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道教繪畫藝術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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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題材繪畫藝術淵源

道教不但影響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同時也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和藝術，并且其影響程度不次于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具體表現(xiàn)在兩方面：其一是它的宇宙觀本體論，其二是它的創(chuàng)作題材。表現(xiàn)道教內容的繪畫藝術始于漢代[3]46，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發(fā)展起來，形成了中國畫的一個重要門類，到東晉顧愷之手中已經表現(xiàn)出很高的水平，唐代吳道子的道教繪畫作品已經是道教繪畫中的精品，到了宋代經過畫家武宗元一直延續(xù)到明清之際。道教繪畫是指以道教神仙思想為內容，宣傳道教教理、教義或者以神仙為題材的繪畫作品，到了明清時代，其類型主要是壁畫和具有神仙意蘊的文人畫。所謂的“文人畫”也稱“士夫畫”，是指畫中帶有文人情趣，流露著濃烈的文人思想的一類繪畫，泛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夫所作之畫，以別于民間繪畫和宮廷繪畫?，F(xiàn)在普遍認為文人畫是以唐代王維為創(chuàng)始者，可是早在漢代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畫的某些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實踐已經開始出現(xiàn)了，但是文人畫作為正式的名稱是由明末畫家董其昌提出來的。近代陳寅恪認為，文人畫有四個基本要素，那就是：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文人畫的內容多取材于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意在借自然抒發(fā)“性靈”或者個人抱負，也有的寄寓著對民族壓迫或對腐朽政治的憤懣之情。他們講究筆墨情趣，強調神韻，很重視文學、書法修養(yǎng)和畫中意境。歷代文人畫對中國畫的美學思想以及水墨、寫意畫等技法的發(fā)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二、明清文人畫代表作品

中的道教內容與道家思想到了明代，我們可以選取“吳門四家”作為文人畫家的代表。明代的文人畫，上承元人傳統(tǒng)，自成化、弘治之后，隨著“院體”和“浙派”的極盛而衰，以古稱“吳門”的蘇州為中心，形成了波瀾日壯的“吳門派”，以“吳門四家”為代表，取代了之前“院體”與“浙派”的畫壇地位?！皡情T派”這一畫派，興起于沈周，形成于文徵明，他們的花鳥畫和人物畫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和變異，有花鳥畫作品聞名于世，沈周與文徵明是“吳門派”文人畫最突出的代表。其中，沈周（1427-1509）的花鳥畫作以水墨寫意見長，代表作有《寫生冊》《枯樹八哥圖》，其中他的細筆作品《廬山高圖》（紙本設色，臺北故宮博物院）在精致的結構、雅淡的設色中展現(xiàn)了想象中的廬山的雄偉氣勢，開創(chuàng)了以山水畫象征人品的表現(xiàn)手法。文徵明（1470-1559）的山水畫以細筆為主要面目，其作品情調嫻靜典雅，布景層疊而上，缺少縱深空間表現(xiàn)，他的細筆作品有《江南春圖》、《綠蔭清話圖》（紙本水墨，北京故宮博物院）、《真賞齋圖》（紙本設色，上海博物館）等。前者畫倪贊《江南春》詞意，以纖秀的筆致描寫了江南水鄉(xiāng)的平遠景色，在春光明媚、清淡柔和的氣氛中抒寫了惆悵的情懷。他的粗筆作品有《古木寒泉圖》，描寫古木矗立、溜泉直瀉，在粗獷中體現(xiàn)了寧靜典雅的氣質。唐寅（1470-1523）是由文人轉成職業(yè)畫家的，雖然號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但出身于小商人之家，屬于當時“士農工商”各階層之末，并且以畫為業(yè)。雖然他也走過仕途，但因科舉案件而受牽連，遭受意外打擊，最終絕意進取而游蕩江湖，玩世不恭，卻又不得不“閑來寫幅丹青賣”以謀生計。唐寅的繪畫淵源于南宋院體的李唐與劉松年，所以在借鑒傳統(tǒng)中既有別于浙派，又不近于沈周。他善畫人物，同兼花鳥，他的花鳥畫喜歡用水墨隨意點染，更具秀逸清新之趣味，代表作品《古槎鴝鵒圖》，就具有職業(yè)性的嚴密謹慎。仇英（約1502-1552）的文化修養(yǎng)較好，在“吳門四家”中只有他不在畫上題詩文而只題名款，但他繪畫題材不寬，專畫傳統(tǒng)題材，臨古功力深厚，所以受到很多文人鑒賞家器重。他的藝術發(fā)揚唐宋優(yōu)良傳統(tǒng)，又與民間欣賞習慣一脈相通，長于青綠山水，代表作品有《桃源仙境圖》（絹本設色，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在“吳門四家”之后，受他們影響的“吳門派”名家重要成員還有文嘉、文伯仁、錢谷等，他們秉承“吳門四家”的人格精神與藝術風尚，以繪畫的形式表現(xiàn)理想的人文精神與審美旨趣，使明代花鳥畫繼續(xù)向前發(fā)展。這些文人畫，體現(xiàn)出了中國古典美學的虛實論，這些思想無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并體現(xiàn)于他們的作品中。具體而言，他們作品中的虛實相生、虛實轉化以及創(chuàng)作主體心態(tài)的虛靜狀態(tài)，都是道家思想的體現(xiàn)與反映。清代笪重光的畫論《畫筌》在虛與實的矛盾對立統(tǒng)一這方面的論述很精到，如他認為唐寅的作品《古槎鴝鵒圖》就有一種“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xiàn)；神無可繪，真景逼而神境生”的意味。清代，文人畫“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很鮮明地表現(xiàn)在“清初四僧”的繪畫作品中。清代初期傳統(tǒng)派花鳥畫的代表人物以惲壽平（1633-1690）為代表的“常州派”，被清人視為花鳥畫的“寫生正派”，他追求以宋法運元格，以極似求不似，畫風清新雅麗，于絢爛之中求平淡天真，代表作品有《錦石秋花圖》（紙本設色，南京博物院）和《花卉冊》等?！扒宄跛纳敝械氖瘽?641-1707），屬野逸派，原名朱若極，法名原濟，字石濤，廣西全州人，是明代宗室，國破家亡之痛感觸尤深，入清后為避禍逃生，選擇了出家為僧，把繪畫當作寄寓理想和宣泄情感的最佳途徑。在寫意花鳥畫的創(chuàng)作上，石濤繼承了徐渭的大寫意傳統(tǒng)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花鳥畫代表作品有《牡丹竹石圖》（紙本設色，上海博物館）和《墨竹》等。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號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也是明代后裔，其筆墨沉郁含蓄，有“墨點無多淚點多”之感，可見他淚眼中的舊江山，強烈地抒發(fā)了他的遺民之情，在立意和造型方面都達到了水墨大寫意花鳥畫的空前水平，代表作品有《河上花圖》、《荷鴨圖》（紙本水墨，上海博物館）、《孔雀牡丹圖》等?！犊兹改档D》畫兩只孔雀立于頭重腳輕的卵石頂端，上有牡丹和懸崖，他借助由孔雀翎引起的清代官員以花翎為冠飾品級的聯(lián)想，通過詩畫結合，嘲諷了惟命是從的奴才，具有極其辛辣的諷刺意味[3]278在里面。他的這種表現(xiàn)手法也深深影響了清代中晚期的“揚州八怪”以及近代的齊白石等著名畫家。

三、山西汾陽圣母殿道教壁畫

明代的壁畫不同于以前時代的壁畫以墓室壁畫為主，而是文徵明《江南春圖》以寺廟壁畫為主，清代的壁畫也是以寺觀、宮殿壁畫為多。況且明代的大多數(shù)墓室壁畫都出自民間畫工之手，其風格繼承了唐宋傳統(tǒng)，這些壁畫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四川等地，其中表現(xiàn)出道教內容及其相關思想的明代壁畫以山西地區(qū)遺存的兩處壁畫為代表：其一是山西稷山青龍寺腰殿壁畫；其二是山西汾陽圣母殿壁畫。山西地區(qū)遺存的壁畫，不但數(shù)量眾多，題材多樣，而且和其他地方相比規(guī)模也比較大。在稷山縣青龍寺腰殿的壁畫相當著名，這里的壁畫作于明永樂四年（1406），它的題材主要是元代以來流行的“水陸畫”（是自金代至元、明時期盛行的佛教寺院為超度亡靈、普濟水陸一切鬼神而舉行的一種重要佛事活動，是三教合一大背景下產生與發(fā)展的一種民俗現(xiàn)象，水陸畫是一種宗教人物畫），佛、道、儒三教雜糅，也是當今存世的水陸畫壁畫中的巨制，描寫了各色各樣的世俗人物，集中反映了當時的民間畫家對生活的透徹觀察和豐富的想像力。山西稷山青龍寺壁畫中與道教內容相關的有南斗六星、元君圣母、四海龍王等，可與永樂宮元代壁畫媲美。南斗六星位于人馬座，與西北方向的北斗七星遙相呼應。這六星分別是：天府、天梁、天機、天同、天相、七殺。在中國古代一直認為南斗六星主天子壽命，也主宰相爵祿之位，在道教中的南斗六星就是司命主壽的六位星君。南斗六星君正是管理世間一切人、妖、靈、神、仙等生靈的天官，他們由南極長生大帝玉清真王統(tǒng)領，他們都是道教中的神仙。山西汾陽圣母殿壁畫，是明嘉靖年間（1522－1566）的作品，內容也是道教題材。正殿三殿都是描繪西王母故事的壁畫，分別為《宴樂圖》《迎駕圖》《巡幸圖》，場面巨大并且富麗堂皇，反映了當時皇家宮廷的生活，充滿了強烈的世俗氣息。其中北壁畫《宴樂圖》表現(xiàn)的圣母后宮生活，東壁畫《迎駕圖》表現(xiàn)的圣母出宮逢迎場景，西壁畫《巡幸圖》表現(xiàn)的圣母回宮場面，畫面壯闊，人物眾多。西王母與道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道教把每年的三月三日定為王母娘娘的誕辰，可見西王母也是道教里面的一個主神，與道教起源有密切關系。以上相關壁畫都可以看作是在表現(xiàn)內容方面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道教繪畫藝術在明清時代的表現(xiàn)。

四、結論

上文分別對明清時期的道教繪畫內容與題材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明清時期的繪畫，無論是文人畫還是道教壁畫，都帶有濃厚的道教內容與道家思想，正像清代畫家石濤在他的畫論著作《苦瓜和尚畫語錄》里面總結的繪畫理論核心“一畫”論，這個“一畫”指的是世界萬物包括繪畫的根本原理和法則，這也源于《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116的本體論思想，充分說明，道教對當時的繪畫藝術影響之深遠。雖然道教繪畫盛行于唐宋，但是作為唐宋道教繪畫的余韻，明清道教繪畫也同樣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部分，道家思想和道教內容對我們的藝術影響是很深刻的。如果不理解道家思想和道教內容，也就無法理解以上所述繪畫藝術精神的真正內涵。

作者：蘇正文 蔣小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