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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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關鍵詞: 大學生價值取向 塑造 選擇

對于價值取向的研判及其實踐體系的構架,一直是困擾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發(fā)展的重要論題。作為道德認知水平、個體理想狀態(tài)與個體完善的表達方式,大學生價值取向經受著個體選擇與實踐環(huán)境等諸多變量因素的影響,使得那些試圖用一種模式與方法來厘定價值取向的構想很難尋找合適的實踐土壤。在冷靜思考之后可以發(fā)現,大學生價值取向問題從來都沒有離開我們的視野,只不過對于價值選擇方向與價值評判標準的認識始終存在著“障眼法”,進而使研究者遁入了大學生價值取向塑造與選擇的“迷宮”,由此而衍生的開放性研究空間則可以帶來破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希望與路徑。

一、價值取向及其特征分析

價值取向問題躋身于龐雜的學科叢林中,屬于哲學本體論、道德認知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范疇。由于研究視角的差異,對于價值取向的邏輯起點很少得到理論關注。加之備受經濟學版本的“價值”詮釋的影響,人們希望在類似于商品交換的價值有效性方面獲得認同。價值選擇的有效性一度成為阻礙研究者思維拓展的絆腳石,這種僅僅依靠有效性來取舍價值旨趣,進行價值判斷,選擇價值取向的單向度思維,實質是用一元來主宰多元,以統(tǒng)一來規(guī)制多樣。延伸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只能將大學生價值取向匡范于工具理性與社會需求的懷抱之中,最終形成實踐的困境。因此,建立對價值取向的立體化認知方式是正確解讀該問題的關鍵。

基于哲學本體論考量的價值取向,主要回答行為主體的實踐價值問題,其特征是實踐性。在此意義上,價值取向屬于價值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個體的意識狀態(tài)向信念層次轉化的過程,也是支配和調節(jié)個體行為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導向性是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矛盾運動的高度統(tǒng)一,是哲學認識論向實踐論轉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價值取向作為荷載主體意識的實踐行動,不但要回答為什么進行這樣的價值選擇,而且要明確實踐的目標途徑與前進方向。

道德認知理論層面的價值取向,主要闡釋價值主體的認知方式問題,其特征是習得性。道德判斷是與價值取向密切關聯(lián)的一個概念,旨在揭示價值內涵實現的有效途徑,并通過行為主體對社會現實作出滿意或不滿意的評價。價值取向就是在道德判斷的基礎上,行為主體道德認知水平和價值評價的表達,其價值肯定與價值否定都是道德習慣養(yǎng)成與認知方式選擇的結果,也是將道德判斷引向實踐領域的重要途徑。

社會心理學層面的價值取向主要涉及價值主體的行為態(tài)度問題,其特征是傾向性。行為主體在價值選擇過程中總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其對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所持的態(tài)度規(guī)定著個體的行動。一般意義上,通常會認為個體的價值取向會受到心理暗示的作用,穩(wěn)定的社會心理也是價值取向塑造與選擇的動力機制。同時,這種傾向性也呈現出由單一化向多元向化轉變的特點。

二、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塑造

從以上三個角度剖析價值取向問題,有利于整體把握其基本特征,突出價值取向的可塑性。結合當前“80后”與“90后”大學生價值取向發(fā)展的實際,我認為必須全面認識并重塑大學生的價值取向。

一要強化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實踐性。有研究者將當代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基本特點概括為自我意識漸強、多元取向日益明顯、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顯弱化等方面,認為大學生價值取向受社會環(huán)境影響較大,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他們對外界的事物接受較快,但辨別能力弱。[1]這種靜態(tài)描述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式很具代表性,其缺陷在于忽視了價值取向的實踐生成,原因不僅在于脫離了社會實踐與校園生活實際,而且將“80后”、“90后”大學生作為“另類”群體,沒有從主體價值需求與價值實踐的現實圖景中去架構價值取向的研究體系。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念系統(tǒng)的重塑,要從健康向上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充滿競爭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自主選擇的個性精神風貌中去尋找答案,從實踐環(huán)節(jié)和大學生的精神狀態(tài)去歸納梳理。

二要呈現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習得性。大學生道德認知發(fā)展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漸進性是道德判斷的長期累積,更是不斷學習提高的過程。誠然,道德認知的適度超越可以使大學生的價值追求具有一定的發(fā)展?jié)摿?但中小學德育中只有理論標桿沒有實際舉措跟進的弊端,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學生對傳統(tǒng)德育的對立與叛逆。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大學生對以“唯我主義”為核心的西方哲學思想和倫理觀念持有濃厚的興趣,似乎存在西方社會思潮,諸如“功利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唯意志論”很容易會攻陷思想政治教育領地的危險。這恰恰說明,道德認知具有可塑性與學習累積效應,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嘗試不是社會人的專利,也可能是大學生熱衷的對象。因此,大學生價值取向的重塑不能將影響因素作為對立面看待,要從價值否定中吸取價值判斷的肯定因素,甚至通過一定程度與方式的價值錯位來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三要突出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傾向性。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多元結構的形成和出現,必然促使大學生價值觀體系呈多元化發(fā)展趨勢。大學生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和年齡、心理等方面的自身因素,使之具備揣摩和效仿新潮文化背后的價值觀念的激情和愿望,主要表現為重金錢實惠,輕理想追求;重個人利益,輕國家與集體利益;重知識才能,輕道德品質;重奢侈享受,輕艱苦奮斗。[2]由此,這樣的概括使大學生價值取向形成了對立沖突格局與理論對峙狀態(tài),失去了客觀運用動力機制重塑價值取向的可能。我贊同的觀點則認為大學生價值取向具有多元特點,表現為一元與多元的互動、整體與個體的融合、理想與世俗的共存、精神與物質的并重。[3]該觀點至少描述了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發(fā)展態(tài)勢,為價值取向的重塑與矯正提供了可能條件。

三、大學生價值取向的選擇

大學生價值取向的落腳點是價值目標實現路徑的選擇,這需要依托教育主客體矛盾關系的演化來推進,建立教育主體(教師)與價值主體(學生)價值需求的貫通機制,遵循道德養(yǎng)成與個體發(fā)展的統(tǒng)一,彰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tǒng)一。

一要堅持終極目標向多元目標的滲透。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終極目標就是價值觀的塑造與實現,其基本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基本內容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根本途徑就是理論的教育與滲透。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多元目標就是要正視社會轉型的客觀現實,尊重大學生的發(fā)展需求,承認不同價值取向的差異性存在,允許不同傾向的價值取舍,構建不同價值取向相互滲透影響、運動發(fā)展的格局。堅持終極目標向多元目標的滲透,不但要運用的理論、觀點與方法,引導大學生自覺養(yǎng)成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和諧發(fā)展的觀念,處理好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堅持奉獻的主導性與索取的合理性的統(tǒng)一,而且要正確看待價值取向形成與價值目標實現的漸進性,堅持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共存、物質利益與精神追求兼顧、社會貢獻和個人索取同在,促進多元目標的有序發(fā)展,為終極目標的滲透奠定堅實而廣泛的基礎。

二要實現智慧早熟與政治早熟的同步。大學生的智慧早熟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內在條件,智慧早熟與生理、心理的成熟并不同步,它需要在學習與磨礪中獲得,也是堅持“慎獨”和“自省”的結果。智慧早熟以學習目的、態(tài)度、動力和方法的掌握為基礎,是個體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與多樣化發(fā)展的綜合表現。大學生的政治早熟是對于人生態(tài)度、價值取向和道德約束的經驗積累,也是高等教育堅持以人為本并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小學所提供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教育模式提供了個體政治早熟的框架體系,但真正融會貫通還需要依靠智慧與生理心理條件,離不開高校學習生活實踐的砥磨。實現智慧早熟與政治早熟的同步,要將價值取向的選擇融入大學生自我內省的心理發(fā)展過程,堅持成長成才觀為導向的現代教育理念,提供學生展示自我的機會與舞臺,加強“三自”教育(即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成效,不斷開辟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渠道與空間。

三要促進價值導向與價值取向的轉化。價值導向是上層建筑中具有廣泛影響力與滲透力的重要因素,主導性與廣泛性是其主要特征。當前我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內容,以全社會的價值實踐為主題,遍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諸多領域,目的在于增強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和向心力,促進社會共同體的團結和穩(wěn)定。價值取向則是價值導向與價值判斷影響個體態(tài)度與行為的具體表現,在個體價值塑造與選擇過程中表現出實踐性、習得性與傾向性的特征。當前,積極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與充滿競爭的經濟環(huán)境,為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多元發(fā)展提供了豐厚的條件,自主道德判斷與價值選擇占據了主流位置。因此,促進價值導向與價值取向的轉化,要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價值目標順利轉化為大學生的價值需求與價值取舍的動力;要將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價值追求和文化認同轉化為大學生追求自身全面發(fā)展的不竭動力;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為激勵青年學子團結奮斗、勵志成才,朝著全社會共同目標前進提供強大的思想動力。

參考文獻:

[1]侯玲,于曉娜.從文化消費看大學生價值取向教育[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4):30-31.

第2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關鍵詞] 關鍵詞 潤澤 政治課堂 生活

[中圖分類號] G63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058（2016）180073

佐藤學在《靜悄悄的革命》一書中提出了“潤澤的教室”這個概念。什么是潤澤的教室呢？佐藤學先生說：“‘潤澤’這個詞表示的是濕潤程度，也可以說它表示了那種安心的、無拘無束的、輕柔滋潤肌膚的感覺?！睆倪@一層意義上說，潤澤的課堂就是指在課堂上，師生關系、生生關系是融洽和諧的，這里沒有緊張、恐懼、擔心和不安，沒有訓斥、責罵、侮辱和體罰，“每個學生都能放心地打開自己的心扉，每個學生的差異都能得到關注”。45分鐘的課堂里，學生猶如置身于和諧而愉悅的生活之中，培養(yǎng)興趣，改變思維，提升素養(yǎng)，再造新我。

潤澤的政治課堂必須來自豐富的實際生活，這是生活與哲學的應有之意。生活與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貼近實際生活，把哲學的基本理論和實際生活緊密結合起來。這一特點要求我們在使用教材時，必須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融入具體的實際之中，真正實現哲學和生活的有機統(tǒng)一。下面筆者以《價值和價值觀》一課的教學為例，談談自己的幾點做法。

一、立足生活，確定教學目標

一般來說，政治學科課堂教學目標有三個維度，即知識目標、能力目標和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但從根本上來說應著眼于培養(yǎng)學生的“德”這一核心素養(yǎng)。鑒于此目標，筆者在《價值和價值觀》一課中設置了如下目標。

1.弄清物的價值與人的價值的不同，使學生初步具有認識和分析事物價值的能力，加深對人的價值的理解，學會正確評價人的價值。

2.通過價值和價值觀的學習，深刻理解正確的價值觀是我們擁有美好生活的指路航標，擁有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諦。

3.通過本課內容的學習，增強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觀認同感，自覺遵守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的個人價值準則。

以上三點目標立足于學生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體驗，緊扣社會生活的主題，更切合了當今社會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思想實際，對廣大中學生的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起著積極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面向生活，選擇教學內容

生活化的教學是新課改的方向和重要成果。我們所說的實際生活包括了個人的和社會的，現實的和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豐富內容。我們在選擇教學內容時應力圖實現學科內容與社會生活的有機統(tǒng)一。筆者在講授“什么是價值”時，并沒有直接讓學生到教材中找答案，而是預先設計了一個探究活動“說說你的Happy 事”。上課前先要求學生回憶并說出進入學校以來發(fā)生在自己身邊的“趣事”。學生歡呼雀躍，七嘴八舌。筆者從中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如“每天都有好吃的”“和小伙伴們一起快樂地玩?！薄笆盏胶枚嗌召R卡”“被好多人夸帥”“有好舍友”“告白了，雖被拒絕”“學校有好的學習氛圍”“在藝術節(jié)上為班級爭光”“政治老師給我們上政治課”等等。題材涉及個人、班級、宿舍和學校等，內容涵蓋個人思想、同學關系、師生關系、學習環(huán)境等方面。然后課堂上讓學生談論、交流，從而引出“什么是價值，物的價值與人的價值的區(qū)別”的學習內容，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一個“說說我的價值”師生互動環(huán)節(jié)。其設計意圖就是從學生的生活入手，便于學生敞開心扉，打開思維的大門，讓他們的真情實感自然流露，“樸素中見親切”，在相互討論、交流中引發(fā)思維碰撞，點燃思想火花。

三、貼近生活，優(yōu)化教學方式

潤澤的課堂強調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關系是平等、融洽、和諧的，強調過程的豐富、緊湊與和諧。在潤澤的教室里，學生充滿安全感和信任感，充滿對知識探索的渴望，能夠寬松、充實地學習，可以無拘無束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而不必擔心出現錯誤。

新課程改革的核心是自主、合作、探究、創(chuàng)新?！镀胀ǜ咧姓n程方案》指出，創(chuàng)設有利于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課程實施環(huán)境，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合作交流以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我們必須切實轉變教學方式，基于問題，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去學，去發(fā)現，去思考，去體驗。

例如，筆者在講授“什么是價值觀及價值觀的導向作用”時，設計了《Happy bus遇到分岔路口》探究活動：請列舉生活中的煩惱事。筆者選擇了發(fā)生在學生中間的幾個典型“煩惱事”：1.今天你值日，可你身體有些不舒服，你會怎么辦？2.今天很冷，你想開空調，但坐在空調下方的同學極力反對，你會怎么辦？3.校車到了，本周你是站票，可車上還有很多空位，你會傻傻地站著嗎？4.有人說上文科班的學生素質差，對此，你怎么看？面對這些“生活的煩惱”，學生極具共鳴。接下來，開始分組展開激烈的辯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段集中的交流發(fā)言后，教師適時引導點撥，結論水到渠成：人人都有價值觀；價值觀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價值觀有導向作用；要樹立“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學生都有著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獨特的情感表達方式。這就需要教師善于創(chuàng)設一種“接地氣”的潤澤環(huán)境，讓學生在一個面對面的、民主的、舒適情景中學習，自覺、自愿地學習，和諧、融洽地學習，共享、共進地學習。

四、服務生活，追求教學效果

課堂是師生共生共長的精神家園和生命場，這里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人格教育、習慣教育和文化教育。思想政治課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著眼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注重把知識傳授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提高學生素質，作用社會，服務生活。如在講授“如何評價人的價值”內容時，筆者選擇了2012年“感動中國”獲獎人物“最美女教師”張麗莉的事例，并設計了一個討論題：從張麗莉身上你感受到哪些高貴的品質？同時制作了幾幅現場頒獎圖片供學生觀看，討論。學生爭先恐后，踴躍發(fā)言：“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高度的敬業(yè)精神”“無私的奉獻精神”“大義的生死觀”“超脫的名利觀”。在熱烈的氣氛中，學生認知的提升，心靈的浸潤，情感的升華，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在這樣一個潤澤的課堂，師生共同修養(yǎng)了身心，滋養(yǎng)了情感，涵養(yǎng)了精神。筆者相信，在他們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在面對諸如此類的事情時，一定會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選擇。這正充分彰顯了政治課的教育價值和社會效益。

第3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tài)；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合一；價值觀

一、常態(tài)與新常態(tài)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變化

思想政治教育與國家政策、社會發(fā)展及價值觀導向息息相關。社會價值觀一旦偏離了傳統(tǒng)思想政治教育的預定軌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則會陷入極大的被動境地，高校學生黨員的先進性也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以常態(tài)下的社會為例，絕大部分義務教育階段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僅僅為升學考試服務，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世俗化、利益化、西方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下早已不能滿足理論上的教育目標。在高度信息化的強有力沖擊下，許多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在實踐運用中舉步維艱，難以深入人心。與此同時，高校學生黨員隊伍基層建設也或多或少地夾雜著利益的角逐，黨員隊伍在自身理論學習及社會實踐上也有待提高。

在新常態(tài)下，隨著相關政策的轉變、輿論信息傳播高速化，社會輿論及價值觀導向將逐步進入正軌，思想政治教育將比以往更易于運用到社會實踐中，此時的實踐積極性及理論轉化為實踐的效率性將大大提高，高校大學生們尤其是學生黨員在正面大眾文化的引導下更加清晰自我前進的方向，堅定時代賦予的使命，而以往一度盛行的享樂及拜金主義將逐步在學生群體之間小眾化、邊緣化，并最終被新時代的高素質人才所拋棄。

二、常態(tài)與新常態(tài)社會過渡期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常態(tài)與新常態(tài)之間，社會的發(fā)展必然會存在著過渡期，而過渡期正是社會價值導向與國家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在社會思想沖突融合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理論研究與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差距最大的時期。由于許多理論上的知識在內容上與社會通俗思想差距過大，一時無法為眾人內心所接受，間接助長了群眾內心的對立化情緒，也直接導致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實際效率大打折扣。

此時，社會的信仰面臨著極大的挑戰(zhàn)。原有的信仰體系在完善發(fā)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或多或少的間隙，而高速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給了宗教及無政府主義等外來信仰體系以可乘之機，他們將原有信仰體系中的瑕疵刻意擴大化并通過互聯(lián)信息平臺廣泛傳播到普通民眾中，以此凸顯自己在信仰體系上的優(yōu)越性。一般來講，自由是社會及國家所認可的，但許多乘機借此興起，給國家安全及社會穩(wěn)定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這也不得不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的重視。

以高校為例，歷經多年應試性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大學生們對于新的德育課程早已失去本應有的興趣，與之相對應社會實踐性也大打折扣，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在長期的校園氛圍及常態(tài)社會下傳統(tǒng)利益思想的影響下無法達到預設的效果，這一時期對于剛剛踏入社會的高校畢業(yè)生來說受此影響與沖擊最大。不良思想的入侵及不正確的思想教育方法將扭曲其社會價值觀及自我認同，間接影響到社會生產效率及國民素質的提高，為社會埋下不穩(wěn)定因素。

三、新常態(tài)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合一”構建

新常態(tài)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和工作重心已經由理論研究轉向社會實踐。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莫過于知行合一的實現。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的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理論領域，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合一命題的提出已有較長歷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在傳統(tǒng)文化和現代思想分析上見仁見智，提出了許多見解，在此筆者不做贅述。筆者認為，此時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純粹理論分析上已完全滿足于社會發(fā)展的需求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經超出了部分人的理解范圍，而我們當下在理論領域的重要任務便是放緩純粹理論研究的步伐，轉向實踐理論的探索。在中國哲學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具有極其明顯的實踐性特征，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因而在這里，“知”與“行”的關系將側重于“行”的實踐理論研究和實踐過程的探索，為實踐的實施提供完善的理論指導。

在實踐領域，需要優(yōu)先考慮的就是各項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首先，建立廣泛的平等化制度。平等化制度體現在高校師生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在平等、合理、公開的基礎上將不同等級、不同背景的師生在各方面需求統(tǒng)一化、公平化，力求消除師生間及學生間的待遇差距，讓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實踐方面的平等化和可行化。其次，在平等化制度的基礎上完善面向廣泛、公開透明的獎懲機制。獎懲機制是促進理論向實踐轉化的重要催化劑，而獎懲機制的優(yōu)良與否更直接影響到實踐的效率。在此，基于平等化的原則，獎懲制度力求達到廣泛、公開透明。獎，應當足夠實際化，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象征性的層面。懲，應該具備足夠威懾力，同時能夠真正執(zhí)行，從制度上保證國家同社會對善的肯定與鼓勵，對惡的否定與摒棄。除了制度的建立，良好氛圍的營造同樣不可或缺。常態(tài)下由于社會發(fā)展的不均衡，社會地位及財富收入不平等造成貧富差距拉大，而國家與社會對此引導不足以產生積極的影響。進入到新常態(tài)的過程中，營造良好的氛圍便顯得尤為重要。

筆者認為，新常態(tài)下所需要營造的良好氛圍便是對于社會上由來已久的習慣性思維的一種否定下的實踐。對政府層面而言，最重要的莫過于反腐倡廉，提高政府公信力與執(zhí)政效率；對于黨員而言，應該時刻牢記使命、努力體現先進帶頭作用；而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就當慎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為人師表，做好示范作用。這是知行合一中“行”能否實現的關鍵，也是“行”能否反哺“知”，讓“知”與“行”循環(huán)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四、古往今來知與行的對立與統(tǒng)一的認知爭辯

從古至今，教育家與思想家們對于“知”與“行”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爭論已久，自先秦孔孟思想以來，中國思想史上對于知與行這一哲學問題長期認為其相互獨立，認為知易行難，先知后行。朱熹認為“致知力行，論先其后，固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直到王陽明對此的批判強調知行本體為一，不可分離。知與行的先后問題已經開始轉變?yōu)榕袆e是非標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實際上。筆者認為，自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提出以來，判別是非的標準仍應當基于主觀思想與客觀現實的結合，即“知與行”的統(tǒng)一，盡管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始終是相對存在的，人們無法達到在較長的時間里保持理論與實踐的完美吻合，在此，我們突出強調實踐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不得不預防為追求“知行合一”，而刻意地使二者完全達到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結合，從而挫傷理論的前進和對于實踐“揠苗助長”式的推進。

當下，我們突出強調實行合一、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不可避免地會使人誤以為理論發(fā)展得過于超前而需要突出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在常態(tài)向新常態(tài)過渡時期，實踐的發(fā)展也許會在某個關節(jié)上超越理論，而理論相對于實踐的附屬性地位將容易使人無視實踐對于理論的反哺意義，從而反向擴大理論與實踐的差距。

為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在強調實踐重要性的同時，不可忽視實踐對于理論的反哺作用以及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刻意偏袒將不利于知行合一的實現及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發(fā)展。這一思想對于社會大眾而言一般難以認可，普通人則偏向于常態(tài)社會里的慣用方法解決一般問題，高校大學生尤其是學生黨員的作用在此凸顯，作為擁有高素質的知識青年，他們對于知識的掌握運用明顯快于常人，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與思想的成熟，他們很容易發(fā)現理論與實踐和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他們也會探尋各種方法以解決相關問題。因此，高校大學生對于知行合一思想的傳播實踐至關重要，同時學生黨員作為其中的先進群體應當在整個過程中起到良好的帶頭示范作用。

總而言之，新常態(tài)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合一是在當今社會過渡期的一種在高校校園里以學生黨員為對象進行的設想性理論探索，也是為解決當下理論與實踐分離脫節(jié)現狀而提出的一種有效機制，具體成效如何還有待時間檢驗，但出于未雨綢繆，任何思想在提出之初就應當預想其實施及后果，因而筆者強調知行合一的優(yōu)越性，同時也不忘其往后面臨的挑戰(zhàn)。

參考文獻：

[1]董平.王陽明哲學的實踐本質――以“知行合一”為中心[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6，（1）.

第4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1.直面多元現實，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適應性與有效性

只有順應多元社會的現實，主動應對，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決學生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惑，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適應性與有效性。

（1）增強開放性、提倡多樣化。改革開放在實現了我國社會結構開放的同時，也使中國更進一步地融入了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在廣泛的世界交往和合作中，各種文化、思潮、價值觀念紛沓而至。因此，在愈加開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應該接受開放的理念，去正確解讀不同主體的價值觀念和其它民族的精神產品，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價值，引導學生拓展視野，使之在接觸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中，經風雨、見世面，適應社會發(fā)展變化的需要。

（2）關注民主化、強調平等性。民主與平等是學校教育中一直不斷追求和完善的原則。在一元社會背景下，受教育者作為既定的接受者和遵從者，很少有“民主”可言。在多元開放的信息社會境遇下，傳統(tǒng)的強制式的權威思想政治教育觀念顯然已不合時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確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寬容和尊重不同受教育者的文化與價值取向的差別，并在教育過程中教會受教育者對待多元文化與價值的正確態(tài)度。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與市場經濟下的獨立意識、民主意識相適應。

（3）重視主體性，培養(yǎng)辨別力。培養(yǎng)具有主體性的人是時展的必然要求，是當前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方向。同樣，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須要注重個體主體化的發(fā)展，承認學生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尊重個體的自我成長需要，教育的社會要求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內化。同時，面對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特別是在以席卷全球的文化產品和強勢網絡語言為載體的西方價值觀、生活方式的沖擊和滲透下，還必須要高度重視主體辨別力的培養(yǎng)，受教育者只有具有良好的辨別能力，才能適應未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多元復雜變化,成為21世紀社會生活的主體。

（4）加強活動實踐，力求貼近性。唯物史觀認為，活動對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發(fā)展起著決定性作用。所以，應當破除傳統(tǒng)的以知識和學科為本位的應試教育理念，牢固樹立實踐活動意識與以人的成長和全面發(fā)展為本位的理念，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實踐，變單純的灌輸式教育為體驗式教育。要實現這一點，在活動內容和載體的選擇上，必須突出貼近性。注意遵循學生的成長和成才規(guī)律，研究教育內容與學生的相關性，善于從活動中挖掘新內容、吸收新思想、解決新問題，思想政治教育方能深入心靈，落地生根。

（5）優(yōu)化教育環(huán)境、突出社會化。“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3]可以說一切社會關系就是人思想的來源和形成條件，其邏輯結果只能規(guī)定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社會化事業(yè)，“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不僅是一種現象，也是一種趨勢”。[4]因而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多元社會發(fā)展進程中帶來的各種沖擊和影響，必須要從學校教育的自我封閉中解放出來，主動接觸社會，積極借助家庭、大眾傳媒和各種團體等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優(yōu)化的社會育人環(huán)境，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化，才能保證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中與時俱進。

2.形成共識，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在正視多元化的同時，必須重視社會共識和共享價值的構建和宣傳，以實現社會價值觀念的正確導向，確保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和多元社會的健康發(fā)展。

（1）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過程，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導向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價值觀教育。在一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系列價值觀構成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代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是社會主義基本價值思想、價值理想、價值精神和價值觀念構成的整體，不但強調以為指導思想，而且強調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團結友愛，是引領社會思想政治道德建設的一面旗幟；是全民族團結和睦、奮發(fā)向上的精神紐帶，為多元社會的整合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認同和價值追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堅定政治立場，堅持意識形態(tài)的導向性，把以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過程，引導學生培養(yǎng)正確的思想政治品德，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命運，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從而為成為未來社會的建設者奠定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

（2）加強民主和法制教育，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設。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不僅需要相應的主導價值共識，也需要相應的各種社會規(guī)范。民主和法制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實現社會穩(wěn)定的最基本規(guī)范。它通過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而獲得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和遵循，并通過國家權力的強制力保障實施，是一種把多元性和不確定性加以制度化的制度，因而能有效地幫助一個現代多元社會維持自由、穩(wěn)定和統(tǒng)一，為依此制度而產生的政府提供制度和法理上的依據，為沖突的解決提供規(guī)則和程序，為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提供保障，是社會整合的基本方式。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要加強對學生進行法制和民主教育，確立憲法的至高無上性和法律的不可觸犯性。使學生深知生活方式和價值的追求可以多樣，但遵守的規(guī)則卻是共同的，規(guī)則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樹立這種意識和理念，強化個體對國家共同體的義務信念，才能實現每個個體的自由和社會的穩(wěn)定，為社會的凝聚和整合提供制度上的保證，為未來社會培養(yǎng)合格的公民。

（3）倡導寬容和商談，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教育原則。多元社會作為一種“異質社會”，在很多問題上，人不能達成絕對的同一，并會因觀點不同而產生對立和沖突。在此，寬容和商談是解決問題的一項基本原則?！皩捜菔沟貌町愋源嬖?，差異性使得寬容成為必要”。[5]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須倡導寬容精神和商談理念，既要容納不同的觀點和價值取向，又要尋求共享價值、尋求由對抗向對話的轉變來解決沖突。增強學生的對話意識，允許學生發(fā)出不同的聲音，使學生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營造一種寬松的環(huán)境，進而引導學生通過商談和對話，學會在價值的“交疊共識”和妥協(xié)中逐步達成共識或相互認同的結果，實現多元社會歷史條件下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主體的互惠共享和相互依存。

3.在指導思想和實踐中，超越價值絕對主義與價值相對主義的二元對立

第5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1.加強企業(yè)精神的培育和企業(yè)形象的建設，為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創(chuàng)造良好的激勵氛圍。企業(yè)文化建設認識到了企業(yè)精神的巨大力量，把培育積極向上的企業(yè)精神作為管理的核心內容和重要任務之一。優(yōu)秀的企業(yè)精神一旦形成，就會在企業(yè)內部生成積極向上、拼搏進取的環(huán)境氛圍，從而有力地推動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有效地發(fā)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

2.運用企業(yè)文化以人為本的特定內涵，為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創(chuàng)造人和的氛圍。企業(yè)文化理論作為一種管理理論，其實質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哲學，它關心人的利益和發(fā)展，滿足人的價值實現和精神追求。這種基本原則是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原則相一致的。因此在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可以運用企業(yè)文化建設的優(yōu)勢大力營造人本企業(yè)文化。

3.借助企業(yè)文化的整合和導向力，拓寬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領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時代步伐的不斷前進，受文化水平、社會價值觀念多元化等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響，企業(yè)員工思想日趨復雜，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的思想問題，已難于在生產之中得到解決。優(yōu)秀的企業(yè)文化對企業(yè)員工的行為具有整合和導向作用，能夠激發(fā)出員工內在的約束力和自制力，使員工不同的價值觀在企業(yè)文化的整合作用下，逐漸朝著企業(yè)共同的價值方向趨同。企業(yè)文化這種整合和導向力能夠使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八小時之外而發(fā)生作用，并收到積極效果。

4.利用企業(yè)文化的物化手段，豐富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和內容。近年來，國有企業(yè)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現了無所適從、軟弱無力的狀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缺少必要的物化手段，使工作顯得枯燥、呆板，效果不明顯。在這方面，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借鑒企業(yè)文化的物化手段，寓思想教育于各種活動之中，利用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促進思想政治工作廣泛展開，從而將思想政治工作主題與任務滲透于這些活動內容之中，使每個員工在享受文化活動樂趣的同時，不經意間在思想觀念、心理素質、道德情操、行為方式等方面得到陶冶和提高，這樣既填補了日常教育的空白，又挖掘了教育的深度，使思想政治工作從根本上克服了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枯燥乏味、軟弱無力的弊端。

二、通過發(fā)揮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優(yōu)勢來促進企業(yè)文化建設

1.堅持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導向功能，保證企業(yè)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國有企業(yè)中，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大局出發(fā)，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國有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方向。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可以為企業(yè)文化建設提供宏觀指導，保證企業(yè)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為使企業(yè)健康發(fā)展，國有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和總體上把握，堅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以建設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礎，在企業(yè)對經營理念、企業(yè)精神和企業(yè)道德等一系列文化內容進行規(guī)范過程中，充分發(fā)揮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導向作用。

2.借助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層次內涵，豐富和提升企業(yè)文化建設的內容和層次。首先，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豐富社會主義企業(yè)文化的特定內涵。由于經濟基礎、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不同，使得西方企業(yè)文化建設和我國企業(yè)文化建設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差異，西方企業(yè)文化所倡導的團體意識、思想、精神主要是指企業(yè)的理想、目標、精神以及企業(yè)的經營哲學和價值觀念，他們對企業(yè)員工素質要求幾乎不包括政治思想素質方面的要求，而我國的企業(yè)文化建設中，對企業(yè)員工群體素質的要求首先包括政治思想素質，不僅要對企業(yè)員工進行企業(yè)精神、團體意識教育，還要對員工進行從業(yè)心態(tài)教育、形勢政策教育等，這些構成社會主義企業(yè)文化建設的特定內容。因此，要補充和完善社會主義企業(yè)文化建設的內容，必須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密切配合。其次，要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優(yōu)勢，提升企業(yè)文化層次。

3.運用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塑造、引導功能，建立企業(yè)文化觀念。

(1)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和培育企業(yè)價值觀。企業(yè)價值觀作為企業(yè)文化基石，是企業(yè)生存的思想基礎，也是企業(yè)發(fā)展的精神指南。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應發(fā)揮其教育、引導功能，做好企業(yè)價值觀的培育工作。根據當代社會發(fā)展趨勢對企業(yè)的客觀要求，為顧客提供優(yōu)質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多方面需求，履行社會責任，為國家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等等應是現代企業(yè)尤其是國有企業(yè)所應擁有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的建立需要通過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對員工進行社會責任感教育，使員工自覺地擔負起滿足社會需求，為顧客創(chuàng)造更大價值、為國家做出更多貢獻的社會責任。

(2)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與塑造企業(yè)精神。企業(yè)精神是企業(yè)文化的主導和精髓，是企業(yè)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一面旗幟。抓好企業(yè)精神塑造、弘揚和實踐，既體現了企業(yè)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是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的應有之義。在我國國有企業(yè)中，應當以集體主義、拼搏進取、求實創(chuàng)新精神作為企業(yè)生產和發(fā)展的主要內容。堅持以集體主義精神建設我國現代企業(yè)文化，有利于提高員工愛企業(yè)、愛集體的覺悟；有利于企業(yè)內部形成相互幫助、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形成艱苦奮斗、求實創(chuàng)新的進取精神。

(3)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與建設企業(yè)道德。企業(yè)道德是“企業(yè)內調整人與人、單位與單位、個體與社會、企業(yè)與社會間關系的行為準則”。它既是本企業(yè)員工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同時又是該企業(yè)對社會應負的道德義務。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一些企業(yè)出現了道德失控現象，如為提高經濟效益，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做出有損社會、有損環(huán)保的企業(yè)行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應當發(fā)揮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引導和教育廣大員工明確社會主義生產經營的目的，讓員工認識到自己的職業(yè)道德義務，自覺地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從而正確地處理好個人與企業(yè)、個人與社會、企業(yè)與社會的關系，使企業(yè)道德建設逐步深化。

(4)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yè)目標確立。企業(yè)目標是企業(yè)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是企業(yè)在一定時期內提出的奮斗目標。由于社會主義企業(yè)文化建設必須服從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還必須結合各基層單位、班組崗位及員工個人目標，而企業(yè)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溝通協(xié)調作用和激勵功能，不僅能夠保證企業(yè)文化服從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還能利用自己的網絡優(yōu)勢使員工感到實現企業(yè)目標的過程。所以企業(yè)文化對企業(yè)目標的導向、整合功能還受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制約，也只有通過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引導功能才能調整好這些目標。

三、總結

第6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tǒng)行政機械化的發(fā)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fā)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fā)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zhí)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fā)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tǒng)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xù)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tǒng)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tǒng)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qū)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tǒng)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huán)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fā)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fā)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fā)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fā)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鏈的始發(fā)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guī)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fā)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fā)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guī)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qū)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fā)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yōu)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yōu)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jié)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tǒng)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fā)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fā)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潛能?！币虼?，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guī)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xié)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tǒng)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huán)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huán)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chuàng)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然而，單純依靠行政制度的正義是否就能保證行政的正義導向?根據慈繼偉“正義兩面性”的解釋，制度正義是有局限的，需要對個體美德的呼喚正如麥金太爾站在雅典諸德行的立場上對羅爾斯諾齊克論爭之批評所闡明的，無論制度的設計多么完美、健全、正當，最終都取決于古典公民美德的復蘇。公共行政的正義導向需要公民尤其是行政管理者的正義美德的支撐，即使是制度正義除了需要制度選擇、設計的正當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運行的管理者公共權力行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礎此外，行政正義的局限性不僅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運用公共權力的操作層面上的基礎，還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內的公民對于正義期待與代表全體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義制度在其履行正義職責時，亦有一個時效相對滯后的問題，因而，亦會引起人們的道德憤恨。這就需要‘寬恕’之美德，以‘遺忘’不正義行為。

而這寬恕和遺忘有賴于公民以自己的仁愛以及對行政制度正義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對等的報復。毋庸質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眾)個體的美德精神與行政制度的正義正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支撐著現代行政的正義導向。

第7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Abstract:The article summarized our country about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al measure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relate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and proposed how about point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 which the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 needs to further study.

關鍵詞：當代大學生 價值觀 教育措施 綜述

Key words: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al measure summary

作者簡介：王苑嶺（1983――），女，籍貫：四川省成都市?，F為重慶師范大學政治與社會學院2007級研究生。本人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與青少年文化。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5-0175-02

一、我國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措施綜述

（一）豐富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內容

研究者針對近年來高校價值觀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問題，積極主張加強以理論為基礎的大學生人生價值觀及其相關的政治觀和道德教育；提出強化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大學生心理素質。在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同時，汲取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思想，防止西方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如山西大學王偉、馬占世在《淺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必要性與對策》一文中，分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生價值觀的特點現狀，認為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從理論上講，一方面應加強基本理論的教育，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另一方面，教育者必須有能力總結和抽象出適應社會主義發(fā)展趨勢的新價值觀，成為新價值觀的探索者。從操作上講，進一步完善當前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體制和從運行機制。注意處理好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理想教育與現實教育、語言教育與行為教育、正面教育與反面教育的相互關系。文章指出，價值觀教育在很多人看來仍然是校黨委的任務，與專業(yè)教學無關。這就導致價值觀教育與專業(yè)教育兩張皮的現象，無形中制約了教育的力度。因此加強價值觀教育首要的一點就在于為其“正位”，在高校的各項工作中確實體現德育首位。[1]河南農業(yè)大學王云蘭在《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沖突及教育對策》一文中，認為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不僅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構筑其精神支柱，還應該強化其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協(xié)調其內心沖突。[2]

（二）改善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形式

作為一種實踐性知識的價值觀，傳統(tǒng)灌輸式教育方式的有效性、針對性等問題近年來不斷引起專家學者以及公眾的熱烈討論，改進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方式成為價值觀教育研究領域的重點內容。大量研究對如何改進價值觀教育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多數觀點認為肯定了灌輸式教育方式對于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可行性，但同時不少研究者也看到了灌輸式教育方法在應用中的有限性，它不能保證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聯(lián)動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它忽視了受教育者的主體性。有研究者指出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在方法上應堅持“五結合、五為主”的方針，即：堅持灌輸與自我教育相結合，以灌輸為主；堅持疏導與堵塞相結合，以疏導為主；堅持說理與情感熏陶相結合，以說理為主；堅持個別教育與集體教育相結合，以個別教育為主；堅持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以學校教育為主[3]；有研究者認為當代大學生處于傳統(tǒng)與后現代之間。他們的價值觀的特征為傳統(tǒng)、現代和后現代三種價值觀的融合。他們是非主流和文化反哺的一代。對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要以價值觀為指導，繼承傳統(tǒng)優(yōu)秀價值觀思想，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在教育中，要發(fā)揮大學生的主體地位作用。[4]；還有研究者主張通過增強大學生社會實踐，促進其知行合一，使其價值觀念得以升華[5]等等。

（三）拓展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途徑

大學生價值觀教育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以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教育的形式開展。目前研究者積極主張加強課堂理論教育的同時，注意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途徑多渠道的拓展。其中，運用網絡進行主流價值觀宣傳引導，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成為了近來改進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渠道的重要方面。

有研究者主張拓展大學生價值觀的教育平臺，大力構建和諧校園文化，提高其人文素養(yǎng)，對其進行價值觀潛移默化的培養(yǎng)。[6]有研究者根據某一文化在高校中是否占主導地位，是否與社會期望相吻合為標準，將高校文化分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通過正確處理好高校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關系，切實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其對策方面的主要觀點：與時俱進，更新理念，建設和諧的校園文化環(huán)境；毫不動搖地堅持主流文化的發(fā)展方向，改進主流文化的傳播方式；加強對大學生進行有關非主流文化的教育和引導；挖掘非主流文化中的育人因素，為高校價值觀教育所用。[7]關于互聯(lián)網絡對大學生影響的應對措施，有研究認為，首先，在宏觀上國家要加強對互聯(lián)網絡的管理和建設；其次，社會各界包括學術界應加強網絡倫理、網絡道德規(guī)范、網民的道德人格建設；再次，學校應加強和改進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時注意塑造大學生健康的網絡道德人格，實現網絡生活自律。[8]

（四）優(yōu)化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環(huán)境

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總是在一定的環(huán)境條件下開展的，環(huán)境對其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多元的社會觀念、社會現象和社會思想深刻影響著我國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日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校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就其措施的可行性、靈活性和針對性進行反思。有研究者主張分析利用教育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充分發(fā)揮環(huán)境因素對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導向、塑造和強化作用。包括社會、家庭和學校在內的諸多環(huán)境因素對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影響及對策研究成為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研究的一大熱點。歸納發(fā)現，研究者提出的優(yōu)化教育環(huán)境的措施主要涉及宏觀和微觀兩方面。

宏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引導大學生建立社會主義的義利觀，社會轉型期大學生價值觀的構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模式的創(chuàng)新，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教育、引導大學生健康向上的價值觀等。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和變化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社會風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實證分析表明，社會風氣與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和變化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為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教育和引導當代大學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價值觀，應嚴懲黨內腐敗是引導當代大學生形成廣泛政治認同和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徑；加強學風建設是引導當代大學生形成健康的道德價值觀和人際價值觀的有效途徑；創(chuàng)建和諧社區(qū)、強化行業(yè)自律、建立和諧的家庭關系，是引導當代大學生樹立健康的人際價值觀、職業(yè)價值觀和婚戀價值觀的有效途徑。[9]

微觀方面：和諧校園文化建設，影視等大眾文化正確取舍，校園網絡文化建設，網絡等大眾傳媒輿論引導等。如：寧波大學吳錫存在《大眾傳媒低俗化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一文中提出克服大眾傳媒低俗化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措施有：要加強對大眾媒體的管理與監(jiān)督，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要提高媒體從業(yè)人員的整體素質，要充分發(fā)揮校園媒體的育人功能，要加強大學生的實踐環(huán)節(jié)。[10]

二、我國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措施研究特點與思考

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內容更新方面的措施建議，大學生心理健康得到強調，而對于如何有效加強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研究還較少?，F有文獻對于開展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諸多渠道或平臺的整合協(xié)同機制建設還涉及較少；對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措施宏觀構架比較完整，具體方法的針對性不明顯。從宏觀角度談得較多，具體操作談得較少，對大學生價值觀既有的普遍問題分析較多，對實施教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較少。大多研究就措施談措施，對于措施實施可能遇到的問題分析不足，對如何解決實際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的經驗交流較少。

在學科方面,由于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問題及應對措施是多學科的研究對象,所以各人文社會科學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比較而言,從心理學角度研究大學生價值觀的文獻較多，特別是對大學生價值觀形成的心理因素的分析和大學生價值觀量表研究。然后是教育學（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法律等角度。研究者從哲學角度主要是對價值觀理論內涵及外延進行了探討；從思想政治教育實際層面對價值觀與大學生行為關系，價值觀教育的影響因素及教育措施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教育領域對價值觀的研究雖然數量較多,但成果大多界限與大學生價值觀現狀調研分析，經驗與理論的有機結合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從總體來看，研究者從當前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相對滯后的問題入手，主要從豐富教育內容，改善教育形式，拓展教育途徑，優(yōu)化教育環(huán)境對開展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措施進行了思考和設計。其中關于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狀況的調研成果較豐碩（在此不作贅述）；同時對如何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實效性的建議也較豐富，但是對于如何具體開展能夠遵循大學生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教育實踐調研和對策研究還比較欠缺。

參考文獻:

[1] 王偉 馬占世.淺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必要性與對策 [J].生產力研究,2002,4.

[2] 王云蘭.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沖突及教育對策[J].河南農業(yè)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

[3] 孫立華 于永海.關于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幾點思考[J].遼寧工學院學報,2007,6.

[4] 王軍 李寶章.傳統(tǒng)與后現代―― 當代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芻議[J].遼寧教育研究,2004,3.

[5] 陽智明 陳延斌.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的特征分析與教育建議[J].中國青年研究,2006,9.

[6] 姚軍.和諧社會視域中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意義訴求[J].遼寧教育研究,2008,2.

[7] 吳偉.關于加強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思考[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07,4.

[8] 王天德.網絡狀態(tài)下的大學生價值觀[J].學術界,2005,4.

第8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fā)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tǒng)的發(fā)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fā)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fā)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fā)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fā)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fā)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tǒng)行政機械化的發(fā)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fā)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fā)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zhí)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fā)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tǒng)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xù)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tǒng)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tǒng)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qū)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tǒng)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p>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huán)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鼻∈欠挠诮鉀Q“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fā)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fā)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fā)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fā)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鏈的始發(fā)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guī)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fā)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fā)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guī)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qū)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fā)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yōu)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yōu)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F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jié)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tǒng)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fā)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fā)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潛能?！币虼耍x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guī)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xié)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tǒng)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huán)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huán)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chuàng)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第9篇：政治哲學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fā)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tǒng)的發(fā)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fā)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fā)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fā)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fā)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fā)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tǒng)行政機械化的發(fā)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tǒng)行政發(fā)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fā)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fā)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zhí)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fā)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tǒng)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xù)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tǒng)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tǒng)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qū)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tǒng)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huán)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鼻∈欠挠诮鉀Q“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fā)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fā)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fā)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fā)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fā)展邏輯鏈的始發(fā)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guī)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fā)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fā)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guī)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qū)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fā)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yōu)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yōu)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fā)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jié)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tǒng)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fā)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fā)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潛能?！币虼?，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guī)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xié)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tǒng)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huán)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huán)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chuàng)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