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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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學評論范文

    黨報的文藝副刊缺失了文學藝術評論,就如同大海上失去了航標燈,看不見那點點光亮。即使有一些評論文章,我們的評論作者也很大一部分缺失了一個評論作者的尊嚴,缺失了對文字的敬畏。沒有鮮明的批評觀點,更沒有好壞的原則。如果僅僅是一個人的低俗,只能叫嗜好,可是如果是眾多的評論作者的低俗,就叫墮落。

    我們說任何一個社會,每個社會分子都有自己的職責,農(nóng)民把地種好,工人把工做好,而文學藝術評論作者作為一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理性的守望者,天性的注定要以自己的知識與智慧守護創(chuàng)作的方向,推動文學藝術的繁榮。文學藝術評論作者應該是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隊伍中的特種部隊,他們的理性審視與堅守是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風景和堤壩。無論價值觀如何變化,評論作者應該永遠是一個文學藝術良知的守護者,在漫漫長夜,在別人的夢中,敲響靈魂,提醒人們,小心火燭。

    可是我們翻看報紙文藝副刊上的評論作者和作品,很多缺失真誠和厚重,缺失一種高度和深度。我們的評論作品,散、空、甜,空話、套話、好話太多。在現(xiàn)實生活中,太多的作品,沉浸在如煙的往事、山川、溪流之間,沉浸在童年的小路上,一些作品,只是寫作者個人的一段情感和生活的記錄,一如夜空里的點點流螢,光亮卻不溫暖,是一個小夜曲,一個小風景。有的作品依舊在詩化苦難,詩化落后,詩化歷史,用浪漫的文字去粉飾蒼白的內(nèi)容,作品的質量不高,格調(diào)不高。但是,這一切沒有得到評論的正面阻擊。我們紙媒副刊的文學藝術評論依舊習慣于小圈子里惺惺相惜,在互相吹捧。

第2篇：文學評論范文

《蘇中文學評論選》的出版，在安徽當代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部選集不僅充分展示了作者從事文學評論工作60余年來個人的思想探索、理論進取和審美追求，讓讀者盡情領嘗八旬老人的學養(yǎng)才情、文學智慧與人格魅力，使其成為一部個人文學評論集的范本。這部選集同時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對安徽當代文學發(fā)展歷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點作品的梳理、甄別與評判。時空內(nèi)涵的真實而豐富，理本文由收集整理性辨析的自覺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過去，正視現(xiàn)實與瞻望未來的文學史的價值。我相信安徽文學界同仁從中讀到蘇中先生的時候，也同時讀到自己，讀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導時代精神、堅守審美尺度，是蘇中文學評論的核心價值。新時期伊始，他相繼發(fā)表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對十六年提法的異議》《從“真實的辯證法”走到真實的禁區(qū)》以及《百家》雜志創(chuàng)刊詞等文章，在國內(nèi)文學界均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這些評論文章，或駁斥某種荒謬理念，或質疑某種錯誤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見解，評論格調(diào)也嚴峻、幽默，平常風采各殊，但都本著求知、求解的出發(fā)點。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這些評論是否深刻或是準確得當，我不敢說，但所說全是真話實話，沒有刻意為誰造勢捧場之意，更無對誰挑刺之心，有些批評性或否定性意見，也是當時的認知，只是個人的讀后觀感引發(fā)的質疑，并無存心傷人之念。”無論是提出真言批評，還是辨證認同時文價值，或是倡導“兼容的文學評論觀”，蘇中先生都終得其歸之為“美學的眼光”和“歷史的眼光”。可見蘇中先生的文藝評論，始終堅持文學觀的基本價值體系，并且與時俱進，在具體的評論實踐中，注重拓展經(jīng)典原理的學理框架與價值內(nèi)涵，注重結合中國民族文學的氣派與風格，使自己的評論文本既不失科學的理論基礎，又富有時代精神的先鋒。

理論聯(lián)系實際，面對文本說話，是蘇中文學評論的基本

第3篇：文學評論范文

古今中外，文學界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視程度都隨著時間的發(fā)展越來越高，而且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發(fā)展，我們漸漸的發(fā)現(xiàn)，對于同樣的作品，不同的國家對其的評價是不同的，也可以說文學批評受到各國文化差異的影響。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而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該國家的文學評論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也正是存在差異的文化評論造成了文學評論的多樣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著差異，對英美兩國的文學評論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下面是我對這一問題的簡單認識。

關鍵詞：

英美文化；文化差異；文學評論

一.文學評論的內(nèi)涵

文學評論，顧名思義，評論文學。用專業(yè)的術語來講，是應用文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對特定的文學內(nèi)容，比如說文學作品，文學思想等進行探討、研究等一系列文學性質的活動，以解釋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部規(guī)律，從而幫助相關的文學家進行文學創(chuàng)造，推動整個文學的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

二.英美文學的相關內(nèi)容

英美文學是對英、美兩國民間文化藝術的總稱。同樣的是兩個現(xiàn)實生活的生動反應。我認為文學具有很強的表現(xiàn)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兩國的文化比較多元化，決定了其文學風格的多元化，戲劇、小說、詩歌等類型多樣，各具特點：（1）英國文學的特點英國是一個臨海國家，不僅氣候極具海洋性，其文學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氣息，再加上英國的經(jīng)濟、歷史發(fā)展傳統(tǒng)，在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英國的文學由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等開始轉向寫實主義，這是英國文學發(fā)展的一般趨勢。（2）美國文學的特點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建國的時間比較短，在19世紀之前，美國文學可以說是依附于英國文學，具有英國文學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紀末期之后，美國文學開始脫離英國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國的社會一樣充滿著自由、民主的氣息。

三.英美文學評論的內(nèi)容

各國的文學評論各具特點，但是仍然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個問題，首先是文學倫理問題，這是要放在首位進行考慮的問題；其次是道德評論，這是進行文學評論的關鍵所在；最后是審美評論問題。具體到英美兩國來說，文學評論與該國發(fā)展的實際情況有著極大的關系，在女權主義、殖民主義等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文學評論研究文學和社會的關系，開創(chuàng)了文學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異對于英美文學的影響

（1）英美兩國的語言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1.英國的語言英國文化歷史悠久，民族文化發(fā)展時間較長，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就拿英國的官方語言：英文來講，許多的文學評論家在對英國文學進行評論時，使用語言十分的謹慎，這既能說明文學評論家謹慎的態(tài)度，同時也更能說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說英文便是英國的象征，因此出于這樣的態(tài)度，英國文學評論是相對拘謹?shù)?、缺乏新時期的創(chuàng)新與個性；

2.美國的語言美國官方使用的語言也是英文，但是卻是美式英文，雖然說在本質上，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語的稱謂便能很好的說明問題，美式英語是美國的創(chuàng)造，是美國爭取獨立的體現(xiàn)，眾所周知美國發(fā)展歷史比較短，而且是移民國家，文化發(fā)展多元化特征十分顯著，在獨立之后，美國在政治、歷史等方面都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可以說美國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應的在文學評論方面美國的文學評論就彰顯個性和創(chuàng)新性。（2）文化歷史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人本主義是英美兩國共同宣揚與崇拜的，但是英美兩國的人本主義又存在著具體的差別：

1.人本主義是英國發(fā)展歷史上很早便出現(xiàn)的，但是在文學評論領域人本主義是十分保守的，神權和禁欲主義依然處于主導地位，我認為這是英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生動體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的妥協(xié)性在文學領域的再現(xiàn)，莎士比亞是英國最為偉大的文學家，我認為沒有之一，莎士比亞不僅影響了英國一代人，更影響了整個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英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典型代表，對其作品進行研究之后發(fā)現(xiàn)，人文主義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體現(xiàn)。

2.相比英國的人本主義，美國就十分創(chuàng)新、獨特。當然這和美國發(fā)展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國的獨立是十分果斷的，沒有歷史遺留問題，爭取獨立自由的觀念理論深入人心，美國的人本主義十分的激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對人本主義的創(chuàng)新理解。在這基礎上美國的文學評論就顯得更加激進、創(chuàng)新。

五、小結：

第4篇：文學評論范文

文學藝術評論，它同樣是一種創(chuàng)作，它的不同之處，評論家要站在文學藝術家之上來看待萬事萬物。因此，對文學藝術的作品要求更高。讀謝作文《文化與文心》一書，我雖然覺得他涉獵很廣，知識面寬。但從編書的體例看，還是集中在文藝評論上好一些。這樣不會太雜，思想不會延伸得太遠，我們把握起來方便，讀者也比較容易進入。實際上，我是很同意謝作文上述的文藝思想和評論觀點的。文學當然是時代生活的反映，文學評論就是通過文藝作品的把握分析，從中提煉出一種時代的精神。一種在時代生活中產(chǎn)生政治、經(jīng)濟、哲學、社會、文化的精神。我注意到了謝作文的努力。他的確在追求著美學的標準和歷史的標準。這樣的評論思想，對作家藝術家是有引導作用的?，F(xiàn)在我們一些評論家不僅對作品一時吹捧，還把作家引導到個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對一些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失當思想或不良的思想不僅不反對，還給予肯定，這樣的評論就不對頭了。謝作文不是這樣的評論家。謝作文的評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從大文化的發(fā)展背景中來考量一部具體的作品?；蛘哒f，很注重作品中的社會文化分量。這應該說也是他追求美學和歷史的標準時有機結合的具體體現(xiàn)。

文學藝術是人類現(xiàn)實和歷史生活的記錄與反映，映照著人的生命律動，其社會作用和影響，必然取決于人們的接受程度。文藝評論責無旁貸的使命之一，就是喚醒人們對文學藝術的感覺，鍛造藝術的感知能力，從而讓人們領會生活的豐富多彩，參悟人生經(jīng)驗的博大，得到啟迪和教益。因此，那些以充分的親和力、感染力貼近每個人的心靈的文字，那些帶著溫暖的氣息、活躍的脈動，滋潤人們感覺的文字，那些讓人們能夠實實在在地在作品構成的世界里舒展身手，自由地在作品洋溢著的生動氣息里呼吸的篇章，才是合格的文藝評論。現(xiàn)在，有不少人習慣于從教條出發(fā)，而不是從大眾的需求出發(fā)，習慣于在概念的迷魂陣里推演概念，在名詞術語的森林中兜圈子，在各種“體系”的迷宮里找出路，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把鮮活的故事闡釋得味同嚼蠟，以概念之履，適文本之足，高深莫測、云遮霧罩，這樣的文藝評論，不僅令普通讀者望而生畏，有時也讓“職業(yè)讀者”頗傷腦筋。文藝評論要善意，要最大限度地切近作者的實際和作品的實際，也要體現(xiàn)群眾觀點，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也是容易被評論界忽視的方面。從謝作文收在《文化與文心》里的文章，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文藝評論生動活潑、言之有物，注重評論的通俗化、注重評論的群眾性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在文藝評論中所推舉和倡導的“善意”，首先在于他不管對象是熟悉還是陌生，只要有潛力，他都真誠幫助，以極端認真的態(tài)度來對待，他講：“我十分關注本地的作家和作品，特別有潛力的作家，不論是業(yè)余還是專業(yè)，我都不遺余力地推崇他們的作品。竭力推介本地的作家、本地的作品，我認為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我能認真負責地對待。正是這樣，本地的作家藝術家?guī)缀鯖]有與我不是朋友的；也正是這樣，對待他們的作品，我也從不敢懈怠，只要闖入了我的視線，大都有熱情洋溢的強調(diào)中肯的評價或善意的提醒?！彼回炁c人為善，寬以待人，樂于和其他作家藝術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他說：“在我的腦海里，任何一位作家藝術家有了成績，我都會引以為榮，并誠心誠意地向周圍的人，或者通過媒體向外界宣揚。”大力提倡善意的批評，首先要為善意批評的出場營造良好氛圍與環(huán)境。影響善意批評的因素有很多，我們需要最大限度地擯棄人情風、功利心和市場化影響，這關乎批評家、媒體，也關乎作品的創(chuàng)作者，大家都要努力。

大家談得都很好，關于當下文學評論的作用，對于讀者、作家、批評家呼喚善意的批評，都提了很好的意見。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要想讓善意的批評引領風氣，就一定要為善意的批評營造良好氛圍，這也是社會共同的責任。

第5篇：文學評論范文

關鍵詞：文化差異 英美文學評論 影響

縱觀英美文學評論，對其產(chǎn)生影響的因素有很多種，比如，人們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知識及文化結構、專研方向以及從事的專業(yè)等。對于不同的文化來說，其鑄就的靈魂來各不相同，因而便給各國文化帶來不同程度的差異。事實上，評論家批評英美文學的論據(jù)、角度以及手段的不同，均會使英美文學評論的內(nèi)容及其側重點產(chǎn)生一定的差異，當然，在英美文學評論中，文化差異對其產(chǎn)生的影響最為顯著。

一、英美文學特點及其發(fā)展史

1、英國文學發(fā)展史及其具有的特點。英國文學在整個英美文學體系中，當?shù)蒙稀霸催h流長”的稱謂。英國文學在發(fā)展過程中，不僅內(nèi)部遵循自身的規(guī)律，同時還受到相應的政治、歷史以及宗教等的影響，早期的英國文學為盎格魯薩克遜階段，然后出現(xiàn)了文藝復興，接著便是新古典主義的誕生，隨后從浪漫主義發(fā)展到而今的現(xiàn)實以及現(xiàn)代主義等。英國文學在二戰(zhàn)之后，基本上由過去的寫實，變成多元和實驗的趨勢[1]。英國文學的首要特性為帝國敘事，其特有的傳統(tǒng)即為烏托邦文學及反面烏托邦文學，而其包含的一個基本精神則是經(jīng)驗主義。

2、美國文學發(fā)展史及其具有的特點。十九世紀末從英國文學中脫離并自立的美國文學，其早期盡管仍然處處透露著英國文學的味道，然而在隨后的數(shù)百年光景，其逐漸孕育出了自己的風格。美國文學共出現(xiàn)過三次大的的變化，第一次是十九世紀前期形成的民族文學；第二次和第三次乃是美國文學在一戰(zhàn)及二戰(zhàn)后兩度給世界帶來極大的影響，其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便有近十位。鄉(xiāng)土主義作為美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先聲，其在早期的美國各地不斷涌現(xiàn)。隨后美國文學的文學結構逐漸向著三十年代的新批評派，五十年代逐漸興起的結構及后結構主義、女權主義以及新歷史主義等方向發(fā)展[2]。

二、分析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本身隸屬于文學一個種類的文學評論，具有特定的內(nèi)涵，且評論語言均被加以嚴格整理，因而可以從語言差異上來體會其對文學評論帶來的影響。

1、語言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作為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本質象征，語言在本國或本民族文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英國英語作為英語的正宗語言，具有長達1500多年的歷史，其漫長的歷程經(jīng)歷了OldEnglish、MiddleEnglish以及ModernEnglish三個階段，其文化傳承作用可以通過語言的使用體現(xiàn)出來。由于語言傳承具有悠久的歷史，所以英國評論家在使用英語時，或許出于對語言傳統(tǒng)神圣性由衷地崇敬，或許是顧忌對語言傳統(tǒng)造成隨意破壞，所以張狂程序遠及不上美國英語，其應用與文學評論上的語言比較正統(tǒng)[3]。而美國語言因為是從英國語言衍生而出的，其伴隨著英國英語與北美大陸印第安土著語的接觸而生，盡管核心仍然秉承著對英國英語，然而作為一個新生的國家，美國的民眾、政治以及文化均充滿創(chuàng)新與叛逆。同時，由于美國在政治、歷史及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包袱很輕，所以在使用語言方面的顧忌很少，比較張狂和大膽，并且處處彰顯著美國一度推崇的“一切皆有可能”精神。

2、文化內(nèi)涵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從英國文豪《哈姆雷特》之中，可以從其主人公哈姆雷特苦苦掙扎的復仇之中，看到其被抒發(fā)的淋漓盡致的優(yōu)柔寡斷性格，這就好比是英國文學評論，無論是在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充滿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學評論，亦或是當今荒誕派、邊緣體驗以及非個人化理論等，無不體現(xiàn)出英國文學評論徘徊于受傳統(tǒng)束縛以及脫出傳統(tǒng)束縛之間。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英國文學評論便再沒出現(xiàn)能夠于世界批評界呼風喚雨的頂尖人物，因而其文學評論界不僅需要深刻反思過去那種荒誕及迷離理論，同時還應重新闡釋和鑄就傳統(tǒng)理論，構建全新的評論思潮。以人道主義文學評論為例，由于發(fā)展歷史情境各異，所以在人道主義方面，英國文學比較保守，美國文學則取向激進。英國文學在莎士比亞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下，大都反對暴力革命，如歌德傾向的改良主義，狄更斯強調(diào)“用愛戰(zhàn)勝恨”歌頌博愛，提倡寬恕，是英國人道主義的主體思想。

而美國文學評論的文化內(nèi)涵則充分體現(xiàn)其獨立性，是開放性的文學評論，就像是混血兒。不存在沉重的歷史文化負擔，所以能夠將北美大陸印第安土著及歐洲大陸的優(yōu)秀文學加以充分吸收，以世界視角，將全世界優(yōu)秀文學評論理論收歸己用，所以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在人道主義文學評論方面，美國直接繞過“革命是否能夠作用于道德”的思想，因而比較激進，且具有極強的創(chuàng)新性。

結束語：縱觀英美文學評論歷史，其中給英美文學評論差異造成最大影響的還是英美文化方面的差異，從傳統(tǒng)性上看，英國文學評論由于具有悠久的歷史，因而占據(jù)極大的優(yōu)勢；但從創(chuàng)新方面來說，由于美國文學評論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其文化內(nèi)涵充分體現(xiàn)出獨立性和開放性，所以其創(chuàng)新性明顯要強過英國文學評論。

參考文獻：

[1] 蓋穎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J].時代文學，2012，（4）：183-184.

第6篇：文學評論范文

關鍵詞：華文文學；文學評論；外漢語教師；對外漢語教學；來華留學生

一、華文文學與華文文學評論

華人文學泛指使用漢語語言文學為母語寫作的文學作品總稱。具體包括中國大陸文學，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文學，新加坡文學，北美華人文學。加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有助于溝通大陸與臺港澳及海外華人的關系。隨著全球文化交流活動的日趨活躍，華僑華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世界華文文學共同體，它以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為精神紐帶，是全球華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化成就。通過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的陸續(xù)介紹和廣泛傳播，華文文學研究已發(fā)展為一個海內(nèi)外高度關注的研究領域，正在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學科。現(xiàn)在大陸已有30多個華文文學的研究機構，出版四種專門刊物，許多大學還開設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課程，華文文學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態(tài)發(fā)展壯大。喜中之憂誰也不能否認，華文文學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自然地發(fā)生了分流的現(xiàn)象，由本土伸向港臺，繼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關于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陣容，常常被學術界分為四大塊，臺灣、香港、澳門海峽為第一大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為第二大板塊，澳洲華文文學為第三大塊，北美華文文學為第四大塊。今日的華文文學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發(fā)展、共存的歷史趨勢中，更多地認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的獨特的性質和價值。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重新命名，便包含著擺脫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過分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一種努力。因為“語種”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是對客觀存在事實的概括，而非意識形態(tài)的想像，更與文化民族主義無涉。在這個基礎上，為華文文學研究的一體化、整合化和客觀化，提供了可能。當然對于那種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我們?nèi)皂毐３志琛＞韬头磳θA文文學中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并不等于否定華文文學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華文文學文化身份的追認，等同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為海外華文文學具有的中華文化因素，構成了一種鮮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學特色，是形成居住國文學文化多元構成與發(fā)展的元素之一。過度強調(diào)傳統(tǒng)是不恰當?shù)模欠N文化原教旨主義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把海外華文文學具有的文化屬性和漢語美學傳統(tǒng)視作文化民族主義而加以否定同樣不妥當。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要拒絕狹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或族群主義，但卻不能徹底否定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開放的族群意識。海外華人移民社會或華人族群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族群意識既是這種存在事實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維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華文文學以其特有的想像與敘述形式參與了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的建構，顯然具有形塑少數(shù)或弱勢族群自我的意義。以往的華文文學研究很少討論這一問題，而拘囿在純粹文學或審美領域的批評，不可能真正從社會學和歷史的真實層面理解華人的文化、現(xiàn)實和歷史處境，在清除了一廂情愿地把海外華文文學看作中華文學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許多研究者還把研究的重心自覺或不自覺地放在尋繹、證實與注解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薪傳關系上，這只是前期研究的遺韻，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一個維度。另一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重要的維度，是要把海外華文文學放諸居住國的歷史脈絡，探討“在客居國家意識與認同形成中，華人族群意識與認同又面臨如何的回應與調(diào)整”(蕭新煌語)。對此問題的回避、忽視，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幼稚、虛弱的表現(xiàn)。因此若說“語種的華文文學”概念存在著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進入這種縱向的結構關系的分析，僅僅停留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橫向整合的研究層面。那種僅僅停留于對語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種技巧鑒賞分析的所謂“花邊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達海外華文文學的內(nèi)面世界，也難以真切認識海外華文文學的價值。在這方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遠遠落后于以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為基礎的華人學研究。華文文學研究有必要向華人學學習。華人學相對成熟的理論與方法將有助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一臂之力，改變這一領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來，熱衷于談論華文文學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華文學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華僑華人的著名學者王賡武的有關華人認同問題的精辟論述，其成果本是華文文學研究可以信賴的理論支援，因為從中可以在海外華人生存與發(fā)展的整體聯(lián)系中，更準確地尋找到海外華文文學的位置與意義，以及研究的理論資源和方法。

二、對外漢語教師指導來華留學生進行華文文學評論的寫作研究

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它的任務是訓練、培養(yǎng)學生正確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交際；對以漢語教學、研究和翻譯為終身職業(yè)的學生則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礎理論知識。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漢語作為外語在外國人中進行教學，有下列特點：①教學時間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這就要求選擇最切合實際的教學內(nèi)容。②漢語是有聲調(diào)的分析型語言，書寫形式是方塊字，漢語語法又有一些獨特之處,所以,母語是沒有聲調(diào)、以拼音為書寫形式的屈折語言的學生對漢語感到特別陌生，這就要求更加講究教學方法。③學習環(huán)境、學習方式和語言習得過程均有不同,必須在沒有現(xiàn)實語言交際活動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學習漢語的環(huán)境，精心設計并組織教學和模擬的交際活動。針對上述特點，對外漢語教學過程始終要遵循實踐性原則、與學生母語進行對比的原則和啟發(fā)學生自覺性的原則，并結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體地解決外國學生的疑難。文化多元化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使我們有必要對很多傳統(tǒng)的學科研究進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學翻譯因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過程中所擔負的特殊使命，需要我們考察翻譯在文化多元化語境下的變異以及作為翻譯主題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文化選擇。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既要重視傳統(tǒng)中華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也不可忽略漢語言文化的傳播?，F(xiàn)今的跨文化的對外漢語教育存在著中國文化輸出的欠缺，外國留學生學生不能用漢語表述有中國特色的傳統(tǒng)文化，引發(fā)跨文化交際障礙。語用文化與文學翻譯是動態(tài)等效翻譯，其等效性包括語用語言等效和社交語用等效。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差異，制約了語用翻譯的動態(tài)等效。英漢文化差異經(jīng)常影響交際中的信息獲得，造成信息誤導和信息障礙，進而導致語用翻譯失誤。因此應考慮不同文化差異因素，力求避免語用翻譯失效。中國對外漢語教學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視,注意在總結自己經(jīng)驗的基礎上吸收其他外語教學法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學法傾向：以培養(yǎng)學生的交際能力為目的，力求正確處理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加強文化內(nèi)容的教學；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繼續(xù)貫徹實踐性原則;正確處理聽、說、讀、寫、譯之間的關系,根據(jù) 學生的需要和語言教學的規(guī)律，在不同的教學階段采用不同的處理方法；正確處理語言的結構、意義和功能的關系，把結構和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漢語和 學生母語的關系，有控制地使用學生的母語或媒介語。對外漢語教學活動包括4個環(huán)節(jié):①總體設計,即針對既定的教學對象及其學習目的確定總的教學要求、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時間，據(jù)此確定課程設置及各課程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制定出教學 大綱和教學進度計劃。②教材編寫（包括電教軟件的設計與制作）。③課堂教學（包括有計劃、有組織的課外語言實踐活動）。④語言測試（包括各種衡量語言知識 和能力的手段）。中國大學應該改革對來華留學生管理方式，實行無差別的“趨同”管理；建立多種形式的政策咨詢活動和信息溝通網(wǎng)絡，鼓勵留學生參與當?shù)厣鐣幕?，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文化：加強全社會對留學生的社會支持，營造寬松友好的社會環(huán)境；對中國大學生和從事留學生服務和管理的人員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力培訓，提高他們對不同文化的認識，減少文化誤解和沖突。同時，研究者建議：充分挖掘留學生中豐富的“信息”、“語言”、“文化”和“跨文化經(jīng)歷”資源，開發(fā)跨文化能力培訓項目 和跨文化交際課程。這對我們完善留學生服務和管理體制，增進中外學生的了解，促進來華留學生的適應，進一步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

轉貼于中國

中國認識與思考華文文學，離不開其置身的文化傳統(tǒng)，華文文學的本質形態(tài)帶有更強烈的民族情結和邊緣地位的訴求，而這種屬性的藝術表達,正處在漂泊與迷茫的路上，掙扎于認同與歸屬的尋覓中。任何文學的存在和發(fā)展,都必定與相應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為民族靈魂的體現(xiàn),其深層呈現(xiàn) 為一種對世界的基本態(tài)度，并為某種價值信念的思想體系與行為規(guī)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傳達出來的差異,便顯現(xiàn)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語境的差異又帶來了文化內(nèi)蘊、審美觀的差異。華文文學評論寫作是一個社交和認知的過程，是一種交際手段，是需要培養(yǎng)以便創(chuàng)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幫助來華留學生學生學習各門學科的一種途徑，所以對外漢語教師對來華留學生寫作指導應直接放在社交語境中。學習寫作不是簡單地獲取技巧，而是學習進入約定俗成的言語社團。現(xiàn)作學不再像傳統(tǒng)寫作學那樣，對學生的成品進行孤立的、靜態(tài)的研究，而是從宏觀角度把寫作現(xiàn)象作為整個寫作活動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進行動態(tài)考察，以找出寫作活動中某些帶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從而指導課堂的教學活動。現(xiàn)作理論認為，寫作是一種高級認知活動，它是通過人們的獨立或合作行為來進行的。最有價值的寫作研究應是以下三方面的結合:對寫作成品的分析、對寫作過程的研究和對寫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寫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對交際活動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義的產(chǎn)生,它可引導其他交際活動，即讀者對成文意義的構建。寫作研究的焦點已從對成品的分析轉移到寫作過程本身，并把它作為一種復雜的認知活動，寫作過程中的社會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視?，F(xiàn)作理論重在分析寫作認知過程與交際內(nèi)容的相互關系。寫作越來越體現(xiàn)出跨學科的交叉性，寫作研究也正朝著更加科學、更加實用的方向發(fā)展。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發(fā)現(xiàn)的過程，寫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素材，因此華文文學評論寫作教學不僅要教各種規(guī)約和范式，還要注重培養(yǎng)來華留學生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對修辭的敏感性，使其在華文文學評論寫作過程中學會發(fā)現(xiàn)和探討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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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賈泓. 如何指導學生的文學評論寫作[j]語文教學與研究, 2006,(31) .

第7篇：文學評論范文

《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以目錄提要的形式對有明一代文學進行比較全面的評論和考證，可以說是一部簡明扼要的明代文學史。它善于從文學史的角度把握文學的發(fā)展流變，強調(diào)文人的獨特創(chuàng)造，通過推源溯流、比較批評等有效批評方法，準確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藝術風貌和特征，既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總體風貌和藝術成就，也能從文學史的角度給文人以準確的歷史定位?！犊偰俊房急婢?，評價公允，體現(xiàn)了清代明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對現(xiàn)代明代文學的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總目》著錄的明代別集達到1120種，其中241部歸于正目，879部歸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別集文獻的總數(shù)才有760種，僅明代一朝的別集就遠遠超過了之前各個朝代文獻數(shù)量的總和，這恰恰闡述了別集小序中所說的“有明以后，篇章彌繁”。對于如此眾多的明代別集文獻，《總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別裁偽體”，［1］這些都與《總目》對明代文學批評思想有直接關系。一、人品與學術《總目•凡例》云:“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這種人品與學術相結合的解題體例，“悉承圣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所謂“知人論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會歷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該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鑒賞的一種方法。該法出自《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薄犊偰俊贩浅Ｗ⒁獍讶似泛臀钠方Y合起來:“該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調(diào)自妙。如在明代劉麟《劉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為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骎骎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云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fā)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又如:《未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明黃仲昭撰。……今觀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頡頏于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為嫌矣?！薄稙徬萏酶逦迨司怼?“明孫承恩撰。……及官禮部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較之嚴嵩諸人青詞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純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遺。”《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似分?，迥出流輩。其詩格蔚然孤秀，實有自來。是其所樹立，又不在區(qū)區(qū)文字間也?！薄堆髨@集四卷》:“明余翔撰?！蝗似奉H高，故詩有清致，不全為七子之膚廓，未可全斥之也?！?/p>

可見《總目》于人品與文品的關系是相當注重的。但《總目》清楚地認識到“文如其人”論存在著局限性，有時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應該全面地分析，不能執(zhí)于一端。在《總目•凡例》中已明確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門即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彼裕谥涍^程中，有的是“論人而不論其書”，有的則是“論書而不論其人”。在明代文學批評中，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峴泉集四卷》:“明張宇初撰?！址Q其嘗受道法于長春真人劉淵然，后與淵然不協(xié)，互相詆詰。其人品頗不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溲约群嫌诶恚瑢幙梢援惗酥?，并斥其文乎?！薄度A泉集十四卷》:“明邊貢撰?！窈似淦犯瘢瑢嵾h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為琬炎之藉可矣?！边@些都是對其詩文評價極高，但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詩文是不能完全用“禮法”來衡量的，其觀點是通達的，這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啟發(fā)和指導意義。文品包括兩個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審美之品格。人品決定文品，一是說人品決定了詩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說人品決定了文章的審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僅決定詩歌的道德品格，也決定詩歌的審美品格，這是儒家倫理之大體。但《總目》沒有簡單地將二者劃等號，對每一位作者進行具體分析之后，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文如其人，如黃仲昭、孫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類其人，如張宇初、邊貢等。誠如錢鐘書所云:“以文觀人，自古所難……脫曰‘文可覘人’，亦須于言外行間遇之矣?！漠嬓穆暋?，本為成事之說，實尟先見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diào)，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yōu)槌五＃肋~人之筆性，不能盡變?yōu)橹攪?。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保?］二、因襲與創(chuàng)新《總目》解題在論述明代文學部分看似有極大的隨意性，好像一盤散沙，實則有規(guī)律可循。明中葉以后，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斗爭得非常激烈，由此產(chǎn)生了文學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詩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學上主張復古，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以模擬剽竊為能事，李夢陽的詩尤為典型:“公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fā)，混其擬議之跡，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陳，修飾成文?！焙髞?，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發(fā)起復古運動。萬歷間，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運動。同時而起的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反對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3］。

《總目》既反對前后七子只講擬議不講變化，也反對公安派、竟陵派只講變化不講擬議，提出了“擬議以成其變化”的文學理論?！犊偰俊吩诜治龈邌r說:“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為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diào)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總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總目》即肯定了高啟“工于摹古”的長處，也指出其缺少變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對前后七子的批評也是以此切入:“(李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后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后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瓑絷栒衿痧舯裕固煜聫椭泄艜?，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總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貞)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總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貞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其負面影響尤巨?！犊偰俊分该髑昂笃咦幽７聺h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漸成偽體，涂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逼咦优傻牧鞅自谟跀M襲古人風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犊偰俊芬卜磳才?，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薄犊偰俊分鲝埌褜W問和性靈結合起來。明代復古派提倡摹擬古人格調(diào)，但是對古人的學問，包括學識、人品、胸襟重視不夠，以致產(chǎn)生膚廓之弊。公安派批評其膚廓，獨標性靈，但是對于學問仍然不夠重視，難免流入淺易。《總目》認為:“七子猶根于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惫才擅麨榫绕咦又祝浔追炊^七子派?！犊偰俊穼σ悦├榇淼奶扑闻傻哪」乓蔡岢隽伺u意見:“(茅)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總目》卷一七七，《白華樓藏稿》提要)《總目》的態(tài)度是在因與創(chuàng)之間，過于因襲和過于創(chuàng)新均失中道。如《總目•谷城山館詩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其體而特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湔撐逖怨旁娫?‘魏晉之于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雕。軌途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tài)，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詎無五言古詩哉?！渖阶谥?，可以概見。然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guī)，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p>

《總目》主張“矯枉而不過直”，既反對一味摹古，又反對盡棄古法。講究規(guī)矩，意主“酌中”，既反對“有擬議而無變化”，也反對“有變化而無擬議”。這種主張在《總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都有其積極意義。

第8篇：文學評論范文

    評論在以數(shù)字媒介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有了更為廣闊的平臺,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學評論可以更為自由地抒寫自身的話語體系,應該是較之于傳統(tǒng)的進步。但自由之火還未熊熊燃燒之時,產(chǎn)業(yè)化的文化運營模式已襲過文學這一本應更為純粹的話語空間。而文學評論也因為與生俱來的言說與評判意義,在本應大顯身手的自由空間失語,成為一種“沉默的存在”,或改頭換面轉換成一種偽文化評論,成為引領消費導向的娛樂增長點?？梢哉f,批評想要獲得自身的話語權,試圖在找到實現(xiàn)引領社會思潮的立足點,卻在與媒介合作、被市場滲透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地位的攀升,也喪失了原有的價值立場。而這背后的推動機制包括受眾對文藝娛樂性的本能需要,也包括媒介出于產(chǎn)業(yè)利益的有意迎合。

    (一)受眾對娛樂的感性訴求

    對渴望通過文藝消遣的方式釋放心理壓力、緩解疲憊的受眾來說,媒介產(chǎn)業(yè)往往以其天時地利的傳播條件和味頭效應,利用價值沖突的威脅,通過“泛文化評論”,誘導半推半就的公眾,使公眾對待文學作品的審美心理逐漸被娛樂心理取代。當然,審美心理和娛樂心理是有著相似性的,兩種偷悅的獲得都需要從感官對象的接觸開始,接受刺激,對刺激形成反應,最終引發(fā)主體身心的舒暢。然而,對于文學的詩性來說,美感并非單純的,如果排除悲劇的崇高、靈魂的震撼和洗滌,僅僅能作為一時的麻痹,久而久之,以致導向麻木。而文學評論本應有的審美引導之意,在所謂文化評論的甚囂塵上之下,微弱到?jīng)]有號召力。而此時,被消費的不僅是經(jīng)過包裝和運營的暢銷書,也包括炒作中卷人其中的作者的私生活、評論家們之間的口水仗。這里,我們仿佛又一次看到公眾成為魯迅筆下的看客,被看的不僅是文學作品,還是分不清真假又帶著些許挑釁的言爭語斗,也仿佛正因這不明真假,才更滿足看客們的好奇心—畢竟,文本是否動人,在商業(yè)包裝之下往往并不能實至名歸,當下隨著情節(jié)人戲,下一刻又會嘲笑自己人戲不免可笑,而同時被包裝和扮演者炒作角色的評論此時仿佛更有“人間煙火”,也因其或撲朔迷離包涵巨大懸念,或夾雜著足以發(fā)泄人心的某些道德譴責立場,引導讀者將作品作為一種談資,甚至比作者創(chuàng)作本身更有順著嘴回味的空間和余地。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受眾的心理需求固然存在,但不考慮傳播內(nèi)容的審美價值所在,為了賺得眼球一味地迎合,只要將不同姓名的人物鑲嵌其中,比依聲填詞更方便,這種引導受眾在已熟悉的套路上滿足的“看客意識”的泛濫,只會出現(xiàn)排斥其他話語模式包括審美思考的集體無意識。可以說,大眾自身也被同化到這個本由少數(shù)人構成的產(chǎn)業(yè)運營圈,在這里,雖然表面看來讀者在消費著文學,但包裝后的作品和成為包裝一部分的評論也牽著受眾的鼻子走。本來也許僅僅是想通過閱讀獲得消遣,但是這種主導權卻在陷落之后,很難再受自己控制,也許娛樂之后,便也順便被人娛樂了。

    (二)受眾的商品化

第9篇：文學評論范文

關鍵詞：混沌理論；文學批評；《混沌之美》；介評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3）08-0224-6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58

1 . 引言

自20世紀以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混沌學及復雜性科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使我們逐漸認識了物質世界中傳統(tǒng)的笛卡爾或牛頓思維所無法認知的一些現(xiàn)象。這些認識使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近幾十年，尋求新的闡釋范式的人文學者紛紛將目光投向這些自然科學成果，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探索其應用的可行性。在文學批評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約10幾部專著在這方面作出了嘗試。本文擬介紹的美國著名當代文學批評家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的The Aesthetics of Chaos便是其中之一。該書最早于2003年由佛羅里達大學出版社出版，平裝本首次于2008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簡言之，該書主要用后愛因斯坦（post-Einsteinian）物理學，尤其是混沌理論中的一些概念所提供的隱喻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種新的文學闡釋途徑。以下對全書內(nèi)容進行介評。

2 .《混沌之美》各章內(nèi)容概要

本書共有八章，前兩章為理論鋪墊，第三至七章為文學批評實例分析，第八章為全書的總論。

第一章“我們是如何談論我們的所讀的”。在本章，作者Gillespie首先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一段對話為例，說明詞的意義之模糊性。作者指出，盡管文學批評者明白，一個詞的意義有多層意識的參與，如對該詞的一種期待、回憶、聯(lián)想及感知覺等（Gillespie， 2008： 2），但由于受牛頓思維（Newtonian thinking， ibid.，： 3）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總想在文學中尋求確定的意義。同樣，盡管批評者都認同理解/闡釋受個人經(jīng)驗、文化語境、教育、心情狀態(tài)等因素影響這一事實，但在評論某一具體的文學作品時，他們往往遵循一種客觀化、排他性、以及“因為……所以”的邏輯模式（ibid.，： 2-3）。作者以著名批評家Bernard Benstock對《尤利西斯》開篇幾句話的評論及作者本人對這段話的理解為例，說明傳統(tǒng)線性笛卡爾分析（Cartesian analysis， ibid.，： 3）模式具有刻板性。因為每位讀者的每次閱讀都是主觀、不同、有個性而非線性的；普通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這種認知過程與傳統(tǒng)批評者的闡釋方式之間的根本差別，無疑對傳統(tǒng)文學闡釋提出了挑戰(zhàn)。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能包容闡釋多樣性的文學批評方法（ibid.，： 4），后愛因斯坦物理學的出現(xiàn)，則為這種新的文學闡釋方法提供了隱喻。作者接著對笛卡爾式文學分析傳統(tǒng)作了大致的梳理，主要對T. S. Eliot、I. A. Richards、新批評、Mikhail Bakhtin、Northrop Frye、Wayne Booth、Kenneth Burke、Roland Barthes、解構主義、讀者反應論、文化批評等批評家或批評流派的觀點進行了批評（ibid.，： 6-13）。例如，作者認為解構主義只是頗為有效地反對了那些在笛卡爾、因果體系內(nèi)運作的批評模式，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既然解構主義堅持語言的不確定性，那么根據(jù)它自己的假定……在本質上，提出解構理論的行為便解構了那一理論。解構主義無法消融主觀閱讀與客觀評論之間的沖突”（ibid.，： 11-12）。因此，盡管以上各批評模式在各自的參數(shù)之內(nèi)構思精密，且對文學作品極具闡釋力，但這些途徑都極力將那些與批評家本人的視角不相容的要素排除在外，因而它們只能生成對作品的片面、而非全面的闡釋。

第二章“非線性思維：重新定義范式”。本章首先回顧了20世紀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新突破（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對混沌及復雜性的研究）對我們理解物質及精神世界的方式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同時還回顧了將混沌、復雜理論或其他新物理學的概念應用于文學批評中的主要成果，包括N. Katherine Hayles的Chaos Bound（1990），Harriett Hawkins的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1995），Philip Kuberski的Chaosmo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ory（1994），William W， Demastes的Theatre of Chaos（1998）等（ibid.，： 17-18）。作者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就像一個復雜/混沌系統(tǒng)――其總體保持某種秩序性，但各個組成部分卻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運作。對于這樣一個系統(tǒng)，就像氣象學上的“蝴蝶效應”一般，哪怕極細微的理解上的改變，都可能使我們對作品的后續(xù)理解發(fā)生巨大變化。換言之，我們對作品的理解既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又帶有許多不確定性。傳統(tǒng)的線性文學批評極力推崇確定性、封閉性和排他性的解讀，而這與我們現(xiàn)實中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文學閱讀體驗完全不符。以王爾德的《多里安?格雷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為例，無論我們將主人公Gray僅僅看成英雄、流氓還是犧牲者都有局限性（ibid.，： 19），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能同時包容這三個視角的理論，來為我們真實的閱讀體驗提供合法性。作者還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主人公Stephen Dedalus以及Ford Madox Ford 的The Good Soldier中的敘述者John Dowell為例，論述了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引子”①（strange attractors， ibid.，： 20）概念如何能夠幫助我們對作品進行多層次的、不重復的解讀。同時論證了混沌理論中的“分形盆邊界”②（fractal basin boundaries， ibid.，： 22）、“標度”③（scaling， ibid.，： 23）等概念運用于文學批評的可行性。對于本書第3-7章中所選用的分析文本，作者指出自己的選用理據(jù)是，特意選取了一些表面看來似乎最不適合非線性文學闡釋模式的語篇類型來進行分析，以證明該途徑的真正有效性（ibid.，： 25-27）。

第三章“在混沌邊緣的解讀：《芬尼根守靈夜》及線性的負累”。在本章中，作者首先簡要回顧了不同批評家，包括Harry Levin，William York Tindall，Clive Hart，Vincent Cheng，David Hayman，Even Margot Norris等對《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這部天書所作的批評（ibid.，： 32），并指出他們的線性局限性。為例證非線性思維對文本解讀的有效性，作者選取了書中“St. Patrick and the Druid”一段對其中的人物等進行了分析，并將自己的分析與傳統(tǒng)的線性批評進行了比較。例如，作者分析道，盡管Riana O’Dwyer的文章很好地說明了批評者可以如何充分挖掘St. Patrick這一人物可引起的聯(lián)想性，但她將St. Patrick歸類為某種角色原型（ibid.，： 35），因而排除了其他解讀；而如果讀者在解讀時聯(lián)想起文外的影射意義――如在解讀St. Patrick用三葉草向愛爾蘭人布道使他們皈依天主教這段文字時聯(lián)想起三葉草所影射的“三一神”④（Trinity）的宗教教義，那么對這段文字的解讀則會豐富許多；因為“三一神”代表“一種天主教徒自己也不十分理解但又必須將其視為一部分的一種神秘”（ibid.，： 36），而這種神秘所激發(fā)的聯(lián)想將增添解讀的多樣性。同樣，《芬尼根守靈夜》中一段描述Kate在Willingdone Museyroom游覽的文字中也暗含許多歷史影射，作者對Philip Lamar Graham， Danis Rose和John O’Hanlon等批評家的注解進行了評論，認為他們的闡釋雖有一定洞見，但由于遵循還原論式的線性思維，他們的闡釋“為清晰性而犧牲了多樣性，為系統(tǒng)整齊性而犧牲了模糊性”（ibid.，： 39），因而他們的解讀還不夠充分。作者認為，盡管研究喬伊斯作品的批評家費盡心思地為讀者編撰了各種重要的導讀，但這些解讀“就像《巴爾地摩要理書》（Baltimore Catechism）無法涵括天主教的復雜教義一樣”（ibid.，： 41），它們永遠無法窮盡《芬尼根守靈夜》的神秘；對于《芬尼根守靈夜》這樣一部“局部不可測，整體較穩(wěn)定”（locally unpredictable， globally stable， ibid.，： 41）的非線性系統(tǒng)，我們應摒棄追求客觀性與穩(wěn)定性的線性解讀思維，在“混沌/復雜性理論提供的閱讀目的維度”（ibid.，： 42）指導下，擁抱各種主觀的和不確定的闡釋，以豐富我們的審美閱讀體驗。

第四章“從此我們幸福地活著：童話之被打破的協(xié)約”。本章首先簡要介紹了童話的功能、不同文化中童話的特征以及童話之文學經(jīng)典地位的確立等。作者認為，童話地位的確立一方面使人們開始以傳統(tǒng)文學視角對童話進行某種正式的解讀，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分析過程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 ibid.，： 45）。這種分析途徑總是引導讀者在童話中要讀出某種寓意或者教訓、對人物作出涇渭分明的評判、對故事的結局期望一個明晰的結論（通常是好人贏了、壞人輸了之類）等。20世紀以來，隨著民俗專家Vladimir Propp、人類學家Claude LeviStrauss等提出的研究范式的變革，當代批評家借助不同學科或思想流派的理論工具如語言學、唯物主義或心理分析等，生成了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或新歷史主義的童話解讀等。然而，作者認為盡管童話批評“注意的焦點在語言和意象之間不停轉換，對童話的總體闡釋途徑仍未改變”（ibid.，： 47），它們大體上仍在一個線性、排他性的闡釋框架內(nèi)運作。作者在本章中嘗試以一種新的，即非線性的闡釋途徑，來解讀一部現(xiàn)代童話――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作者對該故事作了大致介紹，并突出了該作品的童話特征（ibid.，： 49-51）。接著按照傳統(tǒng)的童話解讀模式，以“善”或“惡”為標準對《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的人物和事件進行了分析。這種傳統(tǒng)的闡釋途徑顯然忽視了敘事中的復雜性，它最終“只能生成對作品的一種還原論式的解讀”（ibid.，： 54），使我們無法感受閱讀具有一定復雜性的童話所能帶來的。而借助混沌/復雜性理論的觀點（尤其是“奇異吸引子”概念），便可拓寬我們的文學闡釋途徑，使我們生成更豐富和多元化的解讀。例如，若將“善/惡”、“智慧”、“抵抗權威”及“專心專意”等元素作為奇異吸引子，我們對《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的每個人物都可作出一種新的、多視角的解讀（ibid.，： 56-59）。就像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實驗說明觀察者改變著被觀察之物的屬性那樣，這些不同“奇異吸引子”所代表的闡釋視角也改變了文本本身，它們賦予了文本以豐富而復雜的解讀潛能。通過這些不同的解讀，讀者也得以領略Rowling筆下的虛幻世界中所描述的“人類交際中的各種內(nèi)在矛盾與沖突”（ibid.，： 60）。

第五章“我歌唱武器、以及一位――后牛頓時代的英雄”。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對將Beowulf看作史詩而進行的傳統(tǒng)文學分析作了批評，認為這種貼標簽的做法打開了對該詩進行規(guī)定性闡釋的先河，使我們無法全方位地欣賞詩中所描繪的復雜世界。當代批評家采用新的批評途徑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不同的Beowulf，其中較成功的例子便是Janet Thormann的分析。Thormann通過援引拉康心理分析中的“僭越式享受”（transgressive enjoyment， ibid.，： 65）概念審視Beowulf中的“暴力”的功能，并以之為工具對作品進行了闡釋。不過，雖然Thormann的批評有一定新意，但她的分析也是線性和排他性的，因為她忽視了詩中許多能提供非排他性解讀的要素（ibid.，： 65）。其中一個要素便是：該詩對事件的敘述并非以線性時間為序，而是具有一定循環(huán)性（circularity， ibid.，： 66），這種敘事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模糊了過去、現(xiàn)在及未來之間的界限，“削弱了具體行動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ibid.，： 66），也使人物身份打破時間限制從而產(chǎn)生一種“無時無刻處于演變之中”的動態(tài)效果（ibid.，： 67），這一要素使讀者很難以線性的方式對作品生成統(tǒng)一的解讀。此外，詩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命運或者神威，這兩種要素一起主宰著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增添了詩中人物（包括英雄）的人生隨機性，這甚至讓英雄一詞的含義、乃至該詩的史詩特征都變得模糊起來（ibid.，： 71）?？傊?Beowulf就像一個復雜的闡釋渦流，不同的闡釋視角則像是渦流中的不同“奇異吸引子”，它們靈活地、而非像笛卡爾思維那樣可以預測地解讀著作品。這種像多棱鏡似的闡釋視角，讓現(xiàn)代讀者在Beowulf中讀到一個多元的、復雜而又真實的中世紀社會，并“獲得更多的閱讀愉悅感”（ibid.，： 76）。

第六章“普天之下，一切自有其意：‘約伯記’中圣經(jīng)闡釋學的循環(huán)性”。本章主要討論了對《圣經(jīng)?舊約》中《約伯記》（“The Book of Job”）故事的闡釋。該故事講述了一個叫約伯的男人經(jīng)歷了失去財產(chǎn)、兒女和健康等人生挫折，但仍堅強地忍耐，最終恢復了物質財富的故事。該故事在西方家喻戶曉，但作者認為用傳統(tǒng)線性途徑來完整地解讀它則會困難重重。因為各種因素造成了解讀的復雜性：首先，《約伯記》既可看作文學作品，又可看作宗教文獻。在解讀這類作品時，我們既要關注其審美性也要關注其道德說教意義。而審美與說教之間有時構成互補、有時又構成互斥的復雜矛盾關系；其次，約伯記本身的敘事方式也構成了解讀的復雜性，因為圣經(jīng)作者們對在敘述中插入不合邏輯的推論、各種矛盾沖突，以及與敘事方向完全相反的描述等似乎樂此不疲（ibid.，： 81）。他們還在圣經(jīng)的通篇布下了“嵌套結構”（diegetic structure）（ibid.，： 82），這些都使各種傳統(tǒng)的、排他性的、線性的圣經(jīng)闡釋途徑陷入困境。因為在傳統(tǒng)笛卡爾線性分析模式指導下，圣經(jīng)闡釋者往往在圣經(jīng)中尋求某種終結性真理，并認為通過理解作品的各個組成部分我們便能找到那一真理。這種傳統(tǒng)模式只能帶來還原論式、非此即彼式的封閉性解讀，這對那些關注圣經(jīng)的審美性而非神學教義的讀者而言，無疑使作品變得索然無味，作品原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將蕩然無存。正如批評家Meir Sternberg已注意到的那樣，“約伯記”中存在大量用線性笛卡爾思維根本無法解讀的各種矛盾沖突（ibid.，： 83-85）。不少批評家尋求其他途徑來闡釋該作品，例如Lyn M. Bechtel便是較成功的一例。但Bechtel實際上只是以二重性（duality， ibid.，： 86）為邏輯工具用一種線性系統(tǒng)替代了另一種線性系統(tǒng)（ibid.，： 86）。作者認為，就像光的波粒二重性⑤理論（the wave/ particle theory of light， ibid.，： 89）所說明的那樣，約伯世界中的許多要素都是在“既/又的行為體系”（both/and system of behavior， ibid.，： 89）中運作的。在對故事中的一些敘事要素如“上帝的旨意”等進行了具體分析（ibid.，： 90-92）之后，作者總結道，“約伯記”表現(xiàn)的是人生的多樣性和任意性，對其中的許多問題并非如線性思維所奉行的那樣一定要找到一個終極答案?；煦缋碚摰脑瓌t能幫助我們沖破線性思維的束縛，理解各種截然不同、甚至互為矛盾之觀點的合法性，從而獲得對作品的更豐富的審美體驗。

第七章“奧斯卡?王爾德與愛爾蘭身份的構建”。本章主要討論民族身份/民族性對作品解讀的影響。作者首先簡要回顧了20世紀最后二十年里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如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并指出后殖民主義對愛爾蘭作者的民族身份研究影響尤為明顯。作者接著對Declan Kiberd的Inventing Ireland進行了批評。認為Kiberd的批評一方面很好地表現(xiàn)了他作為一名社會批評者的技巧，但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他以線性途徑研究民族身份而必然帶有的規(guī)定性局限：因為Kiberd在線性笛卡爾邏輯思維的影響下并未談及愛爾蘭性（Irishness， ibid.，： 97）中的主觀性，而否認愛爾蘭性中的主觀性則會削弱其復雜感和矛盾感，從而失去后殖民思維的魅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民族身份應訴諸于非牛頓思維（non-Newtonian thinking， ibid.，： 97）。讀者的理解是一次暫時的、并非固定不變的主觀行為，因而作品中的民族性就像“薛定諤的貓”（Schrodinger’s cat， ibid.，： 108）實驗⑥和“海森堡不確定性原則”⑦（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ibid.，： 108）所說明的那樣是不確定的。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使我們的個性化的、多元化的文學解讀具有合法性，也使我們每一次的閱讀都成為一次新的尋找意義的審美體驗之旅。作者接下來以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一些片段為例，說明不同的民族性視角（在此指愛爾蘭身份的視角）給文本解讀帶來的深刻變化（例如它甚至使傳統(tǒng)上認為的王爾德作品輕喜劇的形象被打破，使之成為一部辛辣的諷刺?。?。作者在此并非要傳統(tǒng)批評家對王爾德作品的解讀，而只是說明后愛因斯坦思維影響下的對愛爾蘭身份的不同認識使我們對作品有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豐富了我們對作品的理解。作者最后指出，在“薛定諤的貓”和“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則”等為代表的后愛因斯坦思想影響下，文學批評的目的和價值觀或將發(fā)生重大變革：在這些概念的指導下，確定性和封閉性不再主宰我們的文學闡釋，我們也得以基于一些共同話題，如民族身份，與其他讀者交流審美印象，而“不至于跌入像愛爾蘭身份這類還原論式概念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ibid.，： 108）。

第八章“我們要做什么？”本章首先提到了該書反復強調(diào)的線性笛卡爾邏輯思維對我們感知周邊事物（如進行文學闡釋）的方式的影響。作者認為，要打破這種影響，將非線性思維融入文學分析中，首先我們要改變對文學闡釋的期待。我們不能一味追求對某一問題的確定性結論，而應該使我們的文學評論能夠包容每個個體獨特、隨意而又五彩繽紛的理解。這種重視闡釋過程（而非闡釋結論）所帶來的轉變，必將使文學闡釋的目標發(fā)生一個范式變革，而這反過來又將重構文學闡釋的操作性分析體系（ibid.，： 110）。文學闡釋評價標準的改革本身是個巨大的工程，其成功當然不可一蹴而就。但我們當前能做的第一步便是，在闡釋的操作過程中融入批評界宣傳了幾個世紀但從未成功采用的一個傾向，即對模糊性的培育。此外，我們需要變革我們的批評語言，因為“一旦批評的語言改變了，那么其他更大的情況也將跟著改變”（ibid.，： 111）。這些變革將使我們以更自由的方式談論文學、對文學作品生成更多元化的解讀，以及以一種更復雜的方式來理解我們感知文學的整個過程。當然，闡釋的多元化不等于闡釋的無政府主義，因為作品中的文字構成一種疆界，對我們的闡釋起著限制性的作用。

3 . 簡評

總體而言，本書在論述上主要有如下特點：

（1）選材廣泛。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已有一些批評家運用混沌/復雜性理論考察過文學作品，但他們大多只考察某一時期或流派的作品〔如N. Katherine Hayles（1990）的Chaos Bound和Harriett Hawkins（1995）的Strange Attractors主要考察后現(xiàn)代文學〕，或者考察某一體裁的作品〔如William W. Demastes（1998）的Theatre of Chaos考察戲劇批評〕。與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書所考察的作品體裁多樣，涉及時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像《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這種最適合用非線性途徑進行分析的意識流作品，也有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童話《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以及一些似乎較不適合用非線性途徑分析的圣經(jīng)文學“約伯記”（The Book of Job）、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和現(xiàn)代輕喜劇《貴在真誠》（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文本。作者這樣做是想證明，混沌美學具有廣泛的解讀效力，而非“只適用于闡釋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作品”（Philip Kuberski， 2004： 794）。

（2）研究視角新穎。本書將新物理學中的混沌/復雜性理論的一些概念或觀點，如“分形盆邊界”、“奇異吸引子”、“薛定諤的貓”、“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則”等，運用于文學批評之中，使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來感知和談論文學審美。本書作者Gillespie對幾乎所有奠基性的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提出了批評，指出了它們各自的線性思維局限性――如Mikhail Bakhtin的對話理論實際上也賦予了某些意義以等級優(yōu)先性，因而限制了解讀的多樣性（Gillespie， 2008： 8），Kenneth Burke的分析模式中蘊含著語言的無政府主義傾向（anarchic tendencies， ibid.，： 10），而解構主義歸根到底便成了某種虛無主義（deconstructive nihilism， ibid.，： 42）。但就像作者本人多次強調(diào)的那樣，他并非要否定文學批評之前的成就，而是要引入一種“既非追求（闡釋的）封閉性也非追求不確定性（ibid.，： 13）”、且能真正容納多義性的分析方法，使其能夠擴展現(xiàn)有的形式主義批評（ibid.，： 24）。通過論證這種闡釋途徑的合法性，Gillespie提醒我們在進行文學解讀時，還那些豐富了我們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它們原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正如Patrick A. McCarthy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個重要而及時的提醒”（Patrick A. McCarthy， 2006： 95）。

參考文獻

Demastes， William W. Theatre of Chaos： Beyond Absurdism， into Orderly Dis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llespie， Michael Patrick. The Aesthetics of Chaos： Nonlinear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2008.

Hawkins， Harriett. 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5.

Hayles， N. Katherine.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