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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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摘要】在為辯證法確立根基的意義上，實踐辯證法概念是清晰的，但是在以下兩個方面它又呈現(xiàn)出模糊狀態(tài)：一是實踐辯證法的思想史定位不清，二是實踐辯證法的思想特質界定不清?；诖?，我們提出從實踐哲學的視角闡釋辯證法的議題。一方面，在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比較視域中，揭示其思想脈絡，勾勒其學術紋理；另一方面，通過辨析實踐哲學與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實踐等概念的區(qū)別及其與辯證法的關系，進而揭示其思想特質和當代價值，從而進一步獲得對實踐辯證法的清晰印象。

關鍵詞 實踐哲學；辯證法；實踐辯證法

中圖分類號：B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2－0033－05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馬克思辯證法的實踐本質研究”（14CZX05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黃志軍，湖南郴州人，哲學博士，（北京100089）首都師范大學講師。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中，實踐辯證法是一個似清晰卻又模糊的哲學概念。說其清晰，大致是指“實踐的辯證法” 的思想語法很簡潔，以“實踐的”這樣一個形容詞來修飾辯證法，以表明與傳統(tǒng)意義上“唯物辯證法”的區(qū)別，突出辯證法的實踐特性。一般來說，與唯物主義辯證法把基礎和根基安置在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中不一樣， “實踐的辯證法”是奠基于實踐基礎上的辯證法，即是以主客體關系為載體的辯證法，于此便為辯證法重新找到了一個根基、中心和基礎。在學理層面，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顯然存在根本性的區(qū)別。就此而言，實踐辯證法是清晰的。

然而，實踐辯證法在我們的印象中又是一個處于模糊狀態(tài)的概念。這種模糊狀態(tài)主要表現(xiàn)兩個方面：其一，實踐辯證法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具體而言，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它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是不清晰的。如果將它的思想淵源僅僅上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實踐唯物主義討論是不夠的，在這個思想界域內，我們不足以獲得關于實踐辯證法的學術紋理，更無法劃定實踐辯證法的研究邊界。要使它獲得厚實的學術底蘊，顯然還要推進辯證法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把握其思想脈絡；其二，在學界對實踐辯證法的闡釋取得重要進展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對“實踐”自身的理解就直接影響到實踐辯證法的研究。在“實踐”的光圈中，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實踐哲學等相關概念相互逐鹿，紛紛建構它們自身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有關“實踐”的概念群中，實踐辯證法的研究呈現(xiàn)出一種莫衷一是的局面，使實踐辯證法的思想特質似乎愈發(fā)模糊。

誠然，指出關于實踐辯證法的模糊認識，并非是虛妄到要形成一種闡釋辯證法的統(tǒng)一方式。我們認為，要說明實踐辯證法的學術淵源或者思想脈絡，恰當?shù)淖龇ㄊ菓搶⑵渲糜趯嵺`哲學的視域中來考察，這不僅符合辯證法思想本身的歷史進程，也符合實踐辯證法研究的內在要求。更進一步而言，在實踐哲學的視域中闡釋辯證法，或者說要揭示實踐辯證法的思想特質，需要在實踐哲學與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實踐之間做出合理區(qū)分，以及辨析它們各自與辯證法的關系。

二、“從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思想脈絡

在對辯證法的眾多闡釋中，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異質性闡釋方式，一種是立足于理論哲學的視野，將辯證法看成是關于思維的邏輯或方法，另一種是從實踐哲學的視角，把辯證法與實踐關聯(lián)起來，從而揭示辯證法的實踐本質。這兩種闡釋方式或視角并存于當今辯證法的研究中，而且各自為自己的合理性或正統(tǒng)性進行辯護，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某種相互對立、有我無他的態(tài)勢。在我們看來，這種為爭正統(tǒng)而只取其一的研究態(tài)度，本質上仍是或屬于非此即彼、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非辯證的。以理論哲學的方式和以實踐哲學的方式闡釋辯證法，都是研究辯證法的一種有效渠道，而各自又都有自己的合理性界限或范圍。

必須承認，從理論哲學的角度理解和闡釋辯證法是一個悠久的傳統(tǒng)。如果把這種視角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便會發(fā)現(xiàn)他的《論題篇》、《辯駁篇》和《修辭術》都是從理論哲學的維度闡釋辯證法的杰作。事實上，西方哲學史意義上的辯證法都離不開這個視野，其核心的線索和議題便是知識論。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作為或然性知識學說的辯證法、中世紀經院哲學中的辯證法、康德的理性辯證法，還是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在這里都可以得到合適的理解。在家族內部，恩格斯強調辯證法作為理性思維把握對象本質的科學方法，也是理論哲學的闡釋方式。不過，恩格斯對辯證法的闡釋并沒有走上西方傳統(tǒng)知識論的道路。正如學者孫正聿所說的那樣：“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不是‘思維’ 與‘存在’的問題。這個實質性區(qū)別表明，哲學不是以‘思維’ 和‘存在’ 對象，形成關于‘思維’和‘存在’ 的某種知識，而是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 作為‘問題’ 予以反思?！雹?正是由于這種區(qū)別，從理論哲學的視角來闡釋辯證法的方式并沒有因為西方傳統(tǒng)知識論基礎的坍塌而壽終正寢。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羅蒂的新實用主義、利奧塔的后現(xiàn)代知識狀況報告，還是?？碌闹R考古學，只是將西方傳統(tǒng)的知識論抬進了歷史博物館，而并沒有驅除理論哲學的存在，或者說沒有令哲學顏面掃地。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內以孫正聿為代表的以理論哲學來闡釋辯證法的學術路徑和恩格斯的理解息息相關。從理論哲學的視角看，辯證法作為關于思維的方法和智慧，是一種高級思維的藝術，它以通曉概念的辯證本性和思維運動的規(guī)律為前提，或者說主要體現(xiàn)為理論探索和創(chuàng)新過程中的運思技巧。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辯證法的批判本性亦即哲學的批判本性，是對思維與存在的否定性同一關系的理論表達，也就是對人類自身的超越本性的理論表達。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人類從事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自然的和絕對的前提，而哲學和辯證法的任務就在于把“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批判地反思這個“前提”，這是哲學和辯證法的價值的根本方面。② 準此，辯證法主要被界定在以下三個層面：一是作為科學研究方法的辯證法，它與形而上學的方法相對立，這種界定的理由在于把理論思維而非經驗思維看成是辯證法的理論本質，其實質在于以辯證的概念來把握存在，從而實現(xiàn)思維與存在的同一；二是作為理論思維的運行方式，同樣，它也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相異，這種界說主要是把辯證法理解為思維活動的規(guī)律，認為思維的運行規(guī)律具有一種辯證法的形式，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辯證法就是這些規(guī)律自身及其對這些規(guī)律的反映；三是作為理論智慧的辯證法，這是一種與理論哲學本身有區(qū)別但又相互關聯(lián)的界定，其前提在于認為理論的運思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和技巧，所謂理論智慧便是辯證法通過辯駁和批判能夠實現(xiàn)理論對存在之為存在的探尋和理解。

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方式并沒有像理論哲學的方式那樣具有悠久的歷史，盡管如此，它們同樣具有深厚的學術底蘊。這一點與辯證法的思想史密切相關。蘇聯(lián)學者捷·伊·奧伊則爾曼主編的《辯證法史》系列著作認為，辯證法在古代哲學中占據(jù)著最為重要的地位，實質上它和哲學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③，而在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統(tǒng)治時代（十四到十八世紀），辯證法退居了次席，這與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經院哲學的勃興、教會的精神專制都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① 在奧伊則爾曼看來，德國古典哲學最重要的成就，是創(chuàng)立了作為發(fā)展理論、認識論和邏輯理論的辯證法，這一點與古代哲學把辯證法建立在日常經驗的基礎上，以及與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占統(tǒng)治時期的辯證法只有零星的發(fā)展具有重大區(qū)別，正是在德國古典哲學這里，辯證法得到了系統(tǒng)的制定和研究。② 在羅森塔爾編著的《辯證法史》中，被認為是辯證法走上科學道路的通道，即辯證法掙脫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基礎，獲得了唯物主義的闡釋。在我看來，這種劃分辯證法史的方式不僅具有年代學的意味，而且是完全按照哲學史的套路來書寫的。盡管不無啟示，但是問題在于人們以何種方式來理解辯證法的歷史并沒有得到明確說明。我認為，從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劃分來看，辯證法史事實上可以作以下劃分：在古代哲學時期，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既存在著理論哲學的闡釋，也存在著實踐哲學的闡釋，但前者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在之后的中世紀和德國古典時期，理論哲學勃興，實踐哲學式微，繼而辯證法的闡釋也是在理論哲學的視域中展開的；而以馬克思為開端，辯證法被納入了實踐哲學的視野。由此可見，在辯證法史的視域中，以理論哲學闡釋辯證法占據(jù)著主流，而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方式卻或者被壓制、或者被忽視。從這一點來說，在當代突顯實踐哲學的視角，有助于揭示辯證法的完整性、展現(xiàn)辯證法的多維性，從而使其恰當?shù)芈男袝r代所賦予的使命。

事實上，從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這兩個視角理解辯證法，在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線索上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比如海德格爾、羅蒂、伽達默爾等人對辯證法的闡釋可以看作是在實踐哲學的地基上展開的。其中，馬克思立足于實踐哲學理解辯證法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需要指出的是，亞里士多德盡管有其實踐哲學，但是他并沒有自覺地從實踐哲學的視野中來闡釋辯證法。與此不同，馬克思的哲學是實踐哲學，而且他立足于實踐哲學來理解辯證法，但也不乏從理論哲學方面理解辯證法的思想。無論是以此為思想背景，還是借助于西方哲學中的實踐哲學資源，國內的辯證法研究開始日益凸顯辯證法研究的實踐哲學視角。究其因，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使國內實踐辯證法的研究初具雛形，此后一段時間受到壓制，當今學界從實踐哲學的視角來闡釋辯證法可以看成是對那段研究的繼承、批判和發(fā)展；二是學界開始有意識的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區(qū)分開來，一方面通過追溯它們的歷史起源，或它們與哲學之間的關系來闡明其差異，另一方面當學界意識到辯證法作為理論哲學或實踐哲學的基本議題時，其實也就預示著謀劃辯證法的新闡釋已成為可能。

鑒于對實踐哲學理解的差異，學者們并非都是用該詞來意指辯證法的新闡釋，但是其渠道卻是相通的。比如，賀來教授就從實踐理性的視角來闡釋辯證法，他認為傳統(tǒng)理解的辯證法批判本質主要是立足于理論哲學或理論理性的角度，它無法克服有限的理論視角和無限的生活實踐之間的矛盾，因而主張從實踐理性和后形而上學的視野來理解辯證法的批判本性?！白顬殛P鍵之點就在于超越長期支配著辯證法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理論哲學思維方式，從后形而上學視野和實踐理性的層面上來理解辯證法批判本性?！雹?與此不同，王南?教授一方面認為在作為哲學思維方式的意義上，在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這一基本哲學問題的意義上，我們應當確認辯證法作為一種理論邏輯的現(xiàn)實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相對于理論思維的有限性、單一性和片面性，生活實踐本身則具有無限性、多維性和整全性，因而他把“實踐活動中通過實踐整合而構成包容多視角的實踐知識的行動稱為實踐活動的辯證法”④，簡稱實踐辯證法，或者作為實踐智慧的辯證法。無論是把辯證法與實踐理性，還是與實踐智慧關聯(lián)起來，都是與理論理性或理論智慧相比較而言的，與前兩位學者注重“辯證法研究”不同，劉森林教授的《辯證法的社會空間》更注重“研究辯證法”①。他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實踐辯證法，而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法三式，這種辯證法的根基是立足于自然世界、物品世界且面向意義世界的社會世界。換言之，辯證法所要面對的是已經發(fā)生重大變化但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社會世界，因此，他以重新回歸實踐的方式，進一步探索了辯證法的新發(fā)展和新樣態(tài)，② 比如在現(xiàn)代性的視野下重新探討了矛盾概念，分析了異化話語的構成和歷史。

以上論述試圖說明兩點：一是以理論哲學闡釋辯證法并不能替代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反之亦然，它們承擔各自的功能，履行各自的使命。但問題在于，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這種方式在辯證法史上并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在當代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研究。作為內涵于辯證法史中的兩種闡釋方式之一，實踐哲學這個維度的突顯能夠更完整的揭示辯證法的理論內涵和批判本性，以契合于它自身的使命與功能，或者說契合于處于現(xiàn)時代中人們賦予它的使命與功能。這是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重要理由。二是通過描述在當今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大致路徑，試圖闡明學界在實踐哲學內部闡釋辯證法的共同點和差異之處。其大致的共同點在于都意識到了在理論哲學視域中闡釋辯證法的局限性和有限性，都認為理論思維的有限性與生活實踐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不可能在理論哲學內部得到解決，除非立足于實踐哲學的視域中。因此，他們的差異就在于如何在實踐哲學中闡釋辯證法，如何解決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有的從實踐理性的視角，有的從實踐智慧的視角，還有的直接從現(xiàn)代實踐本身所蘊含的矛盾中來尋求解決之道。

三、“從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的思想特質

不弄清楚實踐哲學這個維度的含義，就無法討論辯證法本身。這里的前提預設是實踐哲學并非是一個現(xiàn)成的拿來就可以用的哲學思想，它需要加以選擇和辨析。實踐哲學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研究實踐”的哲學，或者說在哲學層面對實踐的研究，它還是一種以實踐作為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作為人的全部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礎，作為人的一切關系和能力得以形成、展開和實現(xiàn)的孽生地，以此為前提和視角而展開的對哲學理論的各種形式及內容的理解、反思和論述。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將實踐哲學與實踐理性和實踐智慧甚至實踐自身區(qū)分開來，進而將它們與辯證法的關聯(lián)及其各關聯(lián)之間的區(qū)別進一步揭示出來。

首先，實踐理性是與理論理性相對而言的，是人的理性在運作和功能角方面的區(qū)分。如果說理論理性的使命和任務在于使人認識、把握對象的“是什么”、“為什么”和“會怎么”，那么實踐理性則是要解決人要“做什么”、“如何做”；理論理性借助于抽象在思維所設定的理想環(huán)境中將對象的各個方面、各個環(huán)節(jié)、各種條件予以分解（分析）和統(tǒng)和（綜合），因而對許多偶然的東西、非本質的東西予以忽略或舍棄，以求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和趨勢，那么實踐理性就必須充分考慮主體所處的當下條件和特殊境遇，從現(xiàn)實存在的多種可能性中依據(jù)價值大小而選定自己的目標（做什么），制定行動的計劃（如何做）。二者的功能和運作方式不同，但又不是對立的，毋寧說是統(tǒng)一的，至少是應該相互為用、相互促進的。賀來教授的《辯證法與實踐理性》直接把實踐理性和實踐哲學等同起來，似乎實踐哲學就是關于實踐理性的哲學。在筆者看來，如果對實踐理性不作過于寬泛的理解，那么就應對實踐哲學與實踐理性進行一定的區(qū)分，實踐哲學比實踐理性的內涵和外延都要大得多。一方面，實踐哲學關涉兩個維度，一個是實踐的科學維度，另一個則是實踐的價值維度，它包括研究實踐的非理性維度，比如價值、情感、意志等等。在后者的意義上，徐長福教授認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首先是一個價值本體論概念。另一方面，從關于實踐理性與實踐哲學的思想史來看，實踐哲學比實踐理性具有更深厚的學術傳統(tǒng)，所蘊藏的學術資源也較為豐富。辯證法作為實踐理性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理論的有限性與生活實踐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辯證法作為實踐哲學則是要突出辯證法解決這種矛盾的內在規(guī)范性，即要揭示出辯證法的三個基本維度：一是它作為一種人的生命活動邏輯，二是價值作為它的內在規(guī)范維度，三是它的超驗性維度。

其次，實踐智慧與實踐哲學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也是明顯的。徐長福教授認為， “實踐哲學只能揭示實踐智慧所蘊涵的道理，因此它不能替代實踐智慧本身。實踐智慧是實踐主體在實踐中長期養(yǎng)成的，不是某種實踐哲學理論轉換的結果”①。換言之，實踐哲學研究揭示的是關于實踐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道理，如實踐中主體、客體、中介和條件的復雜關系、實踐的目的和手段、計劃與方法、實踐的樣式與因素等等，而實踐智慧則是人們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凝結的成功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特定的方法、特殊的方式、特別的途徑等等，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產生的實踐能力，簡言之，它具有特殊性和個別性。王南?教授比較強調實踐辯證法與實踐智慧的一致性或共同性，認為“實踐辯證法也就是一種實踐智慧，或者說作為實踐智慧的辯證法”②。一般地說，這樣表述當然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說是很重要很深刻的，但如果把實踐辯證法與實踐哲學等同，或者說辯證法就是實踐辯證法，這種說法可能會消泯實踐哲學與實踐智慧的區(qū)別，既沒有注意到從實踐哲學理論向實踐智慧轉化的問題，也沒有給理論智慧和理論辯證法留下足夠的空間。

最后，還要區(qū)分出實踐哲學和實踐的關系。正如前文所言，實踐哲學既是關于實踐的哲學，是以探討實踐問題為核心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理論，還是以實踐為基礎、把一切現(xiàn)實、感性、對象都“當作實踐去理解”的哲學。但無論多么重視實踐，它畢竟還是一種哲學，是哲學理論，屬于“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不是實踐活動本身。馬爾科維奇曾指出， “必須把實踐（Praxis）同關于實踐（Practice） 的純認識論范疇區(qū)分”③。在他看來，實踐（Practice） 僅指主體變革客體的任何活動，是可以被異化的；而實踐（Praxis）則是一個規(guī)范性概念，指一種人類特有的理想性活動，這種活動就是目的本身并且有其基本的價值，同時又是其他一切活動形式的批判標準。從這個角度而言，實踐（Praxis）比實踐（Practice） 更靠近實踐哲學的意蘊。前者具有規(guī)范性和批判性，是對“做”本身的一種形而上思考，而后者則具有事務性和操作性，是對“做”的形而下演繹。實踐哲學既以現(xiàn)實的實踐活動為基礎，同時又對現(xiàn)實的實踐保持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同樣的，實踐辯證法既以揭示實踐活動的內在規(guī)律為前提，又以批判現(xiàn)實實踐從而提升實踐為使命。這就要求，實踐哲學、實踐辯證法應當也必須與現(xiàn)實實踐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張力，既不能脫離現(xiàn)實實踐，又不能非批判地一味地迎合實踐。應該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這種距離和張力是被抹去了的，或者說批判現(xiàn)實實踐的維度是不彰的，我們以實踐哲學闡釋辯證法，就是試圖重新恢復或者闡釋二者之間的差異或張力。

第2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關鍵詞：翻譯實踐；翻譯理論；哲學思維；方法論

“翻譯之所以存在，由于人們將不同的語言”（Steiner，2001:51）正是因為翻譯的存在，人們之間才可以進行思想交流，我們也才可以欣賞到不同文化國家的文化。無論遠古時代或是當代，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知識和價值觀的傳播，民族語言的發(fā)展，國際文化的相互碰撞，乃至于整個人類文明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在人類社會活動中，“翻譯之功，誠遠大矣”。（道宣，2009；71）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人們不斷思考翻譯的本質，探索翻譯的主體、客體的互文關系及相關因素，并將這些思辨升華至翻譯翻譯理論：與此同時，哲學家、翻譯實踐者和翻譯理論家也逐漸開始關注翻譯行為的哲學觀，強調哲學思維、哲學世界觀對翻譯實踐、翻譯理論構建的影響?；趯Ψg實踐的認識以及翻譯思想理論形成與發(fā)展的背景，中西譯學各自形成了相似或不同的翻譯哲學觀。從哲學方面來講，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翻譯作為人類活動中一項極其復雜的思維運動，深深植根于翻譯的存在之中。因此，翻譯思維和翻譯存在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翻譯研究的基本范疇，即如何處理翻譯主體與翻譯客體的關系問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也隨之成為翻譯界研究的熱點。實踐總是先于理論而存在，翻譯實踐也于翻譯理論之前出現(xiàn)，正是在無數(shù)次的實踐中，先人學者總結概括實踐中的出現(xiàn)的問題以及應對的技巧，翻譯理論才得以成為體系，翻譯學才得以形成。由此看來，翻譯理論的形成是人類對翻譯現(xiàn)象認識的必然結果。

1翻譯、翻譯實踐過程與哲學

首先，我們要理清什么是翻譯。對于翻譯的定義，翻譯界至今未得出統(tǒng)一的說法。不同的翻譯家對其定義或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偟膩碚f，可以從語言層面、信息層面和文化層面對翻譯的概念進行闡釋。此外，中西方翻譯學家對翻譯的解釋也是不盡相同。中國著名哲學家、翻譯家賀麟對翻譯的解釋為“翻譯乃是譯者與原本之間的一種交往活動，這種活動包含了理解、解讀、領會、翻譯等諸多環(huán)節(jié)，其客觀化的結果即為譯文，它是譯者與原本之間交往活動的凝結和完成?！保ㄙR麟，2006：43-44）當代美國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家奈達將翻譯定義為“所謂翻譯，是指在譯語中用最切近二又自然的對等語再現(xiàn)原語的信息，首先在語義上，其次是文體上。（Nida&Taber，1969:12）上述定義表明，不論是從語言的視角還是從文化的角度，翻譯的本質都是一種“實踐活動”，這也由此反映出翻譯實踐始終是貫徹在翻譯過程之中，實踐即過程。由此產生的理論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總結并驗證?！胺g過程”在《中國翻譯詞典》中的詞條解釋為“翻譯過程系指翻譯活動所經歷的程序”。許鈞教授對其的闡述為“狹義的過程，一般理解為翻譯者對具體文本的轉換活動過程。

廣義的翻譯過程，不僅包括狹義的語言轉換活動，還包括文本的選擇、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歷程等過程”。（許鈞，2203a：80）因此，對翻譯過程以及過程中活動的研究在翻譯界得到不斷重視，通過對其實踐過程的研究，如對譯者主體性、主體間性的研究及其與翻譯課題之間的互動研究，有助于翻譯家，哲學家逐漸把握整個翻譯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翻譯客觀規(guī)律及運作程序。哲學的認識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脫離實踐的理論終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不起歷史的推敲。因此我們說哲學存在于人類的實踐活動中，并指導著人類的活動交流。這里所說的翻譯哲學，正是順應時展的潮流提出的。我國首次對“翻譯哲學”這一概念進行闡釋的是黃忠廉先生，于1998年提出：在漫長的翻譯實踐中，人們逐漸地形成了對翻譯活動一般的總的看法．這種看法就是翻譯觀。翻譯哲學是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了的翻譯觀。

翻譯哲學的基本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譯者思維同翻譯行為之間的關系問題。翻譯是一種有意識的定向活動，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每時每刻都在處理思維與原文世界、譯文世界乃至兩個世界背后的作者世界、讀者世界以及文化領域之間的關系的問題，處理得如何，直接關系到翻譯的目的是否達到，翻譯的價值是否得以實現(xiàn)，譯者的意圖和讀者的需要能否得到滿足?！g哲學是翻譯觀和翻譯方法論統(tǒng)一于其中的一個理論體系。（黃忠廉，1998:56-57）由此不難看出，從最廣義的角度講，哲學是人類對于整個社會認知的根本觀念體系，是觀念的集合體。而人們對于任何事物的看法理解皆可稱之為觀念，因此一切學科都可看作廣義的哲學，翻譯作為一門學科，也是如此。哲學活動參與了整個翻譯過程，為翻譯提供理論基礎，它解釋了為什么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可以進行交流，關鍵是在于人類有著某些共同的地方。黃忠廉教授將翻譯哲學歸結為翻譯觀于翻譯方法即方法論兩大層面，關注翻譯主客體的關系，突出強調翻譯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方法論。但翻譯哲學并不是簡單的“翻譯加上哲學”，從其本質上看它是用某種哲學理論去評價翻譯及其理論。（劉邦凡，1999:58-61）此觀點認為翻譯哲學是關于翻譯實踐及其理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哲學家賀麟也對“翻譯哲學”的內涵進行了論述，其強調譯者、原語和譯語之間的交流過程。

總而言之，從翻譯本質層面講，翻譯是涉及兩種語言之間相互轉換交流的思維活動，它以另一種語言的形式再現(xiàn)，這其中還包括譯者對其的再創(chuàng)造以及兩種文化的交流碰撞。從哲學層面講，人類語言及思維的共性，使得翻譯活動成為可能。而貫穿于整個過程之中的，則是實踐，翻譯實踐被分為翻譯過程與認知過程兩個層面。總體將哲學與翻譯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并衍生出一系列相關研究。筆者在此僅對三者及其之間的關系做了一個簡單的描述。

2哲學思維指導下的翻譯方法應用

首先，我們知道，翻譯是人類進程中的一項復雜思維活動，而思維是對客觀世界的理性認識。語言只是作為思維的外殼和載體，人類通過其表達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即語言的本質是一種物質形式。人類思維中對外界客觀物質的反映需要借助語言來實現(xiàn)。思維由存在決定，整個過程可能包括分析、綜合、比較、分類、抽象、概括、具體化、系統(tǒng)化等思維能力。而翻譯的實質就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思維活動。此處涉及的哲學思維正是與翻譯思維相輔相成，相互融合促進翻譯過程的順利進行。上文中提到，翻譯過程包括正確理解、表達重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性潤色再現(xiàn)原文三個過程，即理解和表達兩個階段，同樣，翻譯思維也可大致包含這兩個階段。翻譯的思維方式是翻譯的深層機制，翻譯過程體現(xiàn)了思維的選擇與創(chuàng)造，其對人類行為起著決定性作用，是溝通人類文化與語言的橋梁。因此，很多哲學家哲學思想的構建是通過研究語言與翻譯來實現(xiàn)的。哲學中講求辯證性的思維，強調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tǒng)一，哲學思維運用到翻譯中意在提醒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盡可能的促使矛盾著的對立雙方朝著統(tǒng)一，也就是朝著譯文最理想的效果努力。因此，翻譯活動中的哲學思維，不僅拓寬了人們的精神視野，而且促使譯者在面臨問題時進行多層面、多視角的思考，以至達到最佳效果。翻譯哲學的出現(xiàn)，印證了哲學思維在翻譯中得到應用與推廣。

張澤乾教授說過“哲學”是“翻譯學的指導學科”，因此，哲學思維體現(xiàn)在翻譯中就形成了翻譯哲學，而翻譯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翻譯學的方法論，指導著翻譯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盁o論抽象概括地研究翻譯理論，還是具體個別地探討翻譯方法，都必須注意，翻譯哲學是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針的認識與實踐的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tǒng)一的哲學。翻譯哲學的方法論是研究翻譯理論、指導翻譯實踐的基本手段，它是打開通向充滿著奧秘的翻譯世界之門的金鑰匙”。（閆德勝，1992:11-15）其為中西譯學的發(fā)展奠定基礎，確保翻譯朝著理性的方向發(fā)展，在此看來，中西譯學存在著共通行性。我們可以說，翻譯哲學是人們基于對翻譯活動的認識，并從中進行經驗性或技巧性的總結，提煉出具有指導意義的原則和做法，進而形成翻譯方法論。翻譯的方法論屬于“翻譯哲學”的范疇，具有豐富的內涵。就方法論本身而言，是一個哲學概念，與之相對應的是世界觀，哲學中強調方法論與世界觀的統(tǒng)一，應用到翻譯中，就是要做到翻譯理論與技巧方法的對等。方法論與方法并不相同，方法論是研究某種領域所用到的原則與規(guī)則，而方法只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而采用的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由此看來，翻譯方法論便是運用到翻譯實踐中的，指導翻譯過程的規(guī)則與原則，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指導處理與翻譯相關的各種問題。

黃忠廉教授認為“翻譯方法論，是翻譯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總和?！狈g方法論包括翻譯實踐方法論和翻譯研究方法論。（黃忠廉，2009：2-3）在翻譯方法論的指導下，中西翻譯學得到蓬勃發(fā)展，例如，20世紀50年代雅克布遜將語言學與符號學引入翻譯研究，六七十年代奈達的《翻譯科學探索》，霍姆斯為代表的“翻譯研究派”，這些都體現(xiàn)了翻譯方法論為翻譯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霍姆斯在《翻譯學的名與實》一文中指出，方法論作為翻譯學的一個分支，與翻譯學本身的研究密切相關?？傮w而言，辯證唯物主義指導下的翻譯，同時具有歷史性、主體性、社會性、意識形態(tài)性和開放性等多維原則。因此，“翻譯方法論的基本任務是盡可能有效地表達原文全部含義和情態(tài)。”（張澤乾，2006:464-467）哲學思維指導下的翻譯方法論更是緊跟時代潮流，不斷更新其內涵，以更好地服務于翻譯實踐過程，使譯員在無形中應用其有效的方法論，這才是翻譯方法論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3結束語

毫無疑問，翻譯本身的特點決定了翻譯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翻譯即是具體的實踐過程，也是一種內在的思維思考活動。翻譯哲學的介入拓寬了翻譯學的研究視野。而其中的方法論是翻譯學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由于翻譯本身的跨學科性，對翻譯人員的要求也逐漸變得“狹義“起來，即專業(yè)行業(yè)領域的譯員。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發(fā)展、各國文化的相互交流，語言的多樣性越來越明顯，因此，人類思維也將得到不斷的完善。人們對精神層面的追求越來越高，就使得翻譯的對象和領域會不斷增加和拓寬?；谶@種形勢下的翻譯研究也勢必走向縱深，但對其的研究以及翻譯學的進步離不開哲學理論的支撐，長期的歷史實踐表明，摒棄哲學思維或持有不正當?shù)恼軐W觀點都會將翻譯引入歧途。因此，哲學與翻譯在未來發(fā)展進程中將繼續(xù)在互動與融合中發(fā)揮作用，共同推進翻譯學與翻譯哲學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道宣.大恩寺釋玄奘傳論[A].羅新璋，陳應年.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71-72.

[2]賀麟.談談翻譯—翻譯思考錄[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43-44.

[3]黃忠廉.翻譯哲學及其它[J].外語研究,1998(1):56-57.

[4]劉邦凡.試論翻譯哲學[J].探索,1999(6):58-61.

[5]許鈞.翻譯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a.

[6]閆德勝.論翻譯活動的哲學實質[J].中國翻譯,1992(3):11-15.

第3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關鍵詞]哲學；創(chuàng)新；實現(xiàn)；原則

完善自我、發(fā)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會實踐，傾聽實踐的呼聲，汲取實踐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周而復始，才能不斷開拓創(chuàng)新。哲學研究的根據(jù)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唯物辯證法作為現(xiàn)實的哲學，要求對民族、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從純粹概念出發(fā)去構建林林總總的哲學體系，不是哲學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xiàn)代社會里，是現(xiàn)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chuàng)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qū)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xiàn)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xiàn)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tài)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xiàn)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guī)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xiàn)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xiàn)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zhàn)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tǒng)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tǒng)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yè)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tài)，我們的事業(yè)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xiàn)實生活，哲學的創(chuàng)新更要以回歸現(xiàn)實生活為依據(jù)。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chuàng)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xiàn)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fā)，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xiàn)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xiàn)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xiàn)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fā)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jù)是對現(xiàn)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chuàng)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fā)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凸現(xiàn)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xiàn)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fā)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xiàn)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xiàn)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xiàn)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xiàn)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chuàng)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tài)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fā)展哲學。的發(fā)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fā)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xiàn)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tài)，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xiàn)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xiàn)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xiàn)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xiàn)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xiàn)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xiàn)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xiàn)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xiàn)哲學創(chuàng)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xiàn)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xiàn)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4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xiàn)代社會里,是現(xiàn)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chuàng)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qū)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xiàn)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xiàn)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tài)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xiàn)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guī)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xiàn)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壁A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xiàn)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zhàn)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tǒng)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tǒng)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yè)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tài),我們的事業(yè)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xiàn)實生活,哲學的創(chuàng)新更要以回歸現(xiàn)實生活為依據(jù)。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chuàng)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xiàn)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fā),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xiàn)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xiàn)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xiàn)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fā)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jù)是對現(xiàn)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chuàng)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fā)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凸現(xiàn)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xiàn)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fā)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xiàn)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xiàn)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xiàn)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xiàn)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chuàng)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tài)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fā)展哲學。的發(fā)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fā)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xiàn)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tài),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xiàn)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xiàn)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xiàn)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xiàn)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xiàn)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xiàn)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xiàn)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xiàn)哲學創(chuàng)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xiàn)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xiàn)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5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哲學教育的問題分析

這個問題涉及兩個方面，即哲學和哲學的教育存在的問題。剛我們談到了如何認識哲學，既然我們從哲學作為一門實踐哲學具有其特性，那么哲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就無非是脫離了哲學的這些獨特的性質，違背了馬克思的本意，從而再將這種理論認識付諸于實踐，遇到的一系實踐方面的難題。在今天的中國哲學界有這樣一個共識，這就是都感到我們的哲學教學中存在著一些非改不可的問題。但是，哲學教學到底是哪里有問題、有些什么問題呢？在過去關于哲學教學改革的討論中，人們談到了不少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教材問題，即幾百部哲學原理教材“千書一面”、體系僵化、空洞說教；二是教學內容問題，也就是人們所批評的“眾口一詞”、“陳舊過時”、“講壇哲學”大大落后于“論壇哲學”等等；三是教學方法問題，其主要表現(xiàn)是僵化死板，不注意教學藝術，不重視講清道理等等。應該說，人們的這些批評都是對的。但是，我認為，這些并不是最根本的問題，而只是上面所說的整個當代中國哲學教學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在哲學教學中的具體表現(xiàn)。［1］

我國的哲學教學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或者說整個當代中國哲學教學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我看來，究其根源，是對哲學所具有的特性———實踐性，的認識方法和程度的不同所致，正是廣大的教育工作者運用的解讀哲學的方法不同，以至于廣大學生對哲學的認識路徑也有所不同，相應的大家對哲學的運用方法也會千差萬別，那運用不同的方法來實踐，不言而喻，其實踐的結果肯定也會千差萬別，所以說，就歸根結底的程度而言，馬克思斯主義哲學在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可以歸結為大家對哲學的解讀方法不同所致，最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把鑰匙只能開一把鎖，就好比是把哲學比作那扇門的話，要開啟哲學這扇門，就必須用專屬于哲學的這把鑰匙來開啟哲學這扇大門；如若不然，各種鑰匙都來來開這扇大門，肯定不會有稱心如意的結果的，或者說開啟哲學大門的方法不對，不是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理論，而是用各種方法，踢得、揣的或者用斧頭砍得起這扇門，雖然門是被打開了，可用這些錯誤的方法打開的這扇門也畢竟殘破不堪或者千瘡百孔。

不難看出，從哲學的最高意義和層面來談哲學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不能僅僅對存在與社會中的簡單事實和表相出發(fā)，來尋找解決哲學在教育中存在的相關問題，要學會站在哲學的高度和視角來考察哲學在教育過程中所遇到的相關問題，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從源頭來解決問題，要具有哲學的終極意義的高度。對哲學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的考察同樣如此，人們對哲學的認識方法直接決定了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對哲學的運用方法，不同的方法導致不同的實踐結果，正是如此，同樣對哲學進行相關教育，大家準備的是同樣一本教科書和相同的教學大綱，可是，結果卻全然不同，有的學生在哲學的指導下，收益頗豐；而有些學生卻高呼哲學陳舊過時，這種現(xiàn)象，不能僅靠對教育主體即教師的統(tǒng)一管理和培訓來解決，而是要同一源頭上的東西，就是統(tǒng)一：大家開啟哲學這扇智慧之門的鑰匙———哲學的認識方法（實踐的思維方式和思維邏輯），源頭上統(tǒng)一了，每個教育主體雖存在個別差異，但對哲學的相關教育不會存在重大錯誤等等，這就好比：雖然開啟哲學折扇智慧之門的人（哲學的教育主體）不同，但是，他們手里拿的都是一把鑰匙（認識哲學的方法即實踐的思維方式和邏輯），如此一來，縱然人們開門的動作不同，但結果一致：哲學的大門被成功開啟了。

對哲學教育方法的探討

同樣是就哲學在教育中存在問題的考察，不同的理論路徑導致不同的實踐結果，對于哲學在教育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的考察和解決，一定要堅持“源頭”考察的方法和路徑，就是堅持從哲學的獨特視角（實踐的理論本性）來對待哲學，就是要運用哲學大門的“專屬鑰匙”（的實踐的思維方式和思維邏輯）來解讀哲學，這樣的路徑是雖然哲學的教育主體存在差別，可無非是不同人拿著“同一把鑰匙”（的實踐思維方式和邏輯）來開門，其結果是門開了；如若不然，不同的人拿著“不同的鑰匙”（對哲學不同的解讀方法）來開通一扇門，必然會死路一條。所以，在主義哲學教育過程中尋找到正確的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既然要在哲學的教育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們就應該運用一些方法來得到哲學的專屬鑰匙（實踐的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以此來形成哲學的正確方法，正如：鑰匙找對了，門自然就好開了。那么什么是專屬于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的實踐方法論呢？哲學是一門實踐哲學，實踐哲學本身就是一種辯證法，對任何事物的考察都應該具體的歷史的考察，因為我們所認識和把握的事物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對廣大學生進行哲學教育本身也是一個過程。在進行哲學教育的過程中，有包含著一系列小的過程，因為人們認識和把握事物，尤其是具體事物還需要一個過程。

第一，要從理論上來全面認知哲學作為實踐哲學的實踐方法論；哲學根植于西方哲學的沃土上，卻超于了以往任何一種哲學的影響力，那么這門哲學的與眾不同的超越點，或者說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的重要原因在于馬克思的哲學是一門實踐哲學，作為一門實踐哲學，把時間引入其中，就突出強調了實踐主體和實踐客體的重要地位和相互作用，更具有全面性從而彰顯時代性。在《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首先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直觀的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和唯物主義者相反，唯心主義卻發(fā)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發(fā)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現(xiàn)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2］要從實踐去理解，何為從實踐去理解，就是克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缺陷，對對象的考察要介入實踐主體和實踐客體兩個方面的因素，從而克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各執(zhí)一端算造成不合乎主觀或客觀的實踐結果。#p#分頁標題#e#

第二，要學會將理論層面的方法論運用到實踐中；哲學是用概念、命題、判斷和推理來把握客觀對象，是一種理論形態(tài)，屬于理論層面的知識，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加以運用，就要善于將理論的東西轉化為現(xiàn)實，運用到具體的實踐活動中，接受實踐的檢驗，才能發(fā)揮理論知識的指導作用，不能紙上談兵，要在實踐中發(fā)揮理論的重大指導用。一方面，實踐方法論是從實踐理解思維和存在、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對立統(tǒng)一的方法論；西方傳統(tǒng)哲學方法論，執(zhí)著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本體思維方式

第6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英文摘要】Thedevelopmentofatheoryisequaltoaconsciousrepresentationunderaconditionofthecontextmetathesis.OnlyundertheconditionsofthecomparativedialoguewiththemodernWesternphilosophy,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realisticworld,logicalworldandvaluableworld,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thehistoryandreality,thevalueandtruth,theidealismandtherealism,theemotionandtherationality,canMarxistphilosophybeconsciouslyrepresentedandalsocontinuouslybeenrichedanddevelopedintheconsciouslyconstructed“TensionNet”.

【關鍵詞】構建/哲學/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理論張力/construction/marxismphilosophy/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ensionoftheories

【正文】

哲學創(chuàng)新正是基于實踐的生成過程，才是一種“情理交融”的生命沖動和理性自覺。只有自覺構建起哲學存在與發(fā)展的“張力網”，才能使其進一步走進現(xiàn)實語境，并在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xiàn)象的本質穿透與理性關照中得以豐富與發(fā)展。

一、比較對話：彰顯理論特質

當前我國學界存在著一種反對哲學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進行比較對話的觀點，理由是質疑這種解讀模式非但不能擺脫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對哲學的反注，反而可能將自己專業(yè)的“權力話語”當作理解哲學當代性的立足點，并武斷認為，“比較對話”的方法實際上只能是以某個現(xiàn)代西方哲學流派、人物思想為圭臬或視野，“外在”地透視哲學的當代性意蘊，從而導致以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反注哲學當代性的窠臼，并指認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自我中心主義”。

我們認為，進行哲學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之間的比較對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列寧早就指出，哲學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fā)展大道而產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不能無視現(xiàn)代西方哲學所張揚的科學實證精神、人文主體精神，不能無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進行整合的努力，否則就談不上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同時，這種比較對話也是可能的。在進行這種比較對話中，不必要一定找出一個超越二者之外的某個評判標準與溝通媒介，首要的是主體的自覺。

這種主體自覺具體而言，一是認識到比較對話只是對哲學進行現(xiàn)代解讀的一種方式方法，旨在建構而不是解構。在比較對話中注重吸收利于自身發(fā)展的合理因素。如果這樣就不必擔心由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研究視野的遮蔽性而遮蔽乃至哲學的豐富內涵。二是自覺尊重和維護哲學的黨性原則和方法論特質。哲學和現(xiàn)代西方哲學一樣，都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哲學，都關注實踐活動的主體性，重關系輕實體，重生成輕先驗，重影響輕體系，但也應充分認識到，二者畢竟不是可以完全通約的，而是異質性的兩種理論體系：在立場上，一個基于勞動者的立場，一個傾向于為資本所有者服務；在觀點上，一個是辯證的歷史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一個是形而上學的超歷史的實用主義的唯心論；在方法論上，一個是歷史于實踐中生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一個是日常生活于實踐中生成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論。這些只有在對二者的深入比較與對話中，才能在理論上自覺地呈現(xiàn)；只有在以現(xiàn)代社會為共同視域、以反形而上學為己任、以回歸現(xiàn)實為特征的東方與西方、社會歷史與日常生活、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以及空想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兩極對立的張力中得以實現(xiàn)，并進而為哲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提供可資借鑒的啟發(fā)與思考。

二、體系建構：突現(xiàn)邏輯魅力

與上述反對對話的觀點相呼應，有學者認為在反形而上學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新哲學，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辯證法，不再是傳統(tǒng)的體系哲學，否則，勢必帶有基礎主義、本質主義之嫌。因而，新時期對哲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從建構新的哲學體系著手是不可取的。對此，引發(fā)了學界的激烈爭論。

我們認為，任何嚴肅的理論無不有嚴密的邏輯體系。哲學的邏輯體系當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體系哲學，但這不意味著沒有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更不妨礙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建構新邏輯體系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哲學。

首先，在哲學中，物質是邏輯基項，實踐是邏輯始項，勞動、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階級斗爭、勞動群眾等構成了邏輯中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則是其邏輯終項。它們按照一定的邏輯規(guī)則，形成了一個由實踐基礎上有機論的自然觀、交往實踐論的社會觀、實踐唯物主義歷史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集真、善于一體求美的自由觀構成的十分嚴密的邏輯體系。

其次，承認哲學是一個邏輯嚴密的哲學體系，能否排除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哲學之嫌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因為這個體系是開放的，它不崇尚任何超驗的哲學實體。具體而言，哲學體系中的概念、范疇及哲學范式，實現(xiàn)了對舊哲學的革命性變革，是于實踐中生成的，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就哲學的物質觀來說，它不同于傳統(tǒng)哲學(包括舊哲學和傳統(tǒng)教科書)中的物質概念。舊哲學和傳統(tǒng)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是一種實體，以此為基石的哲學體系在理論上是超驗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學的，在思維方式上是追根究底的實體主義，在哲學范式上是世界論的、本體論的抑或是近代主體論的范式。而哲學的物質觀集中通過實踐概念體現(xiàn)出來。由于實現(xiàn)了哲學主題的歷史性轉變，所以以實踐為本體的新世界觀認為，社會歷史不過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其著力專注于經驗世界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與自我的基本關系，是一種關系性思維方式，建立起關懷人的人類學哲學范式。而在哲學中這種關系性思維、生成性思維和人類學的哲學范式的呈現(xiàn)，是由哲學體系中以概念、范疇和理論模型之間的互動為表征的，是以物質世界、意義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為前提和基礎的。我們知道，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質，求真；范疇體現(xiàn)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向善；模型則把概念與范疇按遞歸和合的原則整合起來，構成穿透現(xiàn)象世界的解釋體系，趨美。在哲學中，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求真的，實踐唯物主義自然觀、社會觀和歷史觀則是向善的，自由觀則是趨美的。它們之間的有機統(tǒng)一，是三方面對立統(tǒng)一的結果，呈現(xiàn)出規(guī)律、價值觀與人類學之間的互動與平衡，本質上，這是事實世界、意義世界與邏輯可能世界三極對立中所具張力的反映與觀念呈現(xiàn)。而且，在這種邏輯體系構建中，主體越自覺，基于三個世界之上的理論越自覺，所形成的理論張力也就越強。新時期哲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以此為切入點，不失為一種值得重視的解讀模式。事實上，改革開放20余年來，學界關于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討論不斷引向深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tǒng)教科書的解讀模式，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也逐漸占據(jù)論壇主導，并向教壇和講壇伸展。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時期通過自覺建構合理的邏輯體系以創(chuàng)新發(fā)展哲學是可能的、必要的。同時表明，始終關注現(xiàn)實是自覺建構哲學邏輯理論體系的現(xiàn)實起點。

三、語境置換：展示現(xiàn)實價值

關于哲學當代性解讀語境的話語，學界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回到馬克思”，通過深入、完整、準確的返本溯源為創(chuàng)新發(fā)展哲學清理地基；另一種觀點則主張“馬克思走向當代”，通過關注當代、實際關切為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輸血。

在我們看來，前者有重歷史輕現(xiàn)實之嫌，突出了哲學深厚的歷史感，后者有重現(xiàn)實輕歷史之虞，突出了哲學強烈的現(xiàn)實感；前者強調以價值牽導現(xiàn)實，后者強調以現(xiàn)實規(guī)范價值。結果或者給人以空想主義的揣度，或者予以人以實用主義的直覺，不利于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第7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一、實踐哲學的涵義

關于實踐哲學的涵義，學者們多是從某個實踐哲學大師或者某類實踐哲學流派來解讀，這顯然無法全面洞察“實踐哲學”的涵義。而我們從亞里士多德、康德、馬克思、胡塞爾等4位不同時代的實踐哲學大師那里歷史地發(fā)展地看待“實踐哲學”，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方法。

作為“西方實踐哲學的奠基人”，亞里士多德將“實踐”概念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生產勞動的實踐活動，一種是作為道德行為的實踐活動[1]。不過從道德層面而言，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專門是指人類的活動”，具有“以自身為目的”和“對象是‘人事’而非‘物事”’兩個基本特點，強調實踐的目的是具有終極意義的“善”和“承擔起追求人類福祉的責任”[2]。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非常強調實踐哲學要引起行動，提出“因為我們的研究不是為了去認識什么是美德，而是為了要使自己變好，要不然，我們的研究就會毫無用處了”[3]。這是具有起始意義和奠基作用的實踐哲學觀。也就是說，實踐哲學是根植于人的生活和指向人的靈魂的有價值取向和受理性支配的活動，且“實踐并不是與理論科學相對的，并不是理論科學之知的實際的具體的應用過程，實踐是人類生存的現(xiàn)實的全部事實”[4]。不過堅持“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亞里士多德，在思想深處還是認為“實踐理性低于理論理性”[5]，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論”與“實踐”、科學和信仰的分離。

作為道德哲學的最終形成者，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認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因此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立法，不讓自己的欲望為所欲為，即將道德律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而且康德還宣稱：“人是目的，不是手段。”[6]強調“人不應該僅僅被當做手段來看待和使用。也就是說，人是理想中的目的和實際生活中的手段的統(tǒng)一體”[7]。我們知道，康德將理性做了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劃分，而在這里，康德認為“實踐理性高于理論理性”[5]，實踐必須從普遍的價值和規(guī)范出發(fā)，同時康德在認識論中強調了人的主體能動性。不過正如黑格爾所認為的那樣，康德的實踐理性只有形式而沒有內容，因為康德的實踐理性是從抽象的理性原理出發(fā)進行邏輯推理的，這加劇了理論與現(xiàn)實的脫離，使哲學逐漸成為“只開花而不結果”的樹。

19世紀是一個科學主義盛行、工具理性至上、價值理性沉淪的時代，人的勞動異化現(xiàn)象日益顯現(xiàn)。此時哲學本應該承擔起豐盈人的精神的任務，但不幸的是哲學淪為“玄學”，沉醉于概念推理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在近代認識論哲學遭遇越來越多指責的時候，實踐哲學開始受到重視，而將西方哲學由認識論哲學轉向實踐論哲學的過程中，馬克思功不可沒。馬克思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8]“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到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9]同時還宣稱：“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根本，只有為了人，通過人才能破解世界謎底。”[10]簡單地說，馬克思的實踐就是主觀改造與客觀生成的統(tǒng)一，是“主觀見諸于客觀”或者“客觀見諸于主觀”的活動。實際上，馬克思既強調實踐中人的主體性地位，也強調哲學要回歸人的生活世界，還強調實踐是人在“純粹理性”、“最高意志”等精神指導下不斷尋求價值超越的生命活動，因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首先是一個本體論意義上的概念”[11]。這對厘清當前形形的實踐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現(xiàn)象學大師胡塞爾是20世紀實踐哲學的代表人物，雖然胡塞爾本人是一位科學家，但由于生活在信仰危機的時代，因此他希望哲學像科學一樣成為普遍的、絕對的知識，主張“回到事情本身”而不是從概念出發(fā)建構哲學，即回到“前概念”的“生活世界”中去體驗豐富多彩的生活，并在事物如其所是的基礎上建構嚴格科學的哲學?，F(xiàn)象學的實踐意義在于，主張哲學應該從本真的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邏輯出發(fā)去建構科學的世界，參與者通過“懸置”自己的經驗等“還原”的辦法去認識客觀世界，用“同感”、“移情”和“統(tǒng)覺”的辦法去理解意義世界[12]。

上述生活在民主時代的4位實踐哲學大師，都對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進行了研究，都沒有因為強調一種理性而絕對地貶抑另一種理性；都認為理性是價值的基礎，價值是實踐的基礎；都強調實踐中的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應該在無止境的精神追求中完善自我；實踐是認識善和行使善的活動。概括起來說，實踐哲學就是主體不斷尋求價值超越的精神生命活動，這種精神既包括科學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這種活動既包括人在冥思苦想中獲得的內在精神超越活動，也包括個人在交往活動或可觀察的對象化活動中的精神體驗活動。不同之處在于，認識理性的視角不同，不同理性的地位有別，研究的路徑不同，研究的方法有差異。“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8]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實踐哲學看作一成不變的理論，而要根據(jù)時展的需要，在研究和行動中辯證地把握實踐哲學的思想!

二、實踐哲學視域中教育哲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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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哲學是人類知識的母體學科，其研究內容包羅萬象，因此彼時的哲學就是探討萬事萬物的學問。到了中世紀，宗教嚴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宣揚神權至上，人生而有罪，主張通過現(xiàn)實的禁欲獲得來世的救贖，哲學被歪曲為研究宗教的經院哲學，主要目的是論證上帝存在的合法性，哲學遂陷入“玄學”或者“形而上學”的泥沼中，日益脫離人們日常的生活需要。

宗教改革后，哲學雖然沖破了經院哲學的桎梏，但隨著科學革命的迭起，自然科學逐漸從哲學的母體學科中分離開來，哲學面臨失去研究對象的“合法性危機”和受冷落的局面，于是哲學家們既追根溯源，試圖從古代哲學的蛛絲馬跡中尋找哲學的本意，又聯(lián)系科學主義盛行的原因，企圖從科學的變革中尋找哲學的尊嚴。當發(fā)現(xiàn)“philosophia”在古希臘是“愛智慧”和雅典娜在羅馬是“智慧女神”的涵義以及總結出科學的革命實際是思維的革命或者方法的革命后，哲學被賦予“智慧之學”或者“反思之學”，哲學被喻成“密涅瓦的貓頭鷹”，哲學的研究對象被認為是“認識的認識”或者“思想的思想”，哲學甚至有了“元科學”的別名。特別是在19世紀初期，德國為了挽救國家戰(zhàn)敗的危機，試圖通過復興德國的精神文化而塑造民族的凝聚力，于1810年創(chuàng)立柏林大學，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將哲學置于其他學科之上，加上寬松的學術自由環(huán)境和恰當?shù)膶W術組織形式，哲學不僅因為提倡運用反思方法研究純粹理論而暫時躲過“合法性危機”，而且又重新煥發(fā)出生命活力。

哲學的發(fā)展，也帶來教育哲學的發(fā)展。1632年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紐斯出版《大教學論》，1693年洛克出版了《教育漫話》，1762年盧梭出版了《愛彌兒》，1776～1787年間，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學共進行4個學期的“教育學”課程講授，1806年赫爾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學》，1832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開設專門的教育哲學講座，1848年第一本由德國教育哲學家羅森克蘭茲應用黑格爾哲學觀撰寫的教育哲學著作《教育學體系》出版，1899年德國哲學家那托普出版具有教育哲學意蘊的《教育社會學》著作，1904年美國教育家霍恩第一次以《教育哲學》為書名撰寫著作?？梢哉f，教育哲學在對人的可教性、教育概念、教育目的、道德教育、教育科學化、教育體系化等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所散發(fā)出的教育思想光芒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

不過，教育哲學的發(fā)展其實也深深蘊含著合法性危機。當柏拉圖散見的理念論哲學誕生之時，教育哲學就埋下了危機的種子。不過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在奴隸社會，落后的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主要依靠經驗，教育與普通人的社會生活雖然日益脫離，但由于人們的生活對教育的依賴性不強，因此教育哲學的危機被遮蔽了。在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上帝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教會嚴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導致人與宗教關系緊張。雖然后來有了解放人思想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德國宗教改革、法國啟蒙運動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但制度化的教育隨之開始出現(xiàn)，教育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日益疏離，教育與兒童生活的矛盾日漸加劇，為此法國思想家盧梭舉起浪漫主義大旗，在猛烈抨擊專制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同時，提倡兒童本位，高揚自然教育。但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傳統(tǒng)教育依舊堅不可摧。

在科學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由于過于強調思辨的研究方法和追求嚴密邏輯體系的建構，教育哲學的合法性危機加劇，以致在20世紀初，科學教育哲學、實驗教育學、實用主義教育哲學、要素主義教育哲學、永恒主義教育哲學、改造主義教育哲學、教育哲學等一大批教育哲學流派登上歷史的舞臺。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教育哲學流派的產生實際是教育哲學危機的時代產物。“1921年德國教育學家j.r.克里茨瑪爾在《哲學教育學的終結》中，宣判了哲學教育學的死亡，他主張科學教育學，研究教育事實中的規(guī)律聯(lián)系，從而提出技術化的理論，他認為哲學教育學只是一套范疇、概念和體系，因而缺乏經驗基礎，不能在教育實踐中實用。”[4]

教育哲學的合目的性危機也鑲嵌在其合法性危機中。由于教育哲學過于追求教育的邏輯和體系，迎合科學發(fā)展而削弱人的生活需要，從而使得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遭遇“兩張皮現(xiàn)象”，造成教育哲學指導乏力而陷入困境之中。對于這一點，美國教育家杜威早有認識，他提出：“我相信——切教育都是通過個人參與人類的社會意識而進行的。這個過程幾乎是在出生時就在無意中開始了。它不斷地發(fā)展個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識，形成他的習慣，鍛煉他的思想，并激發(fā)他的感情和情緒。”[12]同時杜威還指出：“現(xiàn)在我們依然有一個問題，也許是比以前更迫切、更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問題。”[12]為了超越傳統(tǒng)教育哲學，杜威試圖使教育哲學成為親近和聯(lián)系人與社會的教育哲學。不過總的來說，“20世紀世界教育哲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進步，但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從學科自身到學科與教育活動的關系問題，從歷史的借鑒到現(xiàn)實的把握問題，從追求民族特色到國際教育哲學界對話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集中地表現(xiàn)在教育哲學的理論與實踐價值的失落上。”[13]今天，人們不得不承認，教育理論的建構并沒有根本解決教育價值問題，因此將后現(xiàn)代哲學話語和現(xiàn)象學觀點如“回到事物本身”、“生活世界”、“解構”、“理解”引進至教育哲學領域，正是力圖擺脫教育哲學困境的一個重要舉措。而且我國學者王坤慶教授指出：“教育哲學……是地地道道的實踐哲學。”[14]金生鉉教授甚至干脆提出“教育哲學是實踐哲學”[4]。石中英教授也提出“實踐性是20世紀教育哲學的重要特點”[15]?？磥?，從實踐哲學角度尋求擺脫教育哲學的困境是眾望所歸!

三、實踐哲學視域中教育哲學的出路

1　教育哲學的發(fā)展需要民主和寬容的社會氛圍

雖然實踐哲學受到關注之時，往往是人的尊嚴受到貶低之始。但并不是說這是因為社會變得更加專制。恰恰相反，實踐哲學產生和發(fā)展較好的時候，往往是社會較為民主的時候。這不難理解，越是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人的問題就越受到重視，表達人思想的機會就越多。杜威在實踐其哲學的時候，不是就教育談教育，而是聯(lián)系民主社會談教育，希望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正如“未經審視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生活”[16]一樣，未經民主審視的教育觀點是不值得人信賴也就難以使人做出一致行動的。只有民主和寬容的氛圍，人暢所欲言、批判反思的權利才會得到保障，人們才有真正參與教育的熱情。教育哲學的發(fā)展就不僅僅是專門的教育哲學家的事情，教育哲學才會進發(fā)出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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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哲學需要回歸日常生活世界

自我認識是“哲學生活的起點”和“教育之哲學品性的開端”[17]。教育哲學進行自我認識的前提是需要回歸日常生活世界。具體而言，生活世界既包括人的經驗世界，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教育哲學對人的關注，基于人的經驗世界，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而經驗世界遵循邏輯規(guī)則，精神世界則遵循非邏輯規(guī)則。教育哲學必須在經驗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學領域和道德領域里來回穿梭，否則教育哲學如果只關注經驗世界，就會面臨研究對象錯位的合法性危機或者陷入就事論事的泥沼里；如果只關注精神世界，就會變得空洞虛幻面臨無人問津的危險。就現(xiàn)有的研究而言，如果說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赫爾巴特的“統(tǒng)覺說”、皮亞杰的“雙向建構”、維果茨基的“內化說”等是為了在經驗世界和理性世界架起一道橋梁，那么現(xiàn)象學中的“交往”、“理解”、“對話”、“還原”就是力圖在經驗世界和意義世界間架起一道溝通的橋梁。因此教育哲學只有回歸統(tǒng)一的生活世界，人們才會在教育哲學領域里發(fā)出自己真實的聲音，教育哲學才會成為人人參與的一門學問。

另外，當今我國教育哲學研究基本言必稱西方，使用的教育話語基本沿用西方的，也有學者簡單照搬西方的教育哲學話語和范式分析我國的教育現(xiàn)狀，這種不貼近社會實際的教育哲學是無助于真正解決教育問題的。扭轉這種局面，需要教育界的努力，也需要社會的共同努力。

3　教育行動須與教育思想相結合

作為實踐哲學，教育哲學反對坐而論道，倡導用行動實現(xiàn)教育理想和追求，特別是在當前，行動研究法在教育領域大張旗鼓地推行，對改變我國長期以來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脫離的“兩張皮”現(xiàn)象大有益處。當人們指責教育理論空虛無用的時候，教育哲學希望用行動證明其價值，讓教育思想統(tǒng)帥教育行為，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就此認為教育哲學只關心教育行動，那么就是對教育哲學的誤解。因為教育哲學本意就是愛教育智慧，因此教育哲學實踐應該是基于理智的實踐。實際上，實踐哲學家和教育哲學家都關注理論和行動，只是由于社會狀況不同，學者看待問題的視角不同，因此存在孰先孰后的問題，但絕不是顧此失彼的問題。

需要警惕的是，當前許多教師把撰寫的論文或課題成果當做自己的教育思想，這種理解是不深刻甚至有害的。真正的教育思想，是經過慎密思考和認真研究而得出的，而且其提出者在內心深處會信奉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行動中自覺踐行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不是僅僅為了生存需要或者完成任務而臨時提出的措辭。關于這一點，筆者比較贊同劉良華博士的觀點，認為僅僅“出于職業(yè)教育研究者的立場”、“沒有從書本中走進教師的內心世界”或“沒有進入教師的日常生活，更沒有轉化為教師決然而然的行動”的教育思想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與教育行動必須是內在統(tǒng)一的，“欲使教育思想成為屬于教育實踐者精神世界的組成，非得從他們的立場出發(fā)加以解說、非得融入他們的血液和呼吸之中和非得化為他們決然的行動不可。”[18]

4　教育哲學須與教育科學相貫通

由于學科分工不同，教育科學主要是解決教育認識問題，教育哲學主要解決教育信仰問題，但千萬不要將教育科學與教育哲學完全對立。事實上，作為實踐哲學，教育哲學要使人成為一個全面占有自己“主體性”的人，首先必定是一個理性的人，否則他的信仰就可能淪為迷信。巴格萊有一段名言：“科學給我們以事實，事實是很重要的；可是科學不能給我們以理想，亦不能教我們如何選擇理想，理想的選擇，不是科學家的事，而是哲學家的事。所以除了教育科學以外，應有教育哲學和它并行。”[19]顯然這里不僅強調了教育科學與教育哲學的分工不同，而且強調教育科學應與教育哲學并行，而不是將教育科學取代教育哲學。雖然實踐哲學家重視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的程度有差異，但絕不會因為強調一方而故意貶低另一方。因此教育哲學實踐者除了要全面認識其價值外，還要消除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

第8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關鍵詞：哲學；一般原則；抽象原則；關系

任何一種教育原則的形成，都無法脫離某種教育實踐的過程。哲學教育原則也不例外。雖然哲學本身已經蘊含了哲學的教育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必須由教育的實踐來挖掘并形成。在長期的哲學教育實踐過程中，我們意識到，將哲學作為指導思想的教育是有其內在的規(guī)律的，即它在哲學的教育實踐中形成，并隨著教育實踐的不斷發(fā)展而完善。這一原則貫穿于哲學的全部教學過程，是開展哲學教育的必要前提。前人對哲學的本質特征和理論內容的研究已經較為透徹，本文就不再贅述。本文主要從一般性和具體性出發(fā)，來探索哲學教育的原則。

一、一般性教育原則

哲學教育的一般原則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具體和抽象相統(tǒng)一。這三個一般性原則是彼此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關系，它們相互關聯(lián)，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哲學教育一般性原則框架。第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原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本質就是理論聯(lián)系在實際。理論是指哲學理論，實際就是指人們生活著的客觀世界和在客觀世界中發(fā)生的各種現(xiàn)象、問題和矛盾等等。一方面理論是從實踐中而來，實踐是理論的基礎，可是說有什么樣的實踐過程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理論，實踐決定著理論。另一方面，理論對實踐具有反作用。理論可以指導人們的行為來合理科學地改造自然、改變實踐環(huán)境。所以，實踐和理論的關系決定了人們不僅僅要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時候必須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踐的原則，更要在哲學教育中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原則。這一原則要求我們在進行哲學教育中，要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要求學生在熟練掌握理論知識的同時還要學會運用理論知識來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應對生活中的實際情況，真正做到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第二，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的原則。所謂的邏輯，就是指事物的內在規(guī)律或者事物在展開過程中所遵守的一般規(guī)律。它以概念、理論等形式出現(xiàn)，主要反映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具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這是人類思維和對世界認識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而所謂的歷史是指客觀事物及其必然的發(fā)展過程，以及人類認識歷史的過程。理論和實際是辯證發(fā)展的關系。邏輯是在歷史中生成的，是歷史的鋪開延展。離開了歷史的母體，邏輯就淪落為抽象空洞的理論而變得毫無意義。而歷史含有必然的邏輯，只有這樣才能夠為世人所認知，否則就是一堆毫無關系的表面材料的堆砌。對于邏輯的分析和概括應該給予客觀的歷史，而對于歷史的考查應該以邏輯的分析為依據(jù)，只有二者相結合，才能夠全面、真實、客觀地解釋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在哲學教育教學中，我們應該深刻把握事物的內在邏輯，在對邏輯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也要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辨析和了解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第三，具體與抽象相統(tǒng)一的原則。抽象和具體是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抽象是指事物的某個屬性、本質等，是從對象整體中抽取出來，能夠為思維捕捉并被加以概括的東西。而具體就是指客觀存在或者是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能夠為人類意識所反映的整體的事物。具體具有多方面的屬性。我們在進行哲學教學的過程中，在宣揚理論的基礎上，來積極探索實際，充分認識到實踐活動的重要性，能夠在實踐中總結理論觀點，在具體現(xiàn)實中提煉抽象思維，然后將抽象思維再落實到具體現(xiàn)實中。這一原則就包括了從具體現(xiàn)實到抽象思維、從抽象思維再到具體現(xiàn)實的過程。在教育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在學習馬克思哲學內容的基礎上，一定要通過親身實踐，將哲學物化為具體的行為，將馬克思哲學原理落實到生活中各個方面。

二、具體性哲學教育原則

第一，批判性原則。批判性原則主要指：當我們面對前人的理論和現(xiàn)實的問題的時候，不要一下子全盤接受，而應保持懷疑的態(tài)度，不盲目信從于任何權威性的理論，要通過自己的理性分析之后，再做出準確的選擇。批判性原則中的批判一詞本身就包含了為追求真理而懷疑的意味，它要求我們不要迷信權威，敢于否定現(xiàn)存，在接受事物的過程中也懷疑事物，不斷地重復否定、揚棄和接收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對理論進行剖析，看到其中的精華和糟粕。第二，辯證性原則。辯證性原則是指用運動、發(fā)展、變化、聯(lián)系、矛盾的觀點來把握問題，看待問題，不僅僅看到問題的一面，還能夠看到另一面。只有樹立了這種意識，對事物的認識才能夠做到全面、深刻、客觀，才能夠看到事物的本質。它要求我們在進行哲學教育時，要對客觀事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既看到事物的優(yōu)點和長處，又看到事物的缺點和不足，進而能夠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質特點和規(guī)律，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第三，創(chuàng)新性原則。哲學的批判性原則和辯證性原則決定了人們在分析和思考問題的時候應該具備創(chuàng)新性原則。創(chuàng)新性原則內涵是指不斷地否定既定的常規(guī)，不斷地嘗試新的方法，不斷地形成新的思維，使得思維在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上，能夠反映事物的本質規(guī)律和特征。在哲學教育中，教育者要注意引導學生學會創(chuàng)新、敢于創(chuàng)新、培養(yǎng)學生與時俱進的優(yōu)良品質。

參考文獻：

[1]崔青青，何金泉.高校理論課實施素質教育應堅持的原則[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第9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范文

關鍵詞：哲學；研究；創(chuàng)新

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chuàng)新的基礎，要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將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研究結合起來，尋求文本研究與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哲學創(chuàng)新要注意開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則。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chuàng)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qū)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xiàn)在被誤讀的思想。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xiàn)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tài)，我們的事業(yè)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xiàn)實生活，哲學的創(chuàng)新更要以回歸現(xiàn)實生活為依據(jù)。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xiàn)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xiàn)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xiàn)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fā)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jù)是對現(xiàn)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chuàng)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fā)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凸現(xiàn)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xiàn)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fā)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xiàn)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xiàn)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xiàn)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xiàn)哲學的創(chuàng)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xiàn)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正確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