者閱讀。

《論語別裁》

作 者：南懷瑾

ISBN：7309032438

頁 數：933

定 價：42.00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年

裝 幀：平裝

開 本：32開

內容簡介：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撰成的《論語別裁》，是一本關于《論語》的講演錄。書中對《論語》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詳細而又生動的講述。不僅有篇章結構、段落聯結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義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闡發(fā)。尤為新穎的是，作者將對原文的串講撮編為一個個歷史故事，蘊意深邃而妙趣橫生，這在眾多的《論語》章疏中是別具一格的。

《不讀論語枉少年》

作 者：謝然 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12-1

ISBN：9787550703346

版 次：1

頁 數：219

印刷時間：2011-12-1

開 本：16開

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

包 裝：平裝

內容簡介：這是一本90后小作家對儒家經典《論語》的另類且幽默、現實而深刻的解讀。作者從傳統(tǒng)經典的眼光來猛烈批判現實，又從當下的眼光來深刻解讀傳統(tǒng)經典。

這本書告訴你，讀《論語》很有趣，很好玩，孔子是個可愛的普通的神奇的智慧的老頭子，《論語》是一本值得所有少年認真品讀、用心玩讀的書，是一本可以當作小說來追讀的書.是一本長得最不像經典的經典。

這本書告訴你，讀經典，其實可以讀得很輕松，可以讀得很平靜，可以讀得很幽默，可以風吹哪頁讀哪頁。

這94篇內容相關又各自獨立的篇章，能解讀這個小作家不凡智慧的來源.

《論語今讀》

作者：李澤厚 著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版次：1

裝幀：平裝

紙張：膠版紙

印刷時間：2004-03-01

頁數：538

開本：16開

內容簡介：《論語今讀》完成于1989―1994年期間，為李澤厚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先后對二十篇《論語》逐一讀解。其書的體例分為譯、注、記。譯章盡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采用直譯，對于專有詞匯如“君子”、“小人”則一律不譯，而重要的詞匯如“仁”“禮”“義”則有專章說明;注則參考朱熹的《論語集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陳樹德的《論語集釋》等多家注，力求精簡全面;記是作者的評論、札記和解說?；蛑v本文，或談哲學、或發(fā)議論，無一定之規(guī)，明白透徹，文體活潑。

第7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本輯三篇文章，一是對于“文學經典化”的學術理念、研究路徑的闡釋，一是對于寫作中心學術活動的學術論評，一是2012年11月喻家山文學論壇“故事與經典”學術討論會紀要。（本專輯主持人 李俊國）

重提“當代文學（主要指新時期以來三十多年的當代中國文學）經典化”研究，我們自知，仍然冒著一定的學術風險。因為，十年前國內有少數學者剛剛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經典化”話題，當即遭到來自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文藝學、乃至當代文學學科本身的質疑；而后，又有德國學者顧彬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說”的學術觀點而且影響頗盛；還有，傳統(tǒng)的文學閱讀，已經被當下閱讀的功利性和全媒體自媒體閱讀的性所遺棄；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文學處在極度的“邊緣化”的時代，我們仍然堅持“當代文學經典化”，似乎文不對題，或者，逆勢而為。

即便如此，我們覺得當代文學經典化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應該而且必須得以正視和重新申論。

當代文學經典化，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學術問題，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文學史事實依據何在？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還是“經典”？如何判斷？標準是什么？

二、當代文學研究，為什么應該以“經典化”研究作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學理參照系？

三、如何從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換一種表達，如何尋找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路徑和方式？

四、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何在？

一

新時期以來三十多年的當代中國，是一個能夠形成并可能產生文學經典的文學時代。

從社會文化層面考量，新時期三十多年，當代中國社會處于急劇而且全方位的社會文化的變革與轉型時期。近代以來，大凡在社會急劇轉型期，往往會在諸如中國與世界、政治與經濟、民族與民生、文化與文學的多層面，糾集聚合了太多的復雜的多義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內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時期，更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如恩格斯論斷：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的時代！因為從中外文學經典的生成時代而言，文學經典往往生成于繁雜而且多元的社會文化轉型期。因為轉型期社會具有非常態(tài)的社會文化性質。非常態(tài)，蘊含著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辯，已知與未知，新生和老舊等一切的復雜狀態(tài)――這類狀態(tài)恰恰正是文學得以生存、賴以發(fā)展的社會文化土壤和地帶。因為，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表述，文學的本體意義在于“發(fā)現”：對于人與人性的發(fā)現；對于人的“存在”――人與現實，人與歷史的網狀“存在”的發(fā)現；以至于文學的話語形式，表達方式的“發(fā)現”。所以，當代中國的轉型期社會，更能夠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異常豐富的社會文化土壤，為作家提供更為豐富的時代感覺，歷史視野，生命經驗和話語形式。

從文學發(fā)展狀態(tài)考察，新時期文學三十多年，是中國文學逐漸回歸文學本體性的時期――文學本體性回歸，應該是文學經典的原創(chuàng)性、超越性等屬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證的基本前提?？墒情L期以來，因為中國文化的事功性傳統(tǒng)，也因為中國社會歷史的有關社會、民族、階級、民生、經濟等方面的“問題”雜多而且沉重，我們的文學不得不被附加了相當的內容和功能。 從“文章，經國之大業(yè)”，詩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到近代啟蒙者“欲新一國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說”；再到“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為人民服務”；以及新時期初期的文學再度成為社會啟蒙的轟動性載體；文學一直游離了它的本體，而成為社會公共空間的“中心載體”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種文學現象值得深究和銘記。一是劉再復的“文學主體論”。文學主體論從理論上澄清并確立了作為人的精神活動方式與載體的文學，它的“主體性”（精神主題，價值主體）功能，地位與作用。劉再復在理論上的登高立論，從此召喚著長期被放逐于文學之外的主體性的回歸。文學主體性的確立與回歸，對于一直游離于文學本體之上的當代中國文學來說，有著為文學“招魂”的意義。二是韓少功等人的“文學尋根”。尋根文學的初衷與邏輯，雖然沿襲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緊貼現實問題的傳統(tǒng)理路：從民族遠古文化之根尋找現實之病原，但是，它卻客觀上使中國當代文學掙脫了現實“問題”的羈絆與綁縛，放飛于亙古蠻荒詭譎奇異的文化資源視域，超驗在“現實”范疇板塊以外的更為豐腴開闊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間。三是馬原、洪峰、孫甘露、殘雪等一批先鋒作家們的“文學先鋒實驗”。先鋒實驗者們吸吮者“異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學的存在性感知和現代派文學的實驗性技法，是他們樂在其中的文學先鋒實驗。即便實驗短命，先鋒已死，但他們立足在人與文學的本體性操演，其文學意義不能低估而且影響超遠。如今活躍的莫言、韓少功、賈平凹、閻連科、蘇童、畢飛宇、余華、方方等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動者先鋒的精血，便是明證。

文學主體性的回歸與確立；文學與現實的硬性關系的松動，以及題材空間視野空間想象空間的洞開；現代性的人性意識，文本意識的操演與實驗；80年代的三種文學事件，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文學本體性回歸確立了實在的基礎。當代中國文學，不再是此前的哲學、政治、經濟、歷史學、文化學、新聞學、社會學等“他者”的附屬物；文學，就是文學本身，它已經區(qū)別于“科學的”“宗教的”認識反映世界的方式，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審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歸文學自身，回歸文學本體，才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學可能形成并產生文學經典的時代，也是我們重提“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前提邏輯，是經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學史事實支撐。因為，文學經典應該具備的自由意識，原創(chuàng)特征，超越品質，豐富內涵，恒久影響等經典型特征，必須以回歸文學本體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當代中國文學，已經形成并具備了這樣的文學經典的生成前提。文學史事實也在證明，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學，雖然存在著為數很多的，單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顧彬先生所說的“垃圾”的文學；但也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像莫言、賈平凹、韓少功、張煒、王安憶、遲子建、閻連科、蘇童、畢飛宇、余華等一批優(yōu)秀作家。在他們各具探索、各有風采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顯示著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時代，正在或已經到來。

“垃圾”與“經典”共生并存，或許，就是當代中國的文學事實。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學判斷，我們確立了“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協會與華中科技大學決定聯手成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華中科技大學文學教授李俊國、文藝學教授蔣濟永、湖北省作協副主席高曉暉任副主任。中心由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10余位教師組成。 經過反復論證，中國當作中心確立了“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活動目標與學術宗旨。

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分為文學活動和學術研究這兩大系列，體現在文學活動方面，是以“文學春講”、“文學秋講”為題的立體性的文學活動計劃。計劃的具體實施方案為，每年春秋兩季各聘請一位著名文學家和一位重量級的文學評論家為駐校作家，進駐華科，為期半月。為本科生、研究生授課，講授最前沿性的文學專題；與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師座談，聚焦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的癥結性課題；在華中科技大學的“人文素質基地”、武漢大學的“珞珈講堂”、華中師范大學的“桂子山講堂”、武漢市圖書館的“市民大講堂”和我們讀書會作文學專題講演。讓著名作家和文學經典“進駐華科，影響高校，匯入武漢”，是中心的文學經典化活動的目標話語和形式概括。

當代文學經典化，體現在研究中心的學術層面，是以“喻家山文學論壇”和《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叢書》為標志的一系列學術工作。

如何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是一種富于挑戰(zhàn)性的學術工作。

首先，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區(qū)別于“時評式”、“隨感式”的文學批評。即時性閱讀感興文字、把玩式的文學印象、碎片式的文學體悟，這類賞析性文字當然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但它太輕太飄，不是文學經典化的研究方式。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需要大視野、長視距、多學理、厚知識。

其次，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區(qū)別于純“技術性”、“標簽式”的文學批評。9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價值性退隱、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術主義盛行。理論術語、文本分析技術，當然能為文學批評進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難以進入文學經典化的堂奧。因為任何現成的理論、方法，都難以穿透“當代中國”及其“當代中國文學”，何況術語的簡單標簽、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難以闡釋當代中國文學經典。

再次，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區(qū)別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論套用式的文學批評。這絕不是對“他者”的理論排斥，實在是因為“當代中國”及其“當代中國文學”的生成機制、語義成分和顯現方式太復雜太糾結。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實質上是文學研究對于“中國話語”的尋找、探索與建構；本質上是對“當代中國”的文學體認，對“中國當代文學”生成土壤、成長機制、作家創(chuàng)作與文本內涵等諸多問題的深度體認、重新抉發(fā)和再度闡釋。

三

有鑒于此，我們的學術工作重點，放在“喻家山文學論壇”和《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叢書》的策劃、組織與實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學論壇，是文學春講、文學秋講的重頭戲。為了唱好這臺重頭戲，我們花大力氣做好喻家山文學論壇的主題策劃工作。每期一個主題，要求主題明確而且獨到，既能夠涵蓋中心邀請嘉賓的創(chuàng)作實際，又能體現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問題癥結。這是論壇主題策劃的第一層要求。在更深層次，我們是把論壇主題的策劃和提煉，作為“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具體的路徑尋找、方法探索、和實施體現。

2012年的文學春講，當作中心邀請山東省作協主席、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進駐華科。根據張煒長期創(chuàng)作體現的特質，我們?yōu)楫斊诘挠骷疑轿膶W論壇提煉策劃了“百年中國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學原創(chuàng)”的論壇主題。因為，張煒創(chuàng)作的題材是在近代中國到當代中國近百年的時限之內，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作家近百年的歷史經驗如何不要成為百年歷史的“記錄”、“回憶”，而要化為一種文學的“原創(chuàng)”？――這既是張煒創(chuàng)作的特色，也是張煒面臨的“問題”。廣而論之，“經驗與原創(chuàng)”也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須解決的創(chuàng)作問題，也是“當代文學何以成為經典”的創(chuàng)作理論問題之一。為此，我們邀請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湖北大學、中南民族大學、江漢大學等高校文學研究專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聯、湖北省作協、武漢市文聯的文學作家、文學研究者，和《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小說評論》等文學研究刊物的專家，齊聚喻家山，縱論“經驗與原創(chuàng)”這一學術問題。集社會學術界、創(chuàng)作界的一流專家和文學研究家，共同探討涉及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癥結的，涉及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具體路徑的學術問題，并結集出版40萬字的“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叢書”之一的《經驗與原創(chuàng)――2012文學春講?張煒 張新穎卷》。

2012年的文學秋講，邀請的嘉賓是著名作家韓少功和作家兼評論家格非。一位是文壇常青樹、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鋒文學實驗高手。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學論壇主題，我們精心策劃為“革命or游戲”。從這兩位著名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際考量，他們的確是“革命or游戲”的創(chuàng)作開創(chuàng)者和實踐人；從中國百年文學歷史發(fā)展而言，“革命與游戲”問題，可以視為繼80年代李澤厚提出的“啟蒙與救亡”命題之后的又一“中國文學問題”；而且，或許就是在這個悖論式的創(chuàng)作問題區(qū)間，形成并產生某種當代中國文學經典。因為，如此問題，西方全無，中國獨有。

2013年的文學春講，邀請嘉賓為著名作家蘇童和文學評論家謝有順。與此前的張煒、韓少功、格非比較，蘇童創(chuàng)作那云雨朦朧的題材人物，那潮濕頹廢氣息，體現的寫作路數內蘊氣質更為別致。為此，我們把蘇童創(chuàng)作的“病江南”，提煉為當代中國文學的“邊緣與頹廢”的論壇主題。緣此路徑 ，我們發(fā)現，當代中國大凡引領文學創(chuàng)作的，皆處于“邊緣性”（題材與人性的邊緣性）與“頹廢型”的文學――或許，這又是中國當代文學經典生成的又一路徑或形態(tài)。

2013年的文學秋講，邀請的嘉賓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及多項國際文學獎項獲得者畢飛宇和著名文學評論家吳義勤。畢飛宇的創(chuàng)作，看似與先鋒為伍，實際上表面不溫不火但卻內含理性的張力和唯美的詩性。更重要的是，畢飛宇默默地探索著如何把“故事”變?yōu)椤皩徝馈钡奈膶W問題。很顯然，如何“從故事型敘為審美性敘事”，既是畢飛宇的創(chuàng)作特質，也是當代中國文學普遍忽視的“問題”。為此，“故事與經典”，成為這次文學論壇的主題。我們堅持認為，在技術化、資訊化、物質化時代，故事雖然是文學敘事的重要構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學本身。故事必須被審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學又等同于資訊，類似于新聞，或者歷史文獻和現實鏡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國文學必須回到“文學審美”的本體層面，才是當代文學得以產生“經典”的美學前提。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作中心成立兩年來，已經舉辦4季“喻家山文學論壇”，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叢書》4卷。它們依次為：《經驗與原創(chuàng)――2012文學春講?張煒張新穎卷》，《革命or游戲――2012文學秋講?韓少功格非卷》，《邊緣與頹廢――2013文學春講?蘇童謝有順卷》，《故事與經典――2013文學秋講?畢飛宇吳義勤卷》。

四

不必諱言，從以往的中外文學經典的生成時間來看，所謂文學經典，大多不是被當代所指認，往往形成于“后世”。“時間”，往往成為衡量文學作品是否能夠成為“經典”的檢驗系數。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經典是“時間”長度與過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時間”的文學歷史文本，此話當然不謬。

當然也有例外。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卻因了當世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莫夫的富于當代性與前瞻性的文學批評，確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學經典地位與意義。這也證明，文學經典的研究和確立，不能全靠“后世時間”，也不能完全依賴后人的研究。為什么？還是因為我們在前述里強調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時段的社會文化急劇轉型期，因其社會文化的繁雜混沌、多義紛呈，當代文學研究者恰恰最適合于文學經典的當下性闡釋與前瞻性研究。因此，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不僅不能缺少，相反更應依靠當代讀者尤其當代文學研究者的主體參與。從文學研究使命而言，這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態(tài)與學術使命。強調這一要義的另一理由還在于，當今世界，因為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在地化”，時間的高速性與時間同一性和平面性，成為人及其文學的當下生存的真實境況。在時間的高速性、平面感與同一性的當代世界，極容易“損耗”甚至“變異”文學的語義真實性和豐富性。那么，人與文學抵御這種境況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對于當下文學經典的自我確認。所以，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不僅可能而且必須。

不得不承認，當代中國文學經典化研究，有著相當的學術難度。我們需要面臨和克服的難度之一，是對于文學經典研究的“中國話語”的發(fā)現與運用。正如《后殖民寫作》所揭示的，雖然后發(fā)展國家和地區(qū)，難免被發(fā)達國家的理論話語“殖民”的宿命；也即，雖然我們承認并繼續(xù)使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理論話語，但我們不能只是西方話語的簡單挪移套用。西方理論及話語的同質性，不能解釋“當代中國文學”的具像性與復雜性。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本質上是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的發(fā)現、尋找與建構。難度之二是，對于“當代中國”與“當代中國文學”，與“當代中國文學經典”的超時距獨到性的分析與抉發(fā)，判斷與闡釋。顯然，這是一項多學科交匯性的學術工作。一般用以拿來衡量文學經典的說法，諸如審美原創(chuàng)性、精神超越性、內涵的多義性、影響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為參照，不能用作標準。

正因如此，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經典”的深度分析，特別是對于文學經典研究的“中國話語”的發(fā)現、提煉、解讀、闡釋，成為我們從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實際的具體的路徑。像“經驗與原創(chuàng)”（實際上，更接近于張煒一類創(chuàng)作的，應為“游蕩與抵抗”）、“革命or游戲”；像“邊緣與頹廢”、“故事與審美”；當然，還有像王朔、劉震云一路的“日常與荒誕”等等，都是用以闡釋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特殊話語和有效路徑。我們相信，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和“實際路徑”的發(fā)現與尋找，或許是比較切實的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研究理路。因為，這一類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既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問題”的揭示，也是文學審美和文化情態(tài)的概括，當然更是“當代的”、“中國的”、“文學經典”的多種形態(tài)和多種品性的形象指認和有效闡釋。相信，假以時日，華中科技大學的中國當作中心的當代中國文學經典化研究，會出現一系列的堅實的學術成果。當然，中心一直是一個開放性的學術平臺，我們一直期望國內外學術專家的共同參與，協同研究。

第8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關鍵詞：誦讀經典；人格；培養(yǎng)

中圖分類號：G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132（2016）26-0073-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26.045

經典美文是中華文化的精粹，是人類文明的積淀，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運用經典誦讀可以豐富學生的文化內涵。學生的語言要想變得豐富，平時就應該引導學生多積累，要是一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喜歡閱讀，其語言必然匱乏。《語文課程標準》中指出：“在學生低年級的時候要注重培養(yǎng)學生對語文的興趣，在閱讀的過程中將一些好的名言警句以及好詞佳句記錄下來，這樣就會使學生在日后的寫作過程中能夠正確的運用，也能夠對其他的課文有更深的理解?！惫识?，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應將經典誦讀有機引入語文課堂，主動幫助學生積累豐富的知識。

什么是“經典誦讀”呢？即指在人生記憶中的黃金時代，心靈最清澈時的年齡階段誦讀、熟背經典美文、唐宋詩詞，以達到文化熏陶、智能鍛煉與人格培養(yǎng)的目的。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優(yōu)秀文化積淀的大國，在燦若星河的歷史長河中，孕育了不可枚數的文化巨匠，他們用思想和智慧凝聚成一部部不朽的經典，弘揚和傳承了中國最優(yōu)秀的文化精髓，為我們留下了熠熠生輝的精神瑰寶。這些經典，蘊含了古人洞察天地、感悟自然的心得和處世為人的哲學，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誦讀這些經典詩文，對于拓寬學生的眼界和胸懷、提升其氣質和品格具有深遠影響。

一、誦讀經典，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情操

中國文化經典博大精深，是民族精神的教科書，學生誦讀經典，能加深其對祖國源遠流長文化的認識，體驗和感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小學生的記憶力正處于訓練、養(yǎng)成階段，座椅很合適“熟讀”成誦。時間長了，相信他們勢必會達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而文言與白話，是母子關系、根葉關系、源流關系。培養(yǎng)語感是小學閱讀之關鍵。比如誦讀歷史故事，可以讓學生感受中華民族之源遠流長，體會中華文明之燦爛輝煌，了解中華文明對全世界的深刻影響，進而激發(fā)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對祖國的熱愛；誦讀《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篇章，可以讓學生體會古人的“仁愛”思想；誦讀《老子》《莊子》，又可讓學生體會古人的博學和深邃；誦讀唐詩宋詞，可讓學生在體悟古人憂國憂民情感的同時，感受祖國語言的無窮魅力。通過誦讀經典，可在潛移默化中引領學生對人生進行定位，建立個人理想信念、人生價值與社會的聯系，從小樹立要通過從事某種事業(yè)為祖國、為社會民眾服務的思想，明白奉獻社會是每一個公民應有的職責，懂得全面提高自身素質，這既是國家對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二、誦讀經典，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良好品格

古人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在兒童天性未污染前，善言易入，先入為主，待其長大而不易變，故人之善心、信心和優(yōu)秀品質須在幼小時培養(yǎng)。縱觀歷史上圣賢偉人的成長歷程，哪一個不是歷盡艱辛、飽經磨難？孔老夫子自幼失怙，母親含辛茹苦將他教育成人，最終成為至圣先師；文天祥從小刻苦研讀，歷經艱辛，最終高中狀元，成為國家棟梁，舍身救國的美譽流傳至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人們生活更加富裕，多種因素造成一些學生缺乏遠大理想和抱負。選擇經典名篇讓學生誦讀，引導學生與歷史文化名人對話交流，從字里行間體會古人的成長歷程，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感染與熏陶，可以激發(fā)學生積極向上的進取心，提高學生的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培養(yǎng)學生敢于成功不驕傲、面對挫折不氣餒、適度表現不自負、學會寬容不嫉妒的優(yōu)秀品質，從而形成健全人格，樹立堅定信念，立志做一個追求真善美、具有高尚品格的人。

三、誦讀經典，有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

學生人文素養(yǎng)的提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在長久的感悟和熏陶中逐步形成的。一方面伴隨著對語言文字的學習、推敲、運用，學生的思想情操、審美情趣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修煉，而且在無形中提高了語文素養(yǎng)；另一方面誦讀經典不僅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還能豐富人的內心世界，培養(yǎng)高尚的審美情趣。實踐證明，誦讀經典可以對培養(yǎng)學生的品德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讓學生在自我教育、自我約束中逐漸感悟“做人”的道理，引導學生健康發(fā)展。

四、誦讀經典，有利于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

經典詩文所具有的大境界、高品位，無疑對學生精神世界的豐富，還是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都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中華傳統(tǒng)文化浩如煙海，類似的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再者，傳統(tǒng)的經典詩文，穿越時空，卻歷久彌新，其語言表達上的獨特魅力，讓學生在朗誦中既能感受其語言之美，又能受到美的熏陶、感染，審美情趣自然會生成。隨著新課程改革方案的實施和推進，傳統(tǒng)文化作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開展經典誦讀活動不是復古，而是一種真正有效的教育手段。誦讀經典，以多種形式引領兒童在輕松愉悅、和諧溫馨的氛圍下唱念背誦，在不知不覺中識字、拓展知識、陶冶情操，以中國文化寶典開啟學生的純潔心靈、開發(fā)學生的心智，讓學生從小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完美人格，繼承中國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這是一項艱巨而偉大的育人工程。我們堅信，通過我們的努力，中華古代的圣賢品格必將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復活，“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必將在中華名族的偉大復興中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第9篇：經典哲學故事范文

關鍵詞：皮埃爾·梅爾維爾；風格；黑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7-0140-01

一戰(zhàn)后的法國電影沉寂在“優(yōu)質傳統(tǒng)”氛圍中，仍有一些導演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讓·皮埃爾·梅爾維爾便是其中之一。他導演的《獨行殺手》這部電影講述了殺手杰夫在一次任務中被女鋼琴師識破身份，但女鋼琴師并未指證，而受到警察懷疑的杰夫又被雇主出賣。在殺掉雇主，也就是女鋼琴師的情人后，杰夫卻在最終以自殺的方式死在女鋼琴師面前?！丢毿袣⑹帧纷鳛槊窢柧S爾黑的經典作品，以冷靜克制的電影語言，將殺手這一犯罪形象完美的詮釋出來。

一、孤獨與宿命主題

《獨行殺手》開始于一個寂靜清冷的長鏡頭，在這個幽寂、簡潔而冷靜的場景中，杰夫漠然的躺在床上一語不發(fā)，只有籠中的鳥偶爾發(fā)出細微的啁啾提醒時間的流動。而影片在開始近十分鐘的段落中都處于類似的失語狀態(tài)，而這種缺乏交流的自閉狀態(tài)，便是殺手杰夫生活的世界，機械、冷漠、克制而優(yōu)雅。近乎哲學化的視覺語言下，包裹的是一個近乎哲學的命題，關于存在，關于宿命。

在梅爾維爾電影中有一個一貫的主題——人類的孤獨，而這種孤獨往往是宿命的?！丢毿袣⑹帧分羞@種將個人放置在空曠的環(huán)境中鏡頭比比皆是，如寡言少語的人物對白，獨來獨往的人物行動。而人類的孤獨往往還來自于背叛。杰夫在遭到警察的懷疑后，很快被雇主出賣遺棄，即使他從未和中間人或者雇主有任何的友情，但背叛卻是輕而易舉的表明人類之間的無法信任。

一個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宿命的安排。這種宿命悲觀的思想其實來自于薩特存在主義的影響，人生活在一個與自己對立、失望的世界之中，絕對自由的人也是煩惱和無所依靠的孤獨者。“獨行殺手”杰夫之所以成為經典電影中的經典人物而恒久不衰的原因，他不單單是一個孤傲冷峻的殺手，他還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符號化敘事

暗夜；雨天；煙；風雨衣；獨行者。這些黑里的典型符號，被梅爾維爾運用得得心應手。他只是把美國導演慣于延宕的部分削減成尖銳，把神經質、情緒化表情、憤世嫉俗的腔調過濾得干干凈凈。只剩下事件和行動。

相比較美國黑中的人物形象，梅爾維爾電影中的人物與其說是罪犯、悍匪、殺手，倒不如說是一個優(yōu)雅的紳士。從本片的敘事中，不管是杰夫的風衣還是禮帽，還是房間內的鳥籠，以及面無表情的表演和冷靜從容的行事，都體現出法國人獨有的細致和優(yōu)雅。這些充斥在電影中的符號，從敘事系統(tǒng)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風格化的標識。

從電影語言的運用來看，梅爾維爾擅長在影像的敘事中用鏡頭、光線、色調、線條等因素的符號化運用使電影營造出一種節(jié)制的詩意的張力?！丢毿袣⑹帧分械幕野瞪{，流暢沉著的場面調度，阿蘭·德隆的風衣、禮帽和手槍，他在無表情的表演中突出的孤絕和冷峭，已經與故事無關，其自身已與孤獨相互映照，成為孤獨的最好的寫真。這些隨處可見到符號與電影的主題、精神內涵相輔相成，從內到里，構建出梅爾維爾的電影世界和哲學思考。

三、黑的美學風格

黑這一概念最先被法國人所提出，主要指美國40年代出現的犯罪電影，這類電影往往調子陰郁、情緒悲觀、表現憤世嫉俗和人性危機。梅爾維爾的出色之處，并非在于他對好萊塢黑元素的駕輕就熟，而是建立具有強烈自我標識的美學風格。

梅爾維爾在《獨行殺手》營造出一種克制的氛圍，與不動聲色、冷靜及內斂的敘事態(tài)度相輔相成，甚至在關鍵情節(jié)的處理上也是不緊不慢，與好萊塢電影多用背景音樂來煽情和快速剪接形成鮮明對比。此外，電影中殺人場面總是一槍斃命，簡潔、自然且安靜。梅爾維爾真正關心的是危險復雜的人際關系與社會關系中，人在破釜沉舟之時爆發(fā)的勇氣及無法逃避的自我毀滅的命運。

梅爾維爾十分注重細節(jié)。他作品中的人物，永遠是生活在外部世界的，進行著權利和財富的角逐。藍灰的色調，暗淡的光線，言簡意賅的對白與節(jié)制低調的音樂，這都使《獨行殺手》體現出梅爾維爾的“作者”印記，以及法國文化傳統(tǒng)的細致與優(yōu)雅。

《獨行殺手》作為梅爾維爾黑的經典作品，以其黑的外貌，包裹著法國人的精神內涵，并將梅爾維爾的理念、思考融入其中，塑造出阿蘭德龍這一電影史上的經典殺手形象。而梅爾維爾這位孤獨的獨行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抱負——成為不朽，然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