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應用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文獻學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應用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中國古代文學是傳統(tǒng)學科，探索適合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對提高教學質量有重要意義，古代文學的教學改革應注重文獻學與文學史的結合。

關鍵詞：古代文學；文獻學；融合

中國古代文學是大學中文系的重要基礎課程，教材的分量、教學的課時、開課的時間都占有相當?shù)谋戎亍Ｃ鎸θ绱酥匾膶W科，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學質量，讓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成是授課者亟需解決的問題。以往的教學模式大多局限于講授文學史的發(fā)展過程與文學作品的賞析，學生對這些知識了解得越多，可能越容易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因為中國文學史包羅萬象，文史哲兼容，學生獲得的知識表面上廣博雜多，實際上卻忽略了中國文學史編纂所注重的基礎性工作——文學史史料學，即與文學相關的目錄學、版本學、?？睂W等，通稱文獻學。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學史的過程中，若能就作家生平的考訂，作品的辨?zhèn)?，材料的來源等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就有可能帶著批判、思考的眼光學習中國文學史，從而比較扎實地掌握所學的知識，并能舉一反三，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擬就文獻學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運用進行論述。

一、文獻學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必要性

文獻學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一門學科，包含目錄學、版本學、?？睂W等內容，它是研究古代文學的根柢之學。我國很多學者，如章學誠、張之洞、梁啟超、程千帆等都非常重視文獻學。章學誠提出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意為在文獻整理過程中可以明確各種學術思想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及相互關系等。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認為：“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得其門而入。”［2］224“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保?］343意思是目錄學乃讀書的指示門徑，讀書的第一要務是通曉目錄之學。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讀書不得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保?］張之洞強調了版本學的重要性，意即讀書離不開對文獻版本的選擇。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古書傳習愈稀者，其傳抄踵刻，偽謬愈甚，馴至不可讀。而其書以亡，清儒則博征善本以校之，?？彼斐梢粚ｉT之學?！保?］梁啟超表面上是贊譽清儒?？睂W的成就，其實意在弘揚?？睂W的重要性，在梁啟超看來，?？睂W有功于文獻原著，是原著得以存留、流傳的保證，避免了誤讀、誤解等行為的產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可見，前人對文獻學的重視已達成了某種共識。而在當今學界，文獻學與治學的關系，同樣擺在很重要的位置。程千帆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必須要非常重視文獻學的基礎，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首先要把研究的對象，也就是材料本身先搞清楚，即研究對象的材料是否完整，是否真實可靠。其次進行最基本的文學史實、作家生平等研究。其理由是只有這些屬于考據(jù)學、文獻學的工作搞清楚以后，人們進行文藝學的研究時，才能對這個作品進行判斷、解讀、評判，然后上升到理論，得出相應的結論［5］。

二、文獻學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應用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文獻學的關系非常緊密。因此，在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時，除了傳授古代作家作品的解讀，把握文學發(fā)展的進程外，更需要培養(yǎng)學生感受和獨立研究古代文學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培養(yǎng)，需要我們有意識地把文獻學滲透進去，讓學生學會結合相關的文獻學知識進行文學史的研究，從而逐漸養(yǎng)成獨立的科研能力。

1.文獻學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

先秦兩漢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軔期與發(fā)展期，包括了神話傳說、《詩經》、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楚辭、漢賦、漢樂府等內容。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中國文學的基本格局等大多在這一時期定下基調。這一時期的文學形態(tài)可謂精彩紛呈而又復雜多變，而與之相應的則是文獻資料或古奧晦澀，或殘缺散佚，或真?zhèn)坞y辨。在講授《尚書》時，涉及到《尚書》的真?zhèn)螁栴}?！渡袝吩谙惹貢r稱為《書》，漢人始稱之為《尚書》，即上古之書，又被稱為《書經》。西周末，《尚書》已成書，相傳孔子曾編定過《尚書》100篇。秦火后，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只有28篇。漢景帝時，魯恭王毀壞孔子壁時發(fā)現(xiàn)的《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出16篇。西晉末年，《古文尚書》失傳。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奏《古文尚書》58篇，將《今文尚書》析成33篇，又多出5篇，并從一些古籍搜集文句編造了25篇。唐宋時，已有人懷疑梅賾本《尚書》，清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以大量的論據(jù)，證明了梅本之偽。傳世的今本《尚書》，大約只有《今文尚書》28篇是可信的。這就是文獻學中與校勘學相關的辨?zhèn)螁栴}。學生面對《尚書》，文獻學辨?zhèn)蔚南嚓P材料就需要去了解，如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丁晏的《尚書余論》以及梁啟超的《古書真?zhèn)渭捌淠甏返?。而講授《戰(zhàn)國策》時，涉及到《戰(zhàn)國策》一書的性質，我們通常把《戰(zhàn)國策》當作史書看待。但是，它是史書，還是子書？歷來有不少爭議。要了解《戰(zhàn)國策》一書的性質，就需要具備一定的目錄學知識，《漢書•藝文志》將《戰(zhàn)國策》列于《史記》之前，歸入“春秋”類，即史類，后代的史志也歸之于史部。而宋代目錄學家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把它歸入子部縱橫家，此后馬端臨《文獻通考》也承晁說歸入子部縱橫家。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不符合儒家的道統(tǒng)精神，宋儒曾鞏稱其為“害正”之“邪說”，“宜放而絕之”［6］1800。曾鞏曾經“訪之士大夫家”，搜求殘篇斷章，重新整理《戰(zhàn)國策》，目的在于“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6］1800。其次，人們發(fā)現(xiàn)《戰(zhàn)國策》缺乏信史所具備的特質，也就是說，《戰(zhàn)國策》中既無年代，又無時序，且前后抵牾，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歷代史家所應有的實錄精神和一絲不茍無征不信的嚴謹作風。晁公武認為：“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學縱橫者所著，當附于縱橫家云?！保?］在講授《史記》時，存世的《史記》一書在司馬遷生前雖已基本完稿，但有闕漏，有些篇章為后人增補。我們需要從《史記》的注本及選擇較好的版本入手，才能閱讀到接近真實的《史記》。《史記》舊注有三家，即南朝宋裴骃《史記集解》八十卷，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三十卷，原皆與本文各自另行，從北宋起本文與注釋結合在一起，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之下。現(xiàn)存的《史記》，以南宋建安黃善夫刻本為最早。明清以來，以清乾隆年間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書局刻印的張文虎校本最為通行。目前便于閱讀的主要有中華書局的校點本。因而，學生了解了辨?zhèn)蔚闹R，就能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傳世文獻的優(yōu)缺點，進而培養(yǎng)相應的思辨能力；而引導學生掌握目錄學的相關知識，學生就有可能把握傳世文獻的內容主旨、價值得失、作者生平事跡、學術源流及該書的版本、?？焙土鱾髑闆r等，從而學會選擇、使用書籍，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2.文獻學在論文指導中的應用

畢業(yè)論文在本科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對學生四年來掌握和運用所學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以及從事科學研究能力的綜合考核，是實現(xiàn)本科培養(yǎng)目標的重要教學環(huán)節(jié)，在訓練本科生進行科學研究、提高綜合能力與素質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日常教學中，有必要滲透一些選題和學術論文寫作的方法與技巧。與文獻學相關的知識，就大有用武之地。如在講授《老子》時，關于《老子》的作者和成書年代等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西漢時期出現(xiàn)的假托題作“河上公撰”的《老子章句》，即所謂的“河上公本”，形成了今天通行本《老子》的面貌。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兩種抄本。甲本以小篆寫成，大約流傳于戰(zhàn)國末年；乙本以隸書寫成，大約流行于西漢初年。兩種抄本的內容大致相同，均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后，部分文字和章節(jié)次序不同于今本。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組，字數(shù)僅相當于帛書本和今本的三分之一，不分《道經》與《德經》，章節(jié)次序與帛書本和今本有較大差異，文字也有不同，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的《老子》版本。學生通過傳世的文獻與當今出土文獻的版本互相比較，就能夠對《老子》一書的作者以及成書年代有個比較清楚的了解，也可以從中得出《老子》一書是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人們不斷的加工、編排、整理，而逐漸形成為今本《老子》的。這就為學生的選題提供了選擇的空間。在引導學生關注文獻的同時，地方文獻也是不容忽視的。筆者所在的院校是一所省市共建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學院面向閩東，服務海西。學生可以就閩東文化進行相關的研究。作為保存閩東地區(qū)地方文獻的重要載體——方志，是了解閩東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一面鏡子，閩東舊方志具有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史料價值高等特點，據(jù)《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書目》統(tǒng)計，閩東現(xiàn)存地方志42部，有州府志，如閔文振纂嘉靖《福寧州志》、李拔纂乾隆《福寧府志》；有縣志，如張景祈纂光緒《福安縣志》、馮夢龍纂《壽寧待志》；有鄉(xiāng)鎮(zhèn)志，如陳一夔纂《甘棠堡瑣志》；也有專志，如謝肇淛《太姥山志》。關于閩東舊方志的研究，學生可以涉及如地理環(huán)境、經濟物產、名勝古跡、民族宗教、歷史人物、政治事件等，或者諸如支提寺、太姥山、廉村、甘棠港、廊橋、赤岸空海、畬族文化、倭患海禁等；寧德鄉(xiāng)賢如薛令之、陳靖姑、黃幹、楊復、林湜、楊楫、高松、陳駿、鄭師孟、龔郯、張泳（黃幹、楊復、楊楫等皆為朱熹在寧德的高徒)、謝翱、林聰、甘國寶等，流寓寧德名流如米芾、陸游、鄭樵、朱熹、陳傅良、文天祥、戚繼光、馮夢龍等。學生也可以研究閩東舊方志中的詩文，據(jù)調查統(tǒng)計，閩東舊方志有文章90篇，詩歌82首（含補白）。其內容涉及郡縣建制沿革，水利建設，修路造橋，興學辦校，宣揚美政、德政、抗倭功績，以及探訪名勝古跡，抒寫閩東奇山異水，禮贊寧德樸質民風等；就文體而言，有詩、賦、傳、記、論、奏、議、表、書、序、碑等各種體裁。通過對地方文獻的掌握與研究，可以展現(xiàn)閩東地區(qū)深厚而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這將有益于弘揚閩東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有利于整合地區(qū)優(yōu)勢資源，從而助力于閩東地區(qū)的現(xiàn)代化建設。因而，地方文獻為學生論文的寫作，提供了既廣博又便利的資源。綜上所述，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應用文獻學各個分支的學科知識，讓學生注意到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學生從純粹地被動地接受古代文學知識，提升到主動地參與到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去，逐步實現(xiàn)學與思的結合，學與實踐的融合，從而舉一反三，透過繁復的文學現(xiàn)象去把握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學生對地方文獻的重視，既可以實現(xiàn)宣傳本土文化、開發(fā)本土傳統(tǒng)文化資源為地方服務的宗旨，又可以為激發(fā)本土文化的創(chuàng)新機制等作出貢獻。因而，文獻學和古代文學的融合，是古代文學教學的可行教改途徑。

參考文獻：

［1］王重民.校讎通義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3］張之洞.書目答問［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9.

［5］程千帆.治學小言［M］.濟南：齊魯書社，1986：62.

［6］諸祖耿.戰(zhàn)國策集注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7］晁公武：郡齋讀書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8.

作者：李志陽 單位：寧德師范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